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潤一郎《鍵》與 Foucault《性史》
谷崎潤一郎在《鍵》中，以一對中年夫婦的書寫日記推展情節，透過二人故意讓對方窺看，帶出一段涉及性別及情慾的四角關係。
小說主角「我」是一位大學教授，他為了要增加夫婦之間性生活的刺激，精心安排女兒敏子的男友木村引誘妻子郁子，藉助自己對木村的妒忌心作為性慾刺激劑，去應付郁子異乎尋常的性需要，並透過日記讓郁子知道；郁子在日記中也裝作丈夫不知自己的越軌行為，書寫出自己對丈夫及木村的性慾望，以挑撥丈夫的性慾。後來隨著情節書寫，敏子加入父母與及木村的三角關係之中，甚至暗中推動母親與木村的畸戀。正如「我」在日記中寫到：
「這真是傑作，陰險的人能聚集到四個人除了驚訝外無他。而且應該說這是世上少有的機緣．陰險的四個人彼此欺騙還能同心協力朝向一個目的前進。亦即，雖然各有打算，但是，意圖讓妻盡可能墮落，而且朝向那目標努力的這一點，四個人是一致的．．．」（頁102 - 103）
Foucault 在 History of Sexuality 指出，自19世紀開始，人們透過將身體及性「醫療化」（medicalize），將人變成被觀察的客體。以一夫一妻制為基本單位的家庭，慢慢成為「快感」（pleasure）與「權力」（power）交接的網絡，快感與權力組成了一個共生關係。家長一方面透過禁止兒童自慰，擴大權力監控的範圍，並且通過監控及窺視去獲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也隨著被權力監控，在社會中取得更大的現身範圍。小說中的家庭也成為權力與快感交織之地，不同的權力來源構成了多重的權力關係（如下列），彼此抗衡，而身體、性慾與快感即成為這些權力關係運行的中心：
1. 傳統道德／郁子父母的教導 ─ 四角關係的人物；
2. 丈夫 ─ 妻子；
3. 父母 ─ 敏子；
4. 老師／師母 ─ 木村；
5. 窺看者 ─ 被窺看者的日記。
作者在小說中展示的，並非純粹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力關係，而是 Foucault 那種被置放在社會網絡，有相對性、互動性、不穩定的權力關係，「沒有抵抗，就沒有權力關係」（There are no relation of power without resistance.）。主角的家庭正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微觀呈現，以「丈夫 ─ 妻子」這重關係為例，丈夫明顯是帶出情節的源頭，妻子郁子則是被動、被凝視的客體（object of gaze）。但隨著情節發展，妻子不單透過木村去引起丈夫的妒忌，甚至透過書寫日記去煽動丈夫的性慾，滿足自己的性需要，權力關係驟眼看來就像被顛倒過來。最後丈夫因縱慾引致腦中風而死後，郁子在日記中回憶夫婦二人「彼此相愛、互相沉迷、彼此欺騙、互相陷害、以至於最後單方面走上滅亡的過程」（頁174），赤裸裸地呈現了這種肇始於性慾，雙方既是行使權力者，同時又是抵抗者的曖昧權力關係。
書寫（writing）既是權力表現的其中一種模式，作者透過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將這種本來帶有私密性質的文體，用作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場合。那麼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日記窺視，正好表現了一種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小說由丈夫「我」的日記展開，並以妻子的日記告終，可以看作是妻子「慘勝」丈夫的結果：
「因為他去世的結果，讓我失去了繼續寫下去的樂趣──或者說競爭心理吧！那種『競爭心理喪失』的感覺，到今天也沒變。所以，往後我說不定我不會再寫日記。至少，要不要再寫日記，現在還未定，這點是確定的。[......]就死去的人與我的性生活的鬥爭而言，在這裏再次回顧，追憶其過程並非無意義。故人遺留的日記──尤其是正月以來的日記，和我的仔細對照閱讀，鬥爭的痕跡歷歷可數，而且就我個人而言，故人生前就記述的有所顧慮的事也不少，最後增加其中的部分，對過去的日記本做過總結。」（頁169）
這種性別戰爭，在小說中並未因丈夫逝世而終結，作者反倒是將重心由「丈夫─郁子─木村」關係，轉移到「郁子─木村─敏子」之上。當郁子在日記中承認自己「體質裏流著淫蕩的血液，甚至於隱藏著謀殺丈夫的心」（頁190），當她幻想女兒與木村婚後，「三人住在這個家，而敏子為了維護世俗門面，甘願為母親而犧牲」（頁191），這個家庭儼然是Foucault 筆下那個權力與色慾的交織之地了。
小說主角「我」是一位大學教授，他為了要增加夫婦之間性生活的刺激，精心安排女兒敏子的男友木村引誘妻子郁子，藉助自己對木村的妒忌心作為性慾刺激劑，去應付郁子異乎尋常的性需要，並透過日記讓郁子知道；郁子在日記中也裝作丈夫不知自己的越軌行為，書寫出自己對丈夫及木村的性慾望，以挑撥丈夫的性慾。後來隨著情節書寫，敏子加入父母與及木村的三角關係之中，甚至暗中推動母親與木村的畸戀。正如「我」在日記中寫到：
「這真是傑作，陰險的人能聚集到四個人除了驚訝外無他。而且應該說這是世上少有的機緣．陰險的四個人彼此欺騙還能同心協力朝向一個目的前進。亦即，雖然各有打算，但是，意圖讓妻盡可能墮落，而且朝向那目標努力的這一點，四個人是一致的．．．」（頁102 - 103）
Foucault 在 History of Sexuality 指出，自19世紀開始，人們透過將身體及性「醫療化」（medicalize），將人變成被觀察的客體。以一夫一妻制為基本單位的家庭，慢慢成為「快感」（pleasure）與「權力」（power）交接的網絡，快感與權力組成了一個共生關係。家長一方面透過禁止兒童自慰，擴大權力監控的範圍，並且通過監控及窺視去獲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也隨著被權力監控，在社會中取得更大的現身範圍。小說中的家庭也成為權力與快感交織之地，不同的權力來源構成了多重的權力關係（如下列），彼此抗衡，而身體、性慾與快感即成為這些權力關係運行的中心：
1. 傳統道德／郁子父母的教導 ─ 四角關係的人物；
2. 丈夫 ─ 妻子；
3. 父母 ─ 敏子；
4. 老師／師母 ─ 木村；
5. 窺看者 ─ 被窺看者的日記。
作者在小說中展示的，並非純粹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力關係，而是 Foucault 那種被置放在社會網絡，有相對性、互動性、不穩定的權力關係，「沒有抵抗，就沒有權力關係」（There are no relation of power without resistance.）。主角的家庭正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微觀呈現，以「丈夫 ─ 妻子」這重關係為例，丈夫明顯是帶出情節的源頭，妻子郁子則是被動、被凝視的客體（object of gaze）。但隨著情節發展，妻子不單透過木村去引起丈夫的妒忌，甚至透過書寫日記去煽動丈夫的性慾，滿足自己的性需要，權力關係驟眼看來就像被顛倒過來。最後丈夫因縱慾引致腦中風而死後，郁子在日記中回憶夫婦二人「彼此相愛、互相沉迷、彼此欺騙、互相陷害、以至於最後單方面走上滅亡的過程」（頁174），赤裸裸地呈現了這種肇始於性慾，雙方既是行使權力者，同時又是抵抗者的曖昧權力關係。
書寫（writing）既是權力表現的其中一種模式，作者透過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將這種本來帶有私密性質的文體，用作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場合。那麼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日記窺視，正好表現了一種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小說由丈夫「我」的日記展開，並以妻子的日記告終，可以看作是妻子「慘勝」丈夫的結果：
「因為他去世的結果，讓我失去了繼續寫下去的樂趣──或者說競爭心理吧！那種『競爭心理喪失』的感覺，到今天也沒變。所以，往後我說不定我不會再寫日記。至少，要不要再寫日記，現在還未定，這點是確定的。[......]就死去的人與我的性生活的鬥爭而言，在這裏再次回顧，追憶其過程並非無意義。故人遺留的日記──尤其是正月以來的日記，和我的仔細對照閱讀，鬥爭的痕跡歷歷可數，而且就我個人而言，故人生前就記述的有所顧慮的事也不少，最後增加其中的部分，對過去的日記本做過總結。」（頁169）
這種性別戰爭，在小說中並未因丈夫逝世而終結，作者反倒是將重心由「丈夫─郁子─木村」關係，轉移到「郁子─木村─敏子」之上。當郁子在日記中承認自己「體質裏流著淫蕩的血液，甚至於隱藏著謀殺丈夫的心」（頁190），當她幻想女兒與木村婚後，「三人住在這個家，而敏子為了維護世俗門面，甘願為母親而犧牲」（頁191），這個家庭儼然是Foucault 筆下那個權力與色慾的交織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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