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少年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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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区》对标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会比较好理解,胡迁的野心是奔着记录时代那个方向去的。小说以双视角交替叙事,以硬币的“花”和“人头”分别命名两条线索。个人经验是要么先只看“花”要么只看“人头”,会比较好理顺,若是按照排版的顺序(一章“人头”一章“花”)容易拎不清。“花”的视角是“我”,陈沉,十二岁念小学;“人头”的主要是以“黄枪”视角,小区看管车棚的,脸部被火烧毁容,有个养子小峰。于是这一大一小的双视角便能相当全面的展现90年代的风貌和状态了,当然了成年人世界糟糕少年们的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如说成年人所构成的社会如何塑造了少年们的恶,或者成年人的缺席疏忽同样造就了这批少年们。也可以说胡迁通过这个长篇处女作回溯自身的少年时期来反思自己何以至此,正如《大裂》是回溯大学时期,《牛蛙》则更贴近当下。
“花”——少年的世界
96年,“我”,陈沉,十二岁,小学六年级,父亲陈江,开家庭旅馆,拉皮条,与女疯子有染,母亲出走,说这里坏得流脓。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家长一样自顾不暇,陈沉的父亲一边经营旅馆一边照看陈沉,无非是一日三餐,更深层次的教育或者交流根本谈不上。陈沉也无心学习,和学校里的一帮小混混混在一起。陈沉这条线索的主要叙事动力在于“我”少年的羞耻和性萌芽,“我”由于泄露同学的家庭丑闻以及对同班女同学的暗恋而卷入到少年小混混们的纷争,无意中见证了这帮混混对小区女疯子实行的暴行,少年们的恶照抄成年人的恶,恐怕还要更加变本加厉。当陈沉的父亲屈打成招被警方当做替罪羔羊,陈沉作为命案现场的证人却不被警方相信(这部分处理得比较粗糙,为了强化90年代警方办案的符号化形象)。最终陈沉失父失母,二十岁车祸身亡(结尾处理还是比较仓促)。
“人头”——成人的世界
这部分主要依靠“黄枪”视角,也有他的养子小峰的视角,补充少年“我”视角下的盲区,并借助成人的视角抒发作者对90年代社会的观察和批判,可以表达更成人化的感受而不用生硬加在少年陈沉视角之下。一般来说但凡有凶杀发生的双线叙事都会选择一个警察视角,但胡迁却选择了非警方视角的作为叙事补充,黄枪是小区车棚看管,脸被火宅毁容,无妻无子,领养的小峰是弃婴没有身份,黄枪是作为小区的边缘人存在的,使用一个边缘人物作为视角自然是有所谓“作家关怀”的考虑,但是在边缘人身上不被染缸文化吞噬的某种纯洁性或者不被理解的那一面,是和作者本人发生共情的,但往往是人物身上的这种“宝贵品质”导致了悲剧。此外,借助黄枪的职业,也就是车棚看管,得以和住在小区里的公安局年轻片警发生联系,借此了解案情。在作者没有太多警方刑侦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减少很大的写作方面工作量,使黄枪这条线成为警方的副线,不用花太多心力放在构建逼真的刑侦破案过程,但还是可以呈现警方(体制)的情况,同时又可以呈现他作为边缘人的情况,相对而言也是不错的处理。在这里的叙事动力在于黄枪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替罪羔羊的自觉介入以及在没有了嫌疑犯危险之后的好奇心,加上他对被害女疯子赵湘一面之缘后的“精神恋爱”,驱动黄枪对小区的各色人物进行观察、甚至跟踪监听,于是相当合理地补足了少年视角的盲区,呈现出一个肮脏恶臭的小区或者说“坏得流脓”的90年代,严打时期荒诞透顶,人人告密又人人自危,小区里七嘴八舌流言四起,人们不是疯了就是死了,要么就坏掉了,成年人坏,小孩子也坏,以“陈江”为代表的的商人利益熏心,而以“二狗”代表的知识分子同样迷茫甚至阳痿,只有武疯子胸前挂着块木牌:忠义千秋。
但这条线明显没有陈沉那条线写得精彩,黄枪的叙事动机也弱得多,在这一视角中所呈现的成年人、知识分子、边缘人、警方和体制的形象都过于符号化、片面,远远没有陈沉那条线来得生动,至少“我”的叙事动力更为鲜活可信,“我”的内心或者“我”的少年形象也更为丰富、复杂和饱满。我怀疑黄枪这条叙事线索是胡迁后来才再加进去的,增加一个视角会使叙事更丰富也更客观,但也带来了符号化、生硬乏味的问题,如果不加黄枪这个视角,自然没有那么完整,不过也更流畅更纯粹更有力量感,但属于黄枪的那部分成人化观察可能会被加进来,可以看到作者为了使这种成人化的感受更合理,在一开头就采用了一个回溯性的写法,这样一来在少年视角之中还可以还可以有主人公回溯的成人视角。当然视角选择一个、两个或者多个都有作者自身的考虑,我也明白这种多视角的考量,对比单一视角会有视野更开阔的幻觉。
告密时代——两个世界的共同特征
无论是在少年视角的叙事中,还是成人视角的叙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告密横行,无论是友情、爱情、亲情或者伦理道德都在土崩瓦解。在“我”的叙事中,为了“何铁”不告发自己父亲搞皮肉生意,自己主动告知“猛子”的父亲与女疯子有染的家丑作为交换,虽然“我”和何铁、猛子之间都是哥们,但是在孩子之间仍然相互告发。而黄枪视角下的叙事则更为明显,小区的居民们为了避免自己被警方怀疑为杀人凶手,人人自危相互告发,或者相互串通做假证。加之严打背景下,刑侦求快刑罚加重,很难说清楚这种整个社会精神状况的土崩瓦解与历史、体制之间的互为因果,总之在胡迁笔下的九十年代一片荒芜一切丧失,我不能评判他是否准确地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但是我知道他抓住了他所看到的那个年代,抓住了那个将他塑造成型的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