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精神的吊诡

老姚
2007-08-17 看过
        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禁欲主义,节俭、勤奋而非奢侈、糜烂才是资本主义[ 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其实有着严格的“时空限定”。他考察的只是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36页),而且他回避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否认今后的资本主义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因为他觉得“初创时期”过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偏离,它已不需要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本文后面会有论述)。所以,他考察的是需要资本主义精神支持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印度、巴比伦、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中世纪都存在过资本主义,但“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36页)]发展的动力。然而,我认为,韦伯在书中考察的禁欲主义其实有三个阶段,而处于这三个阶段的禁欲主义,其特质和逻辑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是传统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这种逻辑是说,人要获得神的救赎,或者显示出其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不停地劳作而非游手好闲。但问题是,人如果不停地勤奋劳作,他的财富就会增加,基督教恰恰认为,“占有财富将导致懈怠,享受财富会造成游手好闲与屈从于肉体享乐的诱惑,最重要的是,它将使人放弃对正义人生的追求”。所以,基督教“反对占有财富的全部理由就是它可能招致放纵懈怠”(123页)。因此,当时的禁欲主义尽管强调勤奋节俭,但并不强调占有财富,劳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和社会的最基本需求,而且“不劳者不得食”只是对穷人的告诫,对那些无需靠劳动为生的人则毫无意义(124页)。《圣经》中有一句是说有钱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由此可见新教之前的基督教正统对于财富的看法。因此,新教之前的禁欲主义只是要求人们劳作而非悠闲享乐,如此即可增益上帝的荣耀。
        第二阶段便是新教的禁欲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传统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步还是一样,即要获得救赎或是显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辛勤劳作。可是劳作以什么为标准呢?换句话说,有什么证据表明一个人勤奋节俭,从而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呢?那就是财富。因此,虽然有一点还是一样,即“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时光无价,因之虚掷一寸光阴即是丧失一寸为上帝之荣耀而效劳动宝贵时辰”,但其后果不一样,新教的伦理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去赚取财富,作为一直以来教会所推崇的禁欲途径,“劳动”已不仅仅是“维持个人与社会之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124页)。“时间就是金钱”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根本的转变,因为以前基督教是不提钱的。到这个时候,禁欲主义不仅适用于穷人,而且也适用于富人,因为“即使他们无需靠劳动挣得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谕。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125页)。
        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赚钱本身在资本主义精神那里并非是目的,而只是一种“表征”,即表明个人已经辛勤劳作,而且有了巨大的收获。赚钱不是为了去消费、去奢侈、去纵欲,而仅仅是一种手段,表明个人是上帝的选民。此中的根据是,财产并非属于个人,“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象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付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代。因此,仅仅为了个人自己的享乐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133页)。所以,其实这里涉及到韦伯对“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区分。在韦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核,禁欲主义是典型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人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赚取财富,但是又不贪图享受,不纵欲行乐,换句话说,赚钱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消费和奢侈,而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用来显示个人已经得救。这种禁欲主义有着深刻的价值合理性[ 正如韦伯所说,“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135页)]。
        然而韦伯的深刻之处恰恰在这里,他看到禁欲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本身蕴涵着无法化解的矛盾。如果说韦伯所考察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的话,那么之后它就发生了流变,它只剩下了工具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会这样呢?其实根源就在禁欲主义本身。韦伯借用《浮士德》开篇的话,认为禁欲主义是一种“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这里的“恶”是指“对财产的占有和财产的占有的诱惑力”(135页)。“当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135页)资本积累了以后怎么办?显然节俭保持不了了。在财富的强烈诱惑下,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动摇。韦伯似乎有点无奈地说,“最忠实的清教徒属于正在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升着的阶级,即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而在受恩宠的占有者中,……却经常可以发现有抛弃旧理想的倾向”(136页)。禁欲主义最后就是这样的命运。韦伯还引用卫斯理的话表达了他的忧虑,“我感到忧虑的是无论何处,只要财富增长了,那里的宗教本质也就以同样的比例减少了。因而我看不出就食物的本质而论任何真正的宗教复兴如何能够长久下去。因为宗教必然产生勤俭,而勤俭又必然带来财富。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傲慢、愤怒和对现世的一切热爱也会随之而增强。……”(137页)
        因此,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非如马克思所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寻求上帝的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138页),也就是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统一开始破裂而只剩下了工具合理性。
        可是,缺失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怎么还能发展呢?其实正是工具合理性在推动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他觉得现在的人们并没有什么天职观念,而是一种经济秩序(38页)迫使其不得不去竞争和赚取财富,韦伯觉得只有经济冲动而没有天职观念,财富的追求经常显现出体育竞争的某些特征(142至143页),它已经丧失了其原先所承载和附着的终极价值。
        韦伯看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吊诡,然而却找不到解救资本主义的良方。他对未来显然有着一种悲观的态度。他说,“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142页)。而且,“没有人知道将来会使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产;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43页)。
        因此,韦伯最深刻的地方并非是其考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而是从这考察中更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精神的吊诡中看出了西方文明的吊诡。这也正是后来哈贝马斯讨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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