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的知音

米卡
2007-08-17 看过
   福楼拜的知音
——《福楼拜评传》编辑手记

    因为做硕士论文的关系,我得以走进李健吾先生的文学批评世界,在一片繁花似锦中邂逅了李先生的名作《福楼拜评传》,一时惊为“天人之作”。也许真的是有缘分,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竟被我搜得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版本,遂为镇室之宝。其实,与我有同感之人当不在少数,从孔网上的销售数据以及天涯社区不断有读者求购此书可见一斑。恰好毕业后进入出版行业,遂起了重版此书的念头,很快这一想法就得到了郑纳新先生的首肯,于是转而求助于李先生的女公子李维永老师,李老师不仅认可了重版一事,还邀请到了柳鸣九先生为之作序。如此顺利,实在是幸甚幸甚!
    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评传》当真是一件珍品,当得起“珠圆玉润”四字,很少有评传做得如此精彩的。阅读这本评传是一种艺术享受,拿起来,你就不会舍得放下来,非一气呵成不可;它不仅增添甚至平添你对传主的兴趣,而且本身就是一杯余味十足的清茶,值得你一品再品。但凡读过此书的人,夸赞起来决不吝惜抒情词汇,那股真诚劲,令人动容!
    此处不妨先摘抄几段,读者诸君当知所言不虚,一笑:

      像这样一部结构完美的书,我们无法拣选一句话来发挥或任意加以论列。它是首尾一致的有机组织,它全书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不容许我们割裂它。这书启示我们的不是一个“福楼拜”和他的《包法利夫人》、《萨郎宝》……它启示给我们的乃是人类精神的活动与潜力。作者是一个惊人的精神的探险者,他的理智的光辉彻照全书,用美丽的简畅的文字将他的探险经历呈现给我们。(常风,《<福楼拜评传>》)
                                                     
      这本书出自一位二十八九岁的青年之手,除了那热情洋溢的笔调还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之外,行文的果断,立论的斩截,征引的繁富,却分明透着批评大家的气魄。……《评传》是富有文采的,不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艳丽,而是清新,是淡雅,像一道澄澈的溪水,直流到读者的心里。有时它也能激出一团团水花,让读者感到心灵的震颤,那是因为作者稍稍打开了感情的闸门。(郭宏安,《读<福楼拜评传>》)
                                                                             
      全书近三十万字,分析详尽透辟,征引广博灵活,而结构,却是那样的简略,明晰,一个简单的丰盈,或者说丰盈的简单,这类著述的最高境界。……整个一部书,如同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妇的胴体,健美,丰盈,没有一丝一缕的多余。(韩石山,《李健吾传》)
                                                                             
    《福楼拜评传》的写作起于李健吾先生赴法留学。1931年8月,李健吾和朱自清、徐士瑚三人启程赴欧。到法国后,李健吾即选择福楼拜作为研究对象,日夜研读福楼拜,很快就写出了《福楼拜评传》的草稿。1933年8月底,回到北平后,他在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谋得一个职位,这个编译委员会隶属于用庚子赔款设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它是一个学术机构,主要是聘请一批精通外文的人士译介外国文学名著,与李健吾同时受聘的还有卞之琳等人,李先生的任务就是整理其专著《福楼拜评传》,翻译《福楼拜短篇小说集》。
    在整理期间,李健吾间或将一些业已整理好的文字发表在由沈从文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到《福楼拜评传》成书前,有相当一部分文字都发表在“文艺副刊”上。1934年1月1日,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冰心、朱自清、沈樱、吴晗、李长之、林庚、李健吾等为编辑人。在这期创刊号上,李健吾发表了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雄文为李健吾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对他的生活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据李健吾回忆,“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因女士看后,给我写来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见面”。此后,李健吾就得以经常出入于当时闻名北平城的“太太的客厅”,并成为“京派”文人圈子中的一员。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的还有郑振铎,第二年夏天,他出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就是因了这篇文章才毫不犹豫地聘任年方29岁的李健吾为法国文学专任教授的。继这篇文章之后,李健吾在《文学季刊》上相继发表了《论福楼拜》和《福楼拜的内容形体一致观》。1935年8月李健吾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是年12月,《福楼拜评传》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包法利夫人》连同成书后的《福楼拜评传》,一举奠定了李健吾法国文学研究专家的地位。此时的李健吾,可谓意气风发,正值事业的起步阶段,而这个头又开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评传》很快就遇到了知音,次年4月27日,比李健吾晚四年进入清华大学的常风就发表书评《<福楼拜评传>》(《国闻周报》第13卷第16期),称“在我们的出版界已有了若干作家评传与作家研究的现在,我们对于这本新刊的《福楼拜评传》仍不能不推它为一部开山的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这本评传之所以一出版即显得超凡脱俗,备受读者青睐,首先在于其叙述别具风格,娓娓道来,酣畅淋漓,引人入胜,仿佛一阵清凉的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一点也没有通常学术专著惯有的艰涩。正如韩石山先生所言,当时的读者欣赏它,“与其说是为文中艺术分析的精辟所折服,还不如说为作者行文的大气磅礴而又机警诡谲所倾倒”。的确,李健吾的语言灵动峭拔、通脱跳踉,笔触细腻非凡,句式整散有致,行文恣肆汪洋,极富想像力,令人叹为观止。李健吾充分践行了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的批评观念,深入福氏作品的深处,同时大量征引福氏函札,相互发明,探幽抉微,成就了一部摇曳生姿、勾魂摄魄之作。李先生对福氏作品的解读堪称清新奇崛,对福氏作品的概述简要传神,对人物性格的分析透辟精准、兴味盎然,即使你没有阅读福氏的原作,想必也会被完全吸引住,为之折服,为之拍案叫绝。此等批评文字庶几可与所评论的原作比肩而立,当不多见。
    后来的评论者大都叹服于全书结构的完美及其深厚的学术含量。李先生的学生郭宏安先生表示《福楼拜评传》当得起“才,学,识”三个字,认为它“不仅是一本有吸引力的书,还是一部有科学性的学术著作”,“不仅是一部有判断力的批评著作,还是一部有艺术性的文学批评著作”(《读<福楼拜评传>——为怀念我敬爱的老师李健吾先生而作》,《读书》1983年第2期)。李先生的传记作者韩石山先生也对《福楼拜评传》赞不绝口,韩先生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考之甚详,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韩先生的《李健吾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也是一本典范的知人论世之作,不故作夸张炫奇之语,平实厚重。韩先生本人亦多次撰文提请世人毋忘李健吾的文学成就及其重要性,奋力为乡贤鼓与呼,令人敬重。
    继《福楼拜评传》之后,李健吾翻译了福氏大部分的作品(如《福楼拜短篇小说集》、《包法利夫人》、《圣安东的诱惑》、《情感教育》等,这些译本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李先生的翻译功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至今还让读者感念不已。在中国,李健吾成了当之无愧的福楼拜专家,名副其实的福楼拜的知音。不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主要是另外两个身影,一是以本名李健吾知名的戏剧家,一是以笔名刘西渭知名的批评家。一般读者熟知的也只是他的这两种身份。需要补充的是,《福楼拜评传》的写作,对于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意义重大。与福楼拜的相遇使李健吾巩固并完善了自己的文学观——他借以批评作品的武器。对法国文学的了解,也极大地方便了日后他对于中外作家风格的品评与比较。而且,更要紧的是,锻炼了文笔。《福楼拜评传》事实上为其名动现代文学批评史的经典之作《咀华集》的写作提供了最充分的准备,将这两部作品参照阅读将是很有意思的事。
    时隔45年后,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评传的“新版”,这一版本是李先生亲自修订的。在新版序言“写在新版之前”中,从现阶段的认识出发,李健吾谈到了老版本的“毛病”。首先,他认为缺一章专讲福楼拜的时代。李健吾试图将阶级分析引入福楼拜的时代,并为福楼拜的阶级立场作一定程度的辩护。其次,他认为福楼拜将艺术视为自己的“宗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因此他试图重新阐释这一选择的积极意义以及历史局限性,即一方面固然证明了福氏对丑恶的时代和社会的厌恶,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没有在政治上另找出路。同时,他试图尽量将福楼拜向巴尔扎克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道路以及此后高尔基的批判现实主义靠拢。
    修改并不大。像通常的修订本一样,主要订正了老版本的错讹之处,更新了人名、地名以及一些专有名称,调整了插图以及一些民国时期的用语习惯,重译了若干书中所引福氏作品。原书第六章标题“短篇小说集”易为“三故事”;附录二“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的文学运动”易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过程”;删去了原附录三“《圣安东的诱惑》初稿”;在“参考书目”中增加了两段说明性的文字,主要是介绍新的版本和研究书目。此外为纠正上述“毛病”,在部分篇章中增加了一些带有阶级分析的内容。比如,原版本第一章“福楼拜”在评论福氏“归隐田园”的主张时,添加了一句话:“说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以种种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在同一章中谈论福氏不“仰任何人的鼻息”,称之为“自为衣食的倔强汉子”,新版在“自为衣食”之后特意用括号补上“其实依靠土地收入”。第四章“情感教育”最后一句是:“《情感教育》不是‘未经选择',然而仿佛一部艺术化了的中国小说,却分外和现代接近。”新版将最后的句号改为逗号,另加上:“而又和我们相离如此之遥,错觉本身就是一种悲剧。这种悲剧只有资产阶级作家才有。眼界小,聚在资产阶级活动本身以内,本身就是悲剧。”新版第七章末尾添加有一段话:“而且得、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就不是作者能看到的了,他看到的只是得、失。其实这里不仅是徒劳往返、从誊写生到誊写生的兜圈子而已。”作出这些说明,添加如许分析,是出于时势,亦出于本心。建国以后,许多现代作家都曾经“修改”旧作,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后人的“后见之明”中,其间可解读出怎样的“悲哀”。不过,尽管李健吾自称这个“依稀有些面熟”的“老朋友”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在给《新风霞回忆录》写的书评中甚至自贬为“学者的乏味之作”,但从其“无关大局”的修订中亦可看出,对于这本“盛年”之作,还是有相当的自信的。所添加的内容某种程度上可视作一种安全装置,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李先生的确应该有这份自信,当年的许多判断,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非凡之处,很多表述甚至被当作不刊之论,频繁得到征引。
    这两个版本可以说各有优胜之处,新版在语言、标点上的更新更符合新时期读者的阅读习惯,而且重译的译文在表达上更具技巧,更形生动;而老版那未经调整的文字则显得更灵动、稚拙一些,透出一股青春的气息。鉴于读者搜集新版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老版没有多少读者能一睹风采,此次重版遂采用老版为底本,对于青睐此书的读者来说,应当是一个惊喜。为尽量突显原貌,我放弃了将两个版本的优长糅合的念头,因为那样操作起来将不可避免地带有编辑者的主观意图。韩石山先生在《李健吾传》中论及《福楼拜评传》时,曾表达了重版商务老版本的愿望。如今这个建议已成为现实,想来韩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应该很欣慰吧!
    正如柳鸣九先生的序言所说,《福楼拜评传》是“一部很有学术生命力的书”,在中国,李健吾算是福楼拜最好的知音了,大概可以这样讲,在中国对福氏了解之深,解读之透,迄今无出其右。这样的学术精品,对于每一代读者来说都会带来相逢的喜悦。读过的朋友,不妨重温旧日缠绵;还没有读的朋友,不妨拾取一本,细加品味。味道如何,还有待于您亲自咀嚼之后。如此,本文权作一次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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