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提要

忘忧清乐阁主
2019-11-16 看过

本书自序解题,《东晋门阀政治》“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氏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全书除“自序”外有七章,“依次论述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藉以显示门阀政治的阶段性”,其中有大量考证,探蹟索隐。最后又有后论,贯通论述东晋门阀政治,又对这种政治形态的内涵外延加以补充说明。

在本书中“门阀”、“门阀制度”、“门阀政治”有不同的内涵,门阀指的是魏晋以来形成的士族门阀,由东汉的世家大族这一形态演化而来,他们在经济上是大土地所有者,封闭山泽,营造庄园,吸纳大量宾客部曲等依附人口耕种,又享有种种经济特权;在政治上世代为官,子弟众多、占据中内机要彼此呼应,把持朝政维持家族势力不衰;在文化上则标榜玄学,竟日清谈。门阀制度是门阀赖以维持其特权地位,区分士庶的种种制度,包括经济上的品级占田荫客、政治上的九品中正制和门阀之间的彼此婚媾,不与庶人通婚,又以谱牒之学自我标榜。

以本书的语境是海内外尤其是日本学者强调六朝的贵族政治,也是作者一直反思的中国古代的皇权政治,作者强调,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特定条件即是一、民族矛盾尖锐,北方大兵压境;二、皇权不振但尚有号召力,三、士族专兵,收拢流民为军。因而皇权政治的表现就是皇帝垂拱、士族专兵、流民出力。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因为东晋皇权不振,士族专兵得以选择皇帝,各个士族之间又互相倾轧,维持平衡。

第一章 释“王与马,共天下”讨论门阀政治的开启。作者将之追溯到西晋八王之乱(291-306年),最后形成了东海王司马越拥立晋怀帝、令鲜卑慕容部、拓拔部相助和成都王司马颖令刘渊匈奴五部、羯人石勒相助这两大阵营。司马越乃是八王之乱的最终受益者,却也对匈奴羯人的军队极为惶恐(为后来东晋不与刘渊石勒通使埋下伏笔),只能联络关东士族名士支撑自己,而他最终选中了琅琊王氏的王衍。司马越与王衍的政治结合各有图谋,司马越以宗王名分和执政地位为王氏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司马越与琅琊王氏兄弟共同决策南渡,司马睿、王导遂受命过江,填补江左真空,为中原犄角,并为中原搜刮江南财富,漕运粮食。永嘉南渡之后,王导居于中枢之地,把持朝政,其弟王敦则控制中游,王氏家族遂得控制朝政,实现“王与马,共天下”。

第二章“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讨论郗鉴在门阀政治建立之初的乱局中依靠军队、建立均势,延续门阀政治。郗鉴过江不早,地位不高,但他作为流民帅,平定王敦之乱,又与王导结合,共同对抗身为外戚的庾氏家族,形成政治均势,从而保证了数十年的政治稳定。郗鉴本非第一流士族,但又有一定门户背景和社会地位,且又效忠于朝廷,故而能得信用,驻守建康东北的北府——京口。作者对于京口的经营做了详细地军事政治分析和考证(没有军事地理地图是一缺失)。京口地位重要,可以吸引北来流民,又可以吸纳南方三吴的粮食物产养兵,对南控制三吴,对外抵御海盗,对内拱卫京师。郗氏家族保持了对京口军队的影响,因而长久成为一流士族。

第三章“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讨论庾亮如何巩固门阀政治。门阀政治也有多种不稳定因素,一是皇帝的反抗,一是门阀内部的争斗,一是次等门阀的威胁。庾亮联合王导,一方面对抗皇帝宣扬申韩法家学说(意识形态战争),一方面反对皇帝任用的刘隗、刁协的“刻碎之政”,再是反抗宗室诸王,也反对种种遵守礼法旧族的非难。总而言之,庾亮力求维持门阀政治,在皇帝与门阀、宗室与门阀、门阀与门阀、旧门与门阀、流民帅与门阀之间艰难调和。

第四章“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讨论桓温通过北伐取得政治地位,却被世族牵制未能篡位。作者首先考证了桓温的先世,探蹟索隐,推测桓温之祖乃是魏晋之际忠于曹爽被司马氏诛杀的桓范。此背景导致了谯郡桓氏之衰微。桓彝过江之后与元康名士交游,积攒了名声,又以事功执掌军政权柄,但仍不被大士族尊重。桓温当政,源于其盘踞长江中游(作者习惯用上游)独立发展,故而他要凭借北伐加以扩充实力。第一次北伐入关中,临灞水,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却不能守,但是声望大增。第三次北伐虽未成功,使得他名石俱损,却也让他取得徐州豫州,控制中央,权倾朝野。但王谢等世家大族却予以掣肘牵制,桓温终于未能成功。作者排比史料,分析了在简文帝遗诏背后的政治斗争,皇权调入最低点,门阀士族权力最高点,最后王谢两族依附皇权振兴皇权,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拉开序幕。

第五章“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分析陈郡谢氏当权时期的政治。陈郡谢氏本非一流士族,经历三代崛起。谢鲲由儒入玄,成为名士,谢尚戍守方镇,到谢安时屡立战功,指挥了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东晋胜利的重要原因是谢氏家族重建的北府兵。谢氏组建北府兵“不过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北府,后来分散开来,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宿将和流民武装(江淮宿将亦出于流民武装),征发一部分过淮流民予以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尔后东晋朝廷的政局。”(第207页)北府兵为东晋带来了淝水之战的胜利,但是拥兵自重的陈郡谢氏也遭到了皇权的警惕。皇帝一方面以弟弟司马道子为相分谢安的相权,一方面又扶持依附于皇权相权的太原王氏与谢氏抗衡,东晋门阀政治进入最后阶段。

在本章作者还分析了淝水之战,作者是三国史研究的专家,故而将淝水之战和西晋灭吴之战加以对比,认为前秦逊于西晋,东晋又强于孙吴,两次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故而淝水之战虽然带有统一战争的性质,但主要的还是民族入侵战争。决定其战争性质的和很大原因还是北方民族融合问题。只有在北方民族融合达到很高的程度的时候,北方的统一才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参考作者的《拓跋史探》)

第六章“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和第七章“刘裕与孙恩”,讨论门阀政治的终结,次等士族和北府军将领埋葬了门阀政治。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今非昔比,东晋末年孝武帝任命弟弟司马道子为相,重振皇权。太原王氏如果不想重蹈桓温的覆辙,则就要依附皇权和相权。则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的尝试乃是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而此时,次等士族也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孙恩卢循以道术笼络百姓,谋求自身的政治权利(作者在这里发展的是陈寅恪《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的看法),摧毁了三吴门阀士族的统治根基,最终获利者乃是北府军将领刘裕,他通过义熙之政多年的经营,终于代晋建宋,重振皇权,门阀政治彻底终结。门阀士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但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仍有极大的影响,刘宋皇权也不得不与之合作。但正所谓“衰至便骄”,他们越是受到了庶族寒人的威胁,越是生机已失而日趋衰弱,就越是要深沟高垒,自我骄矜,互相排诋。

本书“后论”集中讨论门阀政治的一些线索。第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东汉的世家大族是东晋门阀的前身,需要由儒入玄成为新的门阀士族。其实旧族门户未必有多少追溯到东汉,但仍要摆出姿态鄙视新出门户。而两者在受到次等士族的威胁时又要一同戒备。第二,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来源。永嘉南渡,过江的士族多数都是东海王越阵营的士族名士,其过江之后才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受到了皇权的欢迎,故而凭借政治地位求田问舍,重建家园。第三,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宗族作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构成,与皇权的发展关系紧密。东汉以来国家政权对世家大族予以了宽容,曹魏西晋以来更是从制度上予以认可。但在政治上,世家大族还是拥护皇权的。东晋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门阀政治,门阀士族得以平行于皇权甚至超越皇权。第四,门阀与流民。东晋一朝皇帝垂拱,门阀士族征发流民形成武装均势,控制皇权,彼此制衡。但是后来皇权和士族衰落,门阀政治也就走到了尽头,流民帅得以依靠流民的力量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第六,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的经济根基乃是大田庄产业,山川与耕地水泽相连。这种产业倚仗其政治势力,也成为支持江左百年门阀政治的物质基础。第七,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两汉魏晋的儒学世家大族需要经历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才能成为东晋门阀,但儒家思想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即儒道兼综,玄礼双修。但儒学终究偏枯,义疏之学不盛。(参看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第七,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渡性。门阀政治建立在皇权衰微、门阀专兵和民族矛盾尖锐这三个基本条件之上,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作者的断言是:“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在东晋百年间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门阀政治的存在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他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挥在那,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第345页)作者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是著名的“北朝主流论”,可参看作者的《拓跋史探》,作者的学生阎步克对此大有发扬,参看《波峰与波谷》。

全书的最后,作者指出在这些纷纭复杂的历史斗争之下,“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第345-346页)这就是本书的最终结论。

读此书者应当注意作者的对话对象、作者的古典史论式的语言风格和学术规范。二十世纪的中古史研究,陈寅恪为开山之祖,周一良、唐长孺、田余庆在魏晋史领域奋扬其说,黄永年则在唐史领域有所反思。田余庆此书专门论述东晋门阀政治,就是在陈寅恪奠定的基础上与周一良、唐长孺等人交流对话,这是本书的学术背景和预设的“对手方”。(一个例子就是作者喜欢引用《朱子语类》,应是受到陈的影响)作者的语言近似于古典史论,运用史料主要是正史和《通鉴》,间或运用各种杂史、道教典籍甚至是书法资料,精彩纷呈。

对东晋史实不熟悉者宜简略了解东晋一朝基本历史线索后再阅读本书(最好就是看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田余庆本人执笔的魏晋南北朝史部分),还应该自行编制东晋帝系表、大事编年表、门阀世系表来帮助理解史事内容,此外还应参考长江中下游的军事地理地图以便理解荆扬之争这个基本的政治格局(缺乏地图算是田书的一个小问题,三国与魏晋接近,建议参考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读完此书后想要进一步了解田余庆之学问建议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和《拓跋史探》,想要深入了解魏晋南北朝史推荐阅读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和唐长孺的一系列著作。

2019年11月15日通读全书,16日草此提要

11月20日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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