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班門弄斧的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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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ation Information: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 Reading Date: 2019.12.19-12.24 Reading Response: 在台灣拜讀了許多史家的歷史書寫,尤其是於我研究領域有指導意義的,例如林志宏、李仁淵、張世瑛等老師的作品,從其中發現諸多治史方面的相似之處。一方面,他們不至於拘泥於某史觀之中不能自拔,另一方面,比美國的漢學家更加了解中國本身。如此一來,便可以博採眾長,其思維是極其跳脫的,可以接受很多西方的理論與主義,但又有很深的中國文化積澱,知道何者可套用而何者不可,其中有很多的反思和萃取過程,不至於成為西方理論浪潮下的裹腳女人,亦步亦趨。是故士炫說,台灣其實是很適合做中國近代史的地方,誠不我欺。 這本書在圖書館被歸類為社會科學類,沒有和歷史類圖書放在一起,應該可以說明,這本書是歷史學與新聞傳播學比較好的結合。落腳點在歷史學,但是借用了一些新聞傳播的理論進來,有時會喚起大一在新傳院上高級新聞採訪的記憶。很多豆瓣上的書友被嚇到,因為本書其實是李仁淵老師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時的碩士論文……全書將近400頁,且水平不賴,淑宜老師亦將它選為清史課程的核心參考書目。 首先較有感觸,在於李仁淵對於官方之於報刊崛起的因應措施的研究。新式的傳播媒體在不斷地拓展其言論自由空間的時候,也是在脅迫官方作出因應的過程,可視為官方面對新興事物的摸索與借鑒之路。從封禁,到模仿其形式(創辦官報)以對抗,再到引入西方的法律觀念去框架,官方的這種因應模式,客觀上來說是在促進報刊業的繁榮發展。在封禁時期,官方由於沒有法律條款依據,而在對報業者的量刑上造就諸多冤案(例如重慶的卞小吾之死);封禁的圍堵失敗之後,則是用了官方創設官報的方式對抗,但是因官方的行政體系之弊端,無法與那些新興報業相抗衡,反而壯大了報業的聲勢;而到了以法律作為手段的框架時,其初衷是為束縛新式報刊的言論自由,卻反過來保障了報業者們的著作版權,以及亦把自身納入框架之中,使得卞小吾之類案件得到控制,亦是一種對國內言論空間的正當性的鞏固。但是究其官方的本心,似乎並非如此,是故極有意思(見第五章<官方的因應>)。從這一點也可反思,晚清的新政在很多程度上如清遺民所說,是在孜孜不倦地給自己培養掘墓人(限於篇幅不多贅述,例如廢除了科舉,但是相應的以更新式的學堂來取士的制度一直沒有確立起來,社會階級的流動出現了畸形)。 無法忽視的是報刊的出現對於當時整個社會結構的轉變的刺激。書中有提到報刊打破了「莫談國事」的限制,通過製造臨場感讓民眾認識到原先諸多「天高皇帝遠」的事情,甚至成為眾人關注談論的焦點(頁100)。可是在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絕大多數民眾仍然對此次戰事一無所知,並未對其生活造成多大影響(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其一固然是無論朝野對此較為淡漠,與清朝的世界觀、華夏觀以及政治任務重心有關,此次戰事的嚴重性是後來所「賦予」的,當時引發的地震遠未有傳統史學界所說的那般強大。但另一方面,受限於傳播的限制,身在內地的百姓,自然無處聽說。但是恰恰是報刊業的崛起,一舉打破了傳統的格局。 李仁淵老師幫助了我革新了一些觀念,啟發了對治史的些許看法。例如,要注意作為一個個體的特殊性。以孫寶瑄為例,其對西學採取的是開放的態度,亦支持變法,但唯獨對種族革命加以反對,蓋與其個人身份有關係,「以蔭生資格」入仕,在滿族官場上又有諸多人脈資源的士人,自然與社會下層的漢族士人的「利益」考量不一(頁199);畢竟,古也好,今也好,人們對於自身「既得利益」的維護,一以貫之。又例如,盡量避免用「維新」與「守舊」等等派別去界定人物的「屬性」(頁120)。一個人先屬於某種立場,就必然作出某種行為的這種觀念早就應該丟進樂色場。我記得在《辛亥革命與袁世凱》論文集中,許多專家學者亦指正過,不能根據袁世凱後來的「洪憲帝制」,就反推袁世凱一開始就是狼子野心,破壞辛亥革命成果的時候就想好了當皇帝這一天之類的陰謀論,與李仁淵老師說的,不能把張之洞歸類為「守舊派」,然後去反推他們反對新作法是天經地義,偶爾支持維新是迫不得已腦子裡定有所圖云云有異曲同工之妙。我一直覺得,史與今二者是分不開的,歷史學家對待史界與當今世界,應該秉持一以貫之的價值觀。如果陷溺於先扣一頂帽子,然後再為了這頂帽子找證據的史觀當中去,看待當今世界的眼光亦是歪的。 匆匆草就,言不盡意,諸君請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