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我很抱歉

挟书谤王蘑菇酱
2020-01-22 看过

去年的影视剧中,《坡道上的家》和《82年生的金智英》都很受关注,因为个人的缘故,没有来得及观看,只是有些闲暇时间匆匆忙忙读过两部原作小说。

在我的观感来看,《82年生的金智英》更像是谴责小说,只是其中所批判的倒不仅是传统的女性面临的困局,而是说,也许世道比起以前来说却是更好了,比如金智英面临专业和职场选择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比如说金智英的母亲也可以“与时俱进”地说一些为女儿的行为辩护的话来呛那观念多少有些太保守的父亲。但是还是有太多的“对女性不友善”并没有改变,或改变得不够。社会在改良,观念在进步,我们肉眼可见地看到处境的改善。但是和仍然存在的顽固守旧的人相比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男性是有机会设身处地甚至感同身受地体会女性处境的,只是他们在反思和改变上作出的努力可能仅停留在一个初级阶段,往后就拒绝再反思,拒绝再有进一步改变。虽然性别利己主义是可以理解并且用于为那些作出有限努力的人(两性皆是)开脱的理由,然则,我们能不能做得再多一点呢?这是此书显著悲观的结尾对我们的发问。

而这份“不够”的印象,到了《坡道上的家》显得更加阴暗而绝望。毕竟,也许《82年生的金智英》像是大声疾呼,要对女性更多的理解和关照,这就需要反思与沟通。而在《坡道上的家》中我看到的是,会不会有些时候,“有效沟通”都太过奢侈,甚至不可能?

这是一起母亲溺婴事件,而案情也没有一次性被铺开,是在山咲里沙子作为陪审员一次次旁听不同证人的证词当中不断明晰的,而尽管直到最后确定判刑,我们都不知道被告安藤水穗到底是纯粹的过失杀人,还是确有那么一瞬间她就是潜意识里希望抛掉这个孩子,或者把自己所受的委屈推到甚至发泄到孩子身上。我们都很习惯“真相只有一个”这个板上钉钉的说法,但是在这次事件中,或许不同证人之间存在矛盾的证词都是“真相”。也许安藤水穗确实说过一些对丈夫来说很打击自尊心的话,也许因为与原生家庭关系不好并且自己会因为尊严问题不愿求助于家庭才导致了看似“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后果,也许她在面对陌生的育儿时的慌不择路也让她感到无所适从甚或做过不少错误决定,也许不管怎么说至少她在过失杀人方面难辞其咎……但这都是她的错吗?

首先,大家多数时候只愿意相信自己看见的,与自己立场贴合的,或者干脆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那部分“事实”。安藤寿士始终相信自己对妻子没有原则上的亏欠,相信自己是在关爱妻子,而觉得妻子并不体谅自己的处境。寿士的母亲也会在陈述她所知道的事实的同时,尽可能在叙述上袒护寿士和自己(尽管有时候会因为袒护自己反而作出对寿士不利的证词),水穗的母亲则一方面当然是希望尽量作出对水穗有利的证词(即使水穗和家里的关系并不好),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当年和水穗有裂痕的事自我辩护。事实的轮廓逐渐清晰地勾勒出来了,但是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不同的景观,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是啊,作为陪审员的里沙子自己不也如此吗?因为偶然地拗不过女儿文香的脾气,便想把她晾着自己先走,但走没几步就考虑到万一文香没跟来该怎么办,便躲在街角希望密切注视她,结果正好被山咲阳一郎看到,阳一郎就觉得一定是里沙子闹脾气就想把文香抛下一走了之。阳一郎的关心自然是有道理的,即使是三步一回头,毕竟哪怕一个疏忽都能导致小孩出事;但里沙子就不冤吗?她也许是稍稍任性了一下,可是哪里又有伤害文香的主观故意呢?

而阳一郎可能确实已经做得够好了,会主动关心里沙子的状况,对待文香也有耐心。但是作为上班族,阳一郎接触婴孩的机会可能就是每天的一小段时间,而里沙子是全职家庭主妇,于阳一郎而言可能不过是生活调节的要素,对里沙子来说却是生活的大部分。他大概会觉得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馀,还能为妻子分担一些麻烦,自己大概做的还不错吧?

但是阳一郎也许没有想过,只是做这些,就足够了吗?又或者说,也许妻子需要的不止是,甚至干脆就不是自己来分担一些具体的家务,而是别的关怀呢?也许他很少会想到这些,而是首先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当里沙子因为在陪审员和家庭事务的两姑之间难为妇,以及对公婆的不放心,对文香的担忧与焦虑以及对水穗的同情和自我代入而感到困难重重的时候,阳一郎只是说:“承认做不到别人能做到的事,也没什么可耻的啊!”会相信他是出于善意,认为里沙子确实压力太大了,陪审员工作不适合她(况且她不是一开始就有些抵触吗?),还是辞去陪审员好好休息更合适,甚至潜意识里未必对里沙子抱有“你不如别人”的想法。如果换作是奉行失败主义者的人(而各人处世的观念本没有高下之分),也许阳一郎这句话是非常及时而且行之有效的,大概会遵从,而不太会心存芥蒂。可是本来里沙子就因为“我不会”、“我不能”、“我做不到”这样的情况,而饱受自卑与焦虑之苦了,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看似是为了缓释,实际上可能反而是在否定里沙子,导致加剧了里沙子的自卑与焦虑。她此时最需要的恐怕还是更坚实的支撑,而不是可能意味着否定自己的一切的退堂鼓。

当然,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认为里沙子的一切是“自卑感作祟”,是被迫害妄想症的体验,并不足取。但是,本来许多话就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例如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里,当了全职母亲的金智英被人说是依赖丈夫供养而整日无所事事的“妈虫”,金智英当然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是“妈虫”,也许那几个说她的人离得再近一点,挑衅意味再浓一点,她可能会发作。但换作是里沙子,也许真的会觉得自己“没用”,会因为被别人说“妈虫”而否定自己全职母亲的艰辛劳力的价值,会对阳一郎产生莫须有的亏欠感。自然,有些人的心态可以“清者自清”,流言皆为浮云,但大多数人会因此受伤的。金智英对这一称呼的否认,和也许另一些人的不情愿地接受这一说法并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都可以被归为所谓“自卑感作祟”,表现出来的情况也如此不同。诚然,各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容或有高下之别,而对于心态过于脆弱的人,有时候敦促他们要更为坚强也不失是一种办法。但是在我们说出“自卑感作祟”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想想,所谓的“自卑感”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既然“自卑感”已经存在了,那难道我们就放任他们自卑下去?是否还要为他们的自卑及其后果补刀一声“活该”呢?

也正如寿士或许对水穗并没有那么大的主观恶意,正如寿士的母亲可能只是想偏袒自己的儿子,但一些无心之言,确实让水穗觉得自己被嫌恶了。尽管个性要强的水穗总会反击回去。表面看来,两边在育儿和家庭发展上都有出力,而在相互口角、冷战的时候也有来有往。“但那是对等的吗?”

但那是对等的吗?会不会我作为丈夫,我负责赚钱养家,家务事方面能随手做一点便随手做一点也就够了?会不会我作为丈夫,所以我发起争执是因为关心妻子和孩子以及落实所谓“一家之主”的“最高权力”,而妻子发起争执则是在顶嘴甚至在挑起事端?又或者,甚至不需要专门规定性别,只是我斥责对方会让对方在愤怒之后陷入泥潭和阴影,对方斥责我则可能只是无能狂怒不过让我一笑便不在意了而已?或者本来说好各自决定各自的事务,但归根结底一切事情还是决定权在我呢?

是的,说到这种立场和地位不对等的对话,除了夫妇之间,大家也许更容易想到父母子女之间,而角田光代没有放过这一点。不错,水穗的母亲会为了照顾或曰迁就水穗的想法,“为了不惹毛女儿而谨慎地挑选措辞”,看起来似乎是无微不至但又卑微的关怀,只是面对希望自己决定自己“异乎寻常”的人生的水穗,在母亲眼里是个“很可怜、很不幸”的人,这种看似谨慎措辞的卑微表象背后,仍然是“你这么做很超乎常理、根本不对,再继续这样错下去,肯定会出大事”这类不容置疑的自负。话说到底,水穗的母亲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揣测水穗的需要,并为之付出所谓“爱意”,结果反而令水穗感到不适,而水穗的母亲只会一边觉得自己爱得太卑微一边哀叹女儿的不领情,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盲目和自以为是。

所以,不论是山咲家的阳一郎和里沙子,或是安藤家的寿士和水穗,共同点在于都有一方是虽有体贴,但也自以为是,而另一方则自卑、敏感、脆弱,甚至有些神经质(尽管我认为水穗在过失溺婴之前的幻觉可能是过度疲劳产生的正常现象,而非确实有精神方面的重症)。这样的形象塑造比较典型,也让读者觉得怎么会这么巧又怎么会这么极端。但正因为这样略带偏激的形象塑造,使得这部文学作品反映出来的冲突更为激烈。也许因此,能使平时对此惯焉不察,或只是隐隐约约有所察觉的读者,能对这类紧张关系的存在更为在意。

从《对岸的她》,到《爱情是什么》,再到《坡道上的家》,角田光代对亲近关系中的隔阂、张力与冲突,都有着颇为细腻的描写,细读下来字字句句皆扎入心扉,某种柔软的绝望感一直萦绕。我们以为众生平等,以为在倾听和倾诉上都做得足以形成有效沟通,然而人际关系中的不相对等引起的自以为是和负隅顽抗本来就是角田光代并不陌生的描写对象,而在《坡道上的家》中,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掩卷之后,不论是已婚已育者也好,未婚未育者也罢,何种性别与何种身份都无妨,也许我们从中都能读出自己——因为不公正对待受到委屈的自己,因为不公正对待他人而伤害了他人的自己,因为看见人际关系中的不公正对待而心有戚戚焉的自己……也许在对人的沟通与关怀上,我们做得都太不够,而我们自己的可能出于善意的颟顸与自负,却总会遮蔽我们察觉其间损益的眼睛。我们喜欢说,“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可是我们距离做到对别人“温柔以待”,又有多远呢?亦或者是,当你确实知道自己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又能否勇敢的说“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我很抱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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