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潤一郎《鍵》與 Foucault《性史》

TZ the Queer
2007-05-30 看过
谷崎潤一郎在《鍵》中,以一對中年夫婦的書寫日記推展情節,透過二人故意讓對方窺看,帶出一段涉及性別及情慾的四角關係。

小說主角「我」是一位大學教授,他為了要增加夫婦之間性生活的刺激,精心安排女兒敏子的男友木村引誘妻子郁子,藉助自己對木村的妒忌心作為性慾刺激劑,去應付郁子異乎尋常的性需要,並透過日記讓郁子知道;郁子在日記中也裝作丈夫不知自己的越軌行為,書寫出自己對丈夫及木村的性慾望,以挑撥丈夫的性慾。後來隨著情節書寫,敏子加入父母與及木村的三角關係之中,甚至暗中推動母親與木村的畸戀。正如「我」在日記中寫到:

「這真是傑作,陰險的人能聚集到四個人除了驚訝外無他。而且應該說這是世上少有的機緣.陰險的四個人彼此欺騙還能同心協力朝向一個目的前進。亦即,雖然各有打算,但是,意圖讓妻盡可能墮落,而且朝向那目標努力的這一點,四個人是一致的...」(頁102 - 103)

Foucault 在 History of Sexuality 指出,自19世紀開始,人們透過將身體及性「醫療化」(medicalize),將人變成被觀察的客體。以一夫一妻制為基本單位的家庭,慢慢成為「快感」(pleasure)與「權力」(power)交接的網絡,快感與權力組成了一個共生關係。家長一方面透過禁止兒童自慰,擴大權力監控的範圍,並且通過監控及窺視去獲得快感;另一方面快感也隨著被權力監控,在社會中取得更大的現身範圍。小說中的家庭也成為權力與快感交織之地,不同的權力來源構成了多重的權力關係(如下列),彼此抗衡,而身體、性慾與快感即成為這些權力關係運行的中心:

   1. 傳統道德/郁子父母的教導 ─ 四角關係的人物;
   2. 丈夫 ─ 妻子;
   3. 父母 ─ 敏子;
   4. 老師/師母 ─ 木村;
   5. 窺看者 ─ 被窺看者的日記。

作者在小說中展示的,並非純粹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力關係,而是 Foucault 那種被置放在社會網絡,有相對性、互動性、不穩定的權力關係,「沒有抵抗,就沒有權力關係」(There are no relation of power without resistance.)。主角的家庭正是這種權力關係的微觀呈現,以「丈夫 ─ 妻子」這重關係為例,丈夫明顯是帶出情節的源頭,妻子郁子則是被動、被凝視的客體(object of gaze)。但隨著情節發展,妻子不單透過木村去引起丈夫的妒忌,甚至透過書寫日記去煽動丈夫的性慾,滿足自己的性需要,權力關係驟眼看來就像被顛倒過來。最後丈夫因縱慾引致腦中風而死後,郁子在日記中回憶夫婦二人「彼此相愛、互相沉迷、彼此欺騙、互相陷害、以至於最後單方面走上滅亡的過程」(頁174),赤裸裸地呈現了這種肇始於性慾,雙方既是行使權力者,同時又是抵抗者的曖昧權力關係。

書寫(writing)既是權力表現的其中一種模式,作者透過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將這種本來帶有私密性質的文體,用作性別戰爭(gender war)的場合。那麼夫婦二人的日記書寫、日記窺視,正好表現了一種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小說由丈夫「我」的日記展開,並以妻子的日記告終,可以看作是妻子「慘勝」丈夫的結果:

「因為他去世的結果,讓我失去了繼續寫下去的樂趣──或者說競爭心理吧!那種『競爭心理喪失』的感覺,到今天也沒變。所以,往後我說不定我不會再寫日記。至少,要不要再寫日記,現在還未定,這點是確定的。[......]就死去的人與我的性生活的鬥爭而言,在這裏再次回顧,追憶其過程並非無意義。故人遺留的日記──尤其是正月以來的日記,和我的仔細對照閱讀,鬥爭的痕跡歷歷可數,而且就我個人而言,故人生前就記述的有所顧慮的事也不少,最後增加其中的部分,對過去的日記本做過總結。」(頁169)

這種性別戰爭,在小說中並未因丈夫逝世而終結,作者反倒是將重心由「丈夫─郁子─木村」關係,轉移到「郁子─木村─敏子」之上。當郁子在日記中承認自己「體質裏流著淫蕩的血液,甚至於隱藏著謀殺丈夫的心」(頁190),當她幻想女兒與木村婚後,「三人住在這個家,而敏子為了維護世俗門面,甘願為母親而犧牲」(頁191),這個家庭儼然是Foucault 筆下那個權力與色慾的交織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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