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的理由

卡帕的镜头
2007-05-21 看过
拒绝的理由
文\卡帕的镜头

     王朔火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八十年代精神之火岌岌可危,改革开放的浪潮拍岸而至的年代。早俩天看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那帮文化精英对当时文化的掌控之强大和当时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可怕。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处在偶像位置的,当年“粉丝”的狂热一点都不比现在“玉米”、“盒饭”、“钢丝”们差。而偶像自身也有着非常强烈的悲剧精神和意识——他们在对抗、对抗虚无中的敌人,甚至不怕用生命来祭奠。有一种普罗米修斯般的狂人和绝望。北岛曾经就说过,他在高压下进行那些文化活动时,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说“我愿意迎接死亡,只要多少有意义。……当时我就有预感,我们注定要失败的,至于这种失败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却无法预测。那是一种悲剧,很多人都被这种悲剧之光照亮。”


     这样的精英,可能真是令人敬畏的,但是想必也是让很多民众受不了的,也许他们心里不说,但是潜意识难保不会那么想——整天这样活着不累么?中国人还嫌不够累么?苦哈哈了那么多年,谁不是奔着幸福、快乐去的?还没自虐够么?如阿城说得那样,在文学史上左翼横行时期,真正能卖出销量,让民众追捧的是被左翼批斗的,现在文学史上都留不下什么名字的鸳鸯蝴蝶派,是市民文学、不是那种板着脸说教,浑身都冒着火星的焦虑型人格的人写出来的东西。有艺术就必定要求有门槛,知识就意味着等级,不是一个话语圈系统的平民们,就只能仰望那个小圈子的份儿。


    所以,当王朔以“顽主”的形象、以北京胡同平民的油彩出现的时候,这种低俗狂欢消解精英的意识,可以说是暗暗契合当时中国人心态的。


     简单说,王朔的走红就像中国人民好容易把那帮大尾巴狼熬走了,来了一个能让中国人民不用那么废脑子就能理解的人。他的文章原文三句话,用不着费五句话来做注解,不会故作高深的解救、开导你。非但如此还将中国人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话和事情都端上来说。全国人民爽了——终于有个不装的人出来了。终于有一个人能为老百姓说一点他们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了,老百姓开始找到了自我的认同了。
但王朔是否是真的如他人说的那样,是代表平民反抗、消解精英意识呢?王朔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对自己生活的再现,他自己也坦诚他拼虚构拼不过苏童。王朔的大院生活、阳光灿烂的高贵童年,就注定他骨子里的精英意识。从很多王朔当年的崇拜者来看,他们也并没有把王朔当成草根来看的,王朔也压根没把自己当作草根,他出身大院,并以这个出身而津津乐道。“毛泽东婴儿”,他如此这般定位自己的童年。这个定位,让他和“平民”划开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线索,而他所有作品中,并没有对平民生活的尊重和反映,只有拿平民的无知和无耻作为戏谑的对象。


     他就像钱钟书所说的蝙蝠一样,“人比蝙蝠就聪明多了。他会把蝙蝠的方法反过来施用:在鸟类里偏要充兽,表示脚踏实地;在兽类里偏要充鸟,表示高超出世。向武人卖弄风雅,向文人装作英雄;在上流社会里他是又穷又硬的平民,到了平民中间,他又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这当然不是蝙蝠,这只是——人。”


     不不,王朔并不是屈尊下顾的文化份子,他从来都用流氓的姿态去一切,不论是知识份子还是平民。就是为什么有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最后看到那个傻子对大屏幕比出中指大叫“傻x”的时候,愤然而拂袖。他心中,他永远都不会认同自己和普罗大众是一路的。


     这也是为什么王朔要把和他当年一起混出来的叶京的,可以说是半自传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捧成了和《红楼梦》比肩的一个作品,在他心目中,他们是落魄贵族的最后的声音,是悼念一个时代的远去——这才是王朔剥去了表皮后给自己的定义,最后的红色贵族。

    可现在,还有谁反反复复老念叨着那个时代呢?现在的孩子们不需要攒钱去“老莫”狂欢,夜店、摇头丸、cos、地下音乐这些东西够他们释放荷尔蒙的;北京的小混混们也打架不起来了,就连牛街那么民风彪悍的地方,只要聚集了超过数十人的斗殴就能引起110的高度紧张;外国禁片一说早也成了历史角落里的名词,伟大的盗版和BT,让世界变成了平的,没有什么资源是真正稀缺的,只要你留心去找。王朔说自己的新书《千岁寒》有画面感,从小到大看日本动漫、看电视、看电影长大的视觉一代需要的是有情节逻辑、有蒙太奇感的文字,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轻小说”,而不是王朔这种吸过大麻、白面,精神混乱以后的虚幻无逻辑、无意义画面。
从低的方面来说,王朔的根子低不过那些精心雕琢的满足人最底层感官欲望包装起来的网游、电视、电影、小说;从高的方面来说,王朔的作品又远远达不到那些经典大家的作品——靠吸致幻剂达到写作高潮的人多着呢,萨特还靠兴奋剂来写东西呢,你王朔有资本和萨特那些人叫板么?没有的话,在我可以选择萨特的同时,我为什么要选择你王朔呢?有人说,王朔是真小人,以颠覆了当年的伪君子,而现在,以抄书出名、抄歌出名,还死不认错的、真小人到无耻地步的人都不能吸引人们眼球多久了,你王朔又有什么稀奇?


    而当年的“法宝”红色贵族呢?对现在的人还有吸引力么?现在的人的知识构成里,有多少成份让他们还能保持对红色贵族的仰望?随着特定年代的远去,王朔,你凭什么让人们,让年轻一代关注你?你凭什么让他们仰望你、崇拜你?这个时代,写手比作家多,写手们更知道如何适应这个买方市场。
当年看到人们或愤怒、或追捧、或享受、或痛苦的脸,不管王朔表面上如何,他的内心是爽的,因为这代表着他的声音有人听。而现在,王朔再炒作,都激不起当初那种反响了。


    王朔曾经批评很多作家,写的小说不好,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一点,同样可以套在他自己身上。王朔的巅峰小说状态就是那几部了,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达到。


    有人说天才的成型就在他的前三部作品,以后他的作品中,任何母题和元素都能在那三部中找到,他以后都不过是复制自己、阐释自己、深化自己。
想必王朔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嚷嚷着自己要花十五年的时间来转型,来适应。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自己的这一辈人能否转型适应成功。

    我相信,每个人深层,都有些分裂人格在那里。王朔一面对抗这这个不再对他宽容的时代,一面又委委屈屈地要适应这个时代。他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彪悍到可以真正不顾忌时代和市场、民众和媒体。


    写作,对某些人来说,是私人化写作的,王朔另一局限是,他的生活和阅历、他的性格和知识构成让他一直没有对文学抱着一个严肃而探求的姿态。低姿态的消融让他对一些问题始终抱着隔离的态度,他的贵族姿态让他潜意识里对社会的某些方面始终是抱着抗拒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当年把他和崔健、罗大佑、北岛并提,但是现在不会了的原因。那些人也许是真正的精英,并始终明白知识份子精英所应该坚持的底线和态度,于是,在艰苦熬了那么多年的今天,他们在面对市场的冲击的时候,还有最后一块地方可以固守奋斗,他们的姿态让曾经不熟悉、不了解他们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王朔却不能。他也许,从一开始,很大程度上就只是把写作当作谋生的工具,再提及其他,而不是先将创作当作生命的意义,再及其他。


    王朔复出后,很明显的一点是,王朔的嘲讽还在,但是他已经开始把自己当作道德的标杆一样的存在,他的观点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依附官方的价值观,或者说他从来没有真正背离过养育他的那个价值,只是当年他还披着不同的外衣,现在,他连这层外衣都不要了。人人成为他抨击的对象,可他的观点很多都是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道德判断是最容易的,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就像美国的保守派人士一样,他们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对的,所以才要用“正确的价值观改正其他人”。而现在更多的人守得是自由派的风尚——纵然我和你不同,我对你不敢兴趣就可以了,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划脚,就如我不会对你指手划脚一般。现在的孩子不需要谁在指手划脚的对他们说要向谁谁谁学习了,也没有什么好让人嘲笑了,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王朔之流的嘲笑了。


    像大先生说的那样,他以一个斗士的姿态,进入了一个空虚的阵里,漠视,将他孤零零的扔在了舞台上。当年,他用无赖来消解精英文化给自己带来的压力,用流氓姿态来嘲讽文学、艺术、社会等一切有意义的东西。现如今,他在虚空中,被人用另一种方式,消解了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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