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品•不完美的乌托邦】维舟：道可道，非常道
有个捷克笑话：某人在办理出境手续时，移民官问他想去哪个国家。他把地球仪转了一圈后，沉思了一下问：“还有没有别的地球？”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要逃离现在的世界，不外乎两种手段：远行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社会，或者自己动手建立一个乌托邦。乍看起来，前者是消极的避世，后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它们根源都在于内心的不满，只不过一个指向过去的维度，一个则常伴随着强烈的未来感。因此并不意外，早期乌托邦主义者笔下的理想世界，不论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太阳城，都具有一种桃花源式静态社会的特征。
不管怎样，乌托邦的理想本身蕴涵着对社会改革的渴望，也确实推动着社会进步。怀抱着在人间建设天堂的高度热情，一代代人投身于政治变革的洪流之中。然而令人愕然的是：这一努力本身却促成了一种反乌托邦批判：人们谴责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造成了历史性灾难，如果不及时阻止，或许还将造成一个更黑暗的世界。
乌托邦思想总是倾向于描绘一个完美的图像，总是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未来应该是怎样一番图景，甚至包括人们的生活时间表，体现出一种静态、不开放的特性——它无须再作完善，它本身就是完善，因此也就终结了历史和变化。马克思曾说，他虽然设想一个未来的社会，但拒绝去书写“未来的餐馆的食谱”。与此相对应的是：反乌托邦主义者则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完美的静态社会将是对自由的窒息，因为“这类规划往往更多地表现出对支配而不是对自由的愿望：它们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怎样自由地行动、生活和谈话，好象他们不能为自己确定这些似的。”
的确，这看起来是大部分理想社会无法避免的命运：由于被规划中的未来政府要承担起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其结果必然是政府不但没有消亡，相反将经历极大的权力扩张。反乌托邦主义者最为恐惧的也正是这种发展到无所不在、个人又难以抵挡的国家权力。拉塞尔•雅各比在书中并不准备为此辩护，但却令人信服地指出：乌托邦主义在现代实践中的失败并不应该导致完全否定乌托邦思想，说到底，我们总需要一个进一步完善的未来。
无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越强烈，寻求社会改造的动力也必然越强烈，而这又总是以批判开端——不幸的事实是：批判的时代总是一个破坏压倒建设的时代。对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渴望也总是伴随着一种线形进步的历史观念：这种现代观念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由低到高，越来越进步。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因而促使他们用心准备革命方式，以便使乌托邦状态现在就到来。
如果说乌托邦导致了暴政，那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急切的激进主义。而理想主义者的不人道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在他们的理想显得不适合当时情况的时候。斯大林曾说，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那就改变现实——这句话事后听起来是颇有些让人不寒而栗的。蒲鲁东在《论乌托邦社会主义》中，早就对这种激进的政治思想不无讥讽：“他们要按照他们想象的计划重构社会，就像天文学家按照他们的计算而改变宇宙系统一样。”
在这个反乌托邦的时代，作者回顾近现代社会改造的种种实验背后的思想，并不是要单纯地否定或赞成某一方。毕竟，我们如今都已清楚，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制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就此而言，反乌托邦思想中蕴涵的批判性及幽暗意识，正是一个高度警惕性的防范机制。然而，这也不应该导致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否定乌托邦思想。如今的世界是一个美国化的世界，人们当下再没有他所知道的理想，用桑巴特的话说，“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面对烤牛肉和苹果派时化为了乌有”，这果真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就此，我赞成作者的结论：对完美社会的渴望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未来不应是预先划定的设计图，而应是以“否定词”限定的景象——不是去详细地描绘它是什么，而是限定它不是什么，以此抽象地追求、感受它。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一种犹太教思想，但在中国人读起来，却更容易联想到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永恒之道不应是一个确切、预定的图景，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图景会是真正永恒与完美的。霍布斯鲍姆的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乌托邦的新前景：“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似乎是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强烈的情绪，用波德莱尔的话说，“任何地方！任何地方！只要在我现在的世界之外！”要逃离现在的世界，不外乎两种手段：远行到一个与现代文明绝缘的社会，或者自己动手建立一个乌托邦。乍看起来，前者是消极的避世，后者是积极的社会改造方案，然而它们根源都在于内心的不满，只不过一个指向过去的维度，一个则常伴随着强烈的未来感。因此并不意外，早期乌托邦主义者笔下的理想世界，不论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是太阳城，都具有一种桃花源式静态社会的特征。
不管怎样，乌托邦的理想本身蕴涵着对社会改革的渴望，也确实推动着社会进步。怀抱着在人间建设天堂的高度热情，一代代人投身于政治变革的洪流之中。然而令人愕然的是：这一努力本身却促成了一种反乌托邦批判：人们谴责这种狂热的理想主义造成了历史性灾难，如果不及时阻止，或许还将造成一个更黑暗的世界。
乌托邦思想总是倾向于描绘一个完美的图像，总是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未来应该是怎样一番图景，甚至包括人们的生活时间表，体现出一种静态、不开放的特性——它无须再作完善，它本身就是完善，因此也就终结了历史和变化。马克思曾说，他虽然设想一个未来的社会，但拒绝去书写“未来的餐馆的食谱”。与此相对应的是：反乌托邦主义者则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完美的静态社会将是对自由的窒息，因为“这类规划往往更多地表现出对支配而不是对自由的愿望：它们规定男人和女人应该怎样自由地行动、生活和谈话，好象他们不能为自己确定这些似的。”
的确，这看起来是大部分理想社会无法避免的命运：由于被规划中的未来政府要承担起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其结果必然是政府不但没有消亡，相反将经历极大的权力扩张。反乌托邦主义者最为恐惧的也正是这种发展到无所不在、个人又难以抵挡的国家权力。拉塞尔•雅各比在书中并不准备为此辩护，但却令人信服地指出：乌托邦主义在现代实践中的失败并不应该导致完全否定乌托邦思想，说到底，我们总需要一个进一步完善的未来。
无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越强烈，寻求社会改造的动力也必然越强烈，而这又总是以批判开端——不幸的事实是：批判的时代总是一个破坏压倒建设的时代。对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渴望也总是伴随着一种线形进步的历史观念：这种现代观念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由低到高，越来越进步。在这种激情的驱使下，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因而促使他们用心准备革命方式，以便使乌托邦状态现在就到来。
如果说乌托邦导致了暴政，那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急切的激进主义。而理想主义者的不人道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在他们的理想显得不适合当时情况的时候。斯大林曾说，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那就改变现实——这句话事后听起来是颇有些让人不寒而栗的。蒲鲁东在《论乌托邦社会主义》中，早就对这种激进的政治思想不无讥讽：“他们要按照他们想象的计划重构社会，就像天文学家按照他们的计算而改变宇宙系统一样。”
在这个反乌托邦的时代，作者回顾近现代社会改造的种种实验背后的思想，并不是要单纯地否定或赞成某一方。毕竟，我们如今都已清楚，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制能力时，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就此而言，反乌托邦思想中蕴涵的批判性及幽暗意识，正是一个高度警惕性的防范机制。然而，这也不应该导致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否定乌托邦思想。如今的世界是一个美国化的世界，人们当下再没有他所知道的理想，用桑巴特的话说，“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面对烤牛肉和苹果派时化为了乌有”，这果真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就此，我赞成作者的结论：对完美社会的渴望本身并没有过错，但未来不应是预先划定的设计图，而应是以“否定词”限定的景象——不是去详细地描绘它是什么，而是限定它不是什么，以此抽象地追求、感受它。作者认为这主要是一种犹太教思想，但在中国人读起来，却更容易联想到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永恒之道不应是一个确切、预定的图景，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图景会是真正永恒与完美的。霍布斯鲍姆的话再好不过地概括了乌托邦的新前景：“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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