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识小录之《春秋史》《中国史纲》对校记
去岁,通阅《春秋左氏传》凡三遍,于先秦史甚有兴趣。年前,曾购得鄞县童书业先生撰《春秋史》一部,前二日悉心精读,受益匪浅。又于学校图书馆借阅近世史学大家张荫麟先生遗作《中国史纲》,耗一昼之功而竟全书,偶然发现张氏《中国史纲》战国前之史事与童氏《春秋史》部分章节有着惊人的雷同(多集中于第二章和第三章),姑列于下,以俟方家告解。
童著:大都邑里已有“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出现,他们能得到贵族所不能得的珍宝,他们确能输纳小诸侯所能输的贿赂。
—— 童书业:《春秋史》,第十三章“社会制度的变迁”,2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
张著:一些通都里已可以看见“金玉其车,文错其服”的富商。他们得到阔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宝,他们输纳小诸侯所能输纳的贿赂。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
童著:当鲁定公的时候,吴人攻入楚的国都,楚昭王带了妹子季芈等逃走,半路遇盗,险些送掉性命。幸运落在他的一个从臣钟建身上:他把季芈救出,背起来跟着楚王一起跑。后来楚王复国,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谢绝道:“处女是亲近不得男子的,钟建已背过我了!”楚王会意,便把她嫁给钟建。
—— 童书业:《春秋史》,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76页
张著:前506年,吴人攻入楚国都城的时候,楚王带着两个妹妹出走,半路遇盗,险些送了性命。幸运落在他的一个从臣钟建身上,他把王妹季芈救出,背起来跟着楚王一起跑。后来楚王复国,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谢绝,说道:“处女是亲近男子不得的,钟建已背过我了。”楚王会意,便把她嫁给钟建;并且授钟建以“乐尹”的官,大约因为他是一个音乐家。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1页
童著:他们实力最大的足以与一个大国交战(p70)...如春秋中年,晋国的郤氏已是“富半公室,家半三军”...又如鲁国的季氏自从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后,私属的甲士也已到了七千人以上(p106)
—— 童书业:《春秋史》,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70页;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06页
张著:但大国的巨室,其兵力有时足与另一大国开战。例如前592年,晋郤克奉使齐国,受了妇人在帷后窥视窃笑的侮辱,归来请晋侯伐齐,不许,便请以私属出征。而郤克的族侄却至则“富半公室,家半三军。”鲁国的季氏从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后,私属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5页~56页
童著:(鲁昭公)二十八年,晋国灭掉祁氏和羊舌氏,把祁氏的田分做七县,把羊舌氏的田分做三县,各立县大夫...鲁哀公二年,郑兵替齐人转送粮饷给晋的亡臣范氏,晋将赵鞅带兵与郑兵在铁地开战,赵鞅下令道:“打胜敌人的,上大夫受一县的赏,下大夫受一郡的赏。”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96页
张著:前514年,晋灭祁氏和羊舌氏把他们的田邑没归公室;分祁氏的田为七县,羊舌氏的田为三县,各置县大夫。在晋国,县肥于郡。前四九三年,晋国伐郑,军中曾出过这样的赏格:“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万,盖误),庶人工商遂(得仕进),人臣隶圉免(免奴籍)。”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4页
童著:齐县除见于《国语》之外,又见于铜器铭文。《齐侯钟铭》记齐灵公把釐(莱)邑的三百个县赐给一个唤做叔夷的人,又命他治理釐邑。这证明了齐县是极小的,一邑之内已有三百个县,三百个县可以同时赐给一个人。查《论语》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这所谓“三百”当也是三百个县(小邑)。又铜器《子仲姜宝镈铭》记齐侯赐给一个唤做[陶革]叔的人二百九十九个邑。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97页
张著:齐国在春秋时有县的唯一证据乃在灵公时代一件遗器(《齐侯镈钟》)的铭文,内记灵公以三百县的土地为赏。显然齐国的县比晋、楚等国的县小得多。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54页
案:此节童氏之考证可补张氏论断之阙失,然童氏所指后一青铜器铭文《子仲姜宝镈铭》出土日期值得考证,倘若于张荫麟成书前出土,则可补张氏之疏漏,倘于其后,则或可成为判定这桩笔墨官司少数可靠之证据,因为二书俱成于1941年,而张荫麟1942年便英年早逝了。
童著:那时人把祭祀和打仗看成同等重大的国事,所以举行祭祀时非常慎重:在祭祀之前,主祭的人先要离开家庭到清净的所在去斋戒几天。祭祖宗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扮成他的模样来做供奉的具体对象,这叫做“尸”,亦称“神保”。祭神鬼的牺牲,多用整只的牛、马、羊、猪、狗等。有些国家也用人为牺牲。这类牺牲,或者像后世的办法,给神祇嗅嗅味道;或请尸来尝尝;或者把它焚毁了,或埋在地下,沉在水里,给神祇去着实的享用。焚给鬼神的币帛,也统是真的而不是纸做的。献给鬼神的玉不能摆一下就算了,要埋在土里或沉入水中。但鬼神也像小孩子一般,可以哄骗:“你们若答应我的请求,我便把玉献给你们;你们若不答应,我就把玉收藏起来了。”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圣人周公对待他已死的祖父的妙策。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17页~118页
张著:祭祀之前主祭的人要离开家庭到庙旁清净的地方斋戒几天;祭某祖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扮成他的模样来做供奉的具体对象,这叫做"尸"。祭宗庙社稷的牺牲,虽然也照后世的办法,只给鬼神嗅嗅味道而"祭肉"由预祭的人瓜分,但在其余的祭典中也有时把整只的牛、羊、猪或狗焚化了,埋了或沉在水里给鬼神着实受用的。焚给一切鬼神的布帛,也通是真的而不是纸做的。献给鬼神的玉,不能摆一下就算了,要捶碎了,或抛入河中。但鬼神也象小孩子一般,可以用"尔之许我,我其以譬与珪归俟尔命;不许我,我仍屏譬与珪"一类的话(这是周公对祖先说的话)来试诱的。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9页
童著: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大致每年春秋佳日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伎、酒肉和城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比较轻,社祭的赛会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也忍不住要去看看(社祭之外,只有年终合祀万物的“蜡”祭也具赛会的性质。据说举行蜡祭的时候也是“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国家每逢出兵打仗的时候,先须祭社,祭毕把祭肉分给将士们,这叫做“受脤”。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些国家有时且把最高贵的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战时“不用命”的人也在社前受戮。此外遇到大水、大火、日蚀和山崩等灾难,也须到社里去击鼓杀牲献币而祭。遇着人们有争执的时候,社更成为盟誓的所在。社神真是一个最好管闲事的神啊!
—— 童书业:《春秋史》,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118页
张著:诸神中最与民众接近的是社。每年春间有一次社祭的赛会。这时候鼓乐歌舞、优技、酒肉和乡下的俏姑娘引诱得举国若狂。在齐国,也许因为民庶物丰,礼教的束缚又较轻,社祭特别使人迷恋,连轻易不出都城的鲁君有时也忍不住要去看看。每逢打仗之前,全军要祭一回社,祭毕把祭肉和酒分给兵士,叫做受{月辰}。衅鼓就在这时候举行。这以壮军威的饷宴,这拼命之前的酗醉,这震地的喧嚣,是全国紧张的开始。得胜回来的军队要到社前献俘,有时并且把高贵的俘虏当场宰了用作祭品。此外遇着水灾和日蚀,则在社前击鼓抢救,同时用币或献牲;火灾之后,也要祭社,以除凶气。遇着讼狱中两造的证据不能确定,也可以令他们到社里奉牲发誓,而等候将来的奇迹。
—— 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49页~50页
两书尚有徵引史事雷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限于篇幅,暂不赘述。
据《中国史纲》前言(华东师大教授王家范撰)及张荫麟《自序》、《初版自序》、《再版自序》,乃知《中国史纲》始属草于1935年,时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张荫麟受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聘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1937年抗战爆发,张荫麟离开清华园,南下浙大,后辗转迁徙到昆明,栖身西南联大,不久又随浙大搬迁至贵州遵义,在这期间,张荫麟已经完成了《中国史纲》前八章的写作。在昆明期间“黄子坚先生、孙毓棠先生曾费心谋刊印此书而未成”(出版自序)1941年3月已完稿的前八章《中国史纲》与张荫麟撰于1939年(民国二十九年)二月的《自序》由张晓峰主持的国立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500册发行。而童书业撰《春秋史》,作者在序中言,本是其师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授课时所撰写的讲义,抗战期间,童书业先生携带书稿避难安庆、上海,“体裁尚好,当年写的时候也曾用过一番力,如把它就此废弃,未免可惜;不如就讲义修改、另撰考证,这样可兼收普及和专门之效”,虽在战火包围之下,始终未曾丢弃。1940年顾颉刚自成都齐鲁大学来信让童书业就原稿为齐鲁大学编写《春秋史》,据童书业先生女公子童教英在书前导读所述,“《春秋史》的写作,发端于1935年至1937年间,完成于1941年”,童书业先生在序言中原书本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二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很可惜的是《春秋考信录》原稿不幸佚失,只留下了这本“只有第一章有附注”的《春秋史》,看了作者的附注,我们足以感叹童先生用功之勤、治学之深。吕思勉先生为《春秋史》所作序言时间是1941年12月,童书业在序言自陈“直到今年六月(1941年)才得勉强竣事”,与张荫麟在贵州遵义出版的《中国史纲》相距不到一年。
察王焕镳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一日在《思想与时代》发表的《张君荫麟传》言张荫麟受教育部聘编写史纲,曾经“遍谘通人”,童书业与其师顾颉刚当不失为“通人”,所论或有偶合,但如我所见,当有一人参考了对方的著作以及研究成果,否则不会有如此雷同巧合。在那个学术规范尚未健全的年代,这样的巧合也许或许是在所难免。
初稿于2006年3月2日~3日
二稿于2007年7月30日
补记:
陈寅恪先生1933年11月2日致傅斯年函:
“张君(荫麟)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陈寅恪如此称道,实属少见,因为在不久以前的1931年清华学校改制大学,陈寅恪曾以为未必有人“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
2006年4月24日记
再记:
据童书业先生女婿、著名唐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妻子童教宁)回忆:
“童先生有个习惯,喜欢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讲给别人听,虽然有时不择对象,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但我以为总比某些人喜欢在学问上、资料上留一手好得多。”(《记童书业先生》)
2007年5月13日记
有关键情节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