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与意气
认识胡文辉已有数年,只是常呼他作“胡一刀”。
认识前,我读胡文辉在《中国文化》上考证《论语·乡党》中“色斯举矣”的文章,考“色斯”为鸟名,使文意晓畅了许多(此章有异解的地方不止一处),心里由衷地佩服。后来由朋友撮合认识,集了半桌的“书虫”吃饭,他桌上话少,吃相真诚,触目的是他那比顾颉刚还有特色的鼻子。
后来见他常著时文,语多急峻,果真有“遇不平之事,一刀杀了”的气力。我劝他,时下读书种子不多,闭门披览,好过管窗外的“闲事”。但是江湖上,仍见他刀影不断,而且将刀诀集成了书,呈到我面前来了。
书名叫《最是文人》,典出陈寅恪的诗句,隐“不自由”三字,实为主旨。胡兄在后记中说:“言论自由跟小市民有多少关系呢?只要保证消费自由,有形形色色的商品,有八卦的娱乐节目,有麦当劳也有肯德基,有《泰坦尼克号》也有《还珠格格》,夫复何求?”只有文人才不安分。
书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就已看过。曾经当面夸过其中有关顾颉刚和钱钟书的文章,他说那只是据实而写,倒是《梁漱溟的勇气》有他自己的意见。我说是意气罢,还是平实的好。现在胡兄在后记上重提《梁》文是书中最得意的文字,可见他对“意见”的看重。
“意见”就是“异见”。现代汉语说有“意见”,就是不同意,说“没意见”,“意”就相同了。所以没有点“意气”作底,是提不出“意见”的。
《梁》文的意见是:作为“最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在文革中,见解尚多少被时代话语所同化,遑论他人?文章结语掷地有声:“从冯友兰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行为上做到独立不迁,是很艰难的事;在梁漱溟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思想上做到独立不迁,是更艰难的事。思想是最艰难的事。”
虽是至论,却是苛责。要求一个人的思想超越他的时代,正如要求哲人走路不得掉进坑里一样,是个古希腊的笑话。林则徐是道光年间最有见识的中国人,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仍说:“英夷何足深虑,……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伽利略超越了他的时代,但他向教会忏悔了,出来后小声地说:“可是地球仍在转啊!”我们能指责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做烈士吗?
梁漱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有称颂之语,胡兄是这样定案的:“以梁一贯的性格和行为,恐怕并不是违心之言。”其实像钱钟书也是一代狂生,在给别人的回信里,从不吝啬送出高帽,想必大半是“违心之言”,并非虚伪,只是文人的习气使然。
还有,在非常时代和非常逆境中,受难者面前只有一条舷梯,上或下,做英雄或是做懦夫。“假如他当了懦夫、叛徒,所有其他人都在他头顶上;假如他成为英雄,所有其他人都比他矮一截。(萨特语)”所以我们这些“其他人”指点江山就轻松了,黑白分明,理直气壮。
理直当然好,我不主张遗忘,也不主张沉默,只是认为,我们需要“有理”的意见,更需要“合理”的意见。
以上是我和胡兄的商榷,这种事以前常有,只是他向来“一刀既出,驷马难追”,为人行事,又怎一个“楞”字了得。这无妨我对这位“意见”分子的敬意,不止是文章痛快,其“意气”贯注的刀锋,让我们直面了当代的寒意。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
只是“意气”可以相投,可以通过书生来“风发”,惟不能“用事”。“用事”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范畴。所以胡文辉感叹:最是文人……
我想到的是另一句话:毕竟书生。
(2000)
认识前,我读胡文辉在《中国文化》上考证《论语·乡党》中“色斯举矣”的文章,考“色斯”为鸟名,使文意晓畅了许多(此章有异解的地方不止一处),心里由衷地佩服。后来由朋友撮合认识,集了半桌的“书虫”吃饭,他桌上话少,吃相真诚,触目的是他那比顾颉刚还有特色的鼻子。
后来见他常著时文,语多急峻,果真有“遇不平之事,一刀杀了”的气力。我劝他,时下读书种子不多,闭门披览,好过管窗外的“闲事”。但是江湖上,仍见他刀影不断,而且将刀诀集成了书,呈到我面前来了。
书名叫《最是文人》,典出陈寅恪的诗句,隐“不自由”三字,实为主旨。胡兄在后记中说:“言论自由跟小市民有多少关系呢?只要保证消费自由,有形形色色的商品,有八卦的娱乐节目,有麦当劳也有肯德基,有《泰坦尼克号》也有《还珠格格》,夫复何求?”只有文人才不安分。
书中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就已看过。曾经当面夸过其中有关顾颉刚和钱钟书的文章,他说那只是据实而写,倒是《梁漱溟的勇气》有他自己的意见。我说是意气罢,还是平实的好。现在胡兄在后记上重提《梁》文是书中最得意的文字,可见他对“意见”的看重。
“意见”就是“异见”。现代汉语说有“意见”,就是不同意,说“没意见”,“意”就相同了。所以没有点“意气”作底,是提不出“意见”的。
《梁》文的意见是:作为“最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梁漱溟在文革中,见解尚多少被时代话语所同化,遑论他人?文章结语掷地有声:“从冯友兰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行为上做到独立不迁,是很艰难的事;在梁漱溟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思想上做到独立不迁,是更艰难的事。思想是最艰难的事。”
虽是至论,却是苛责。要求一个人的思想超越他的时代,正如要求哲人走路不得掉进坑里一样,是个古希腊的笑话。林则徐是道光年间最有见识的中国人,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仍说:“英夷何足深虑,……但善守海口,则无如我何!”伽利略超越了他的时代,但他向教会忏悔了,出来后小声地说:“可是地球仍在转啊!”我们能指责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做烈士吗?
梁漱溟在给毛泽东的信里有称颂之语,胡兄是这样定案的:“以梁一贯的性格和行为,恐怕并不是违心之言。”其实像钱钟书也是一代狂生,在给别人的回信里,从不吝啬送出高帽,想必大半是“违心之言”,并非虚伪,只是文人的习气使然。
还有,在非常时代和非常逆境中,受难者面前只有一条舷梯,上或下,做英雄或是做懦夫。“假如他当了懦夫、叛徒,所有其他人都在他头顶上;假如他成为英雄,所有其他人都比他矮一截。(萨特语)”所以我们这些“其他人”指点江山就轻松了,黑白分明,理直气壮。
理直当然好,我不主张遗忘,也不主张沉默,只是认为,我们需要“有理”的意见,更需要“合理”的意见。
以上是我和胡兄的商榷,这种事以前常有,只是他向来“一刀既出,驷马难追”,为人行事,又怎一个“楞”字了得。这无妨我对这位“意见”分子的敬意,不止是文章痛快,其“意气”贯注的刀锋,让我们直面了当代的寒意。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
只是“意气”可以相投,可以通过书生来“风发”,惟不能“用事”。“用事”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范畴。所以胡文辉感叹:最是文人……
我想到的是另一句话:毕竟书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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