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认同的差异——从《菊花与刀》看中日两国的道德模式

陶器
2007-03-14 看过
《菊花与刀》虽然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但对我们了解日本还是具有启蒙一样的意义,因为,它首先是本于日本的文化传统的,有人或许有疑问,几十年之后状况还是如此吗?
  
我以为,传统是渗透进血液和细胞的元素,新的一代人总是试图超越它,但当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时,青年人也往往会慢慢向传统致敬。这一点,中日两国应该是相近的。
  
中日传统文化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中国文化是博大而具备混沌品质的,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儒家文化成为王朝历史上的主流。孔夫子似乎认为,人不是单纯的善与恶的,所以要“君子不器”,按照仁、义、礼、智、信、勇、廉等人生境界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传统后来加入了忠,但是中国人几乎都反对愚忠,忠于不仁的君主与制度是不可理解的,忠于不智和昏庸的君臣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削夺王侯的农民起义和弑君篡位的事情史不绝书。这些善与恶诸色杂陈的历史不过是从正反两面证明了行仁政的必要,所以儒家思想反复被奉为整个社会的治国、言行的道德律令,虽然在社会层面上历朝也兼用道家、法家等思想,制定不同的律令和典章来治理国家,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纲举目张的作用不可小觑。
  
日本不一样,它在文化上没有自己的轴心时代,大化改新、明治维新都是借鉴中西先进文化进行社会变革。它的文化似乎缺乏某种自我开放性,传统的太阳神崇拜和天皇制度结合,传统的神社和佛寺并存,但是在日本没有道家和禅宗,日本也没有我国宋代那样以文臣治国的历史,大名和武士几乎都是忠勇的武人。
  
这些不同的历史、文化,同样也跟中日两国民族对身体的不同认识有关。“在日本人的哲学里,肉体不是邪恶,享受其合理的快乐并不是犯罪。精神与肉体不是宇宙中对立的两大势力,日本人把这一信条导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的战场。……他们相信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之间的斗争。它们是‘温和的’灵魂与‘粗暴的’灵魂,在每个人以及每个民族的生命中都既有应该“温和的”时候,也有应当“粗暴”的时候。”因此,在日本的儒家文化里,并没有仁这个核心理念的位置,他们只是把仁作为一种对弱者的怜悯,尽管这也是可以被称道的,但是它处于某种极次要的地位。
  
因此,这导致中日两国人的精神追求与日常行为的差异,道德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点。贵族社会的传统使得日本形成全民性的道德与礼节传统,而中国因为在隋唐以后士族社会的转变,它转变成一种士民社会,因此在道德和礼仪上,它也是有区分的,服色、出行、起居上的差异并非物质性的,在精神层面上,中国人也能宽容下层百姓的失礼,但日本人几乎都追求礼节上的一种雅致,这一点应该与日本人对身体的认同有关。中国人认为精神上的享受才是更高的境界,男女相爱如果仅仅是彼此身体上的吸引,这往往会被人鄙视。但日本人认为让身体享受和牺牲都是应有之义。另外的歧异还表现在,中国人强调大,以茶为例,中国既有民间的大碗茶,也有雅致的功夫茶;而日本,几乎是以追求整体的雅致的茶道。中国人在认识秩序时,有大小的认识,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日本人对道德的认识,则主要是高下之分,所以效忠天皇成了日本二战时期的最高道德,但天皇一旦宣布投降,那就得俯首听令。中国历代的皇帝,没有谁具备这样的权威。因此,从儒家文化的这样差异上来,中国在五四以后与西方文化的合流似乎并不存在太多的阻力,相反日本反倒呈现出器用层面的西方化,在精神上似乎还有不少与世界普遍秩序认同、处理方式抵牾的地方,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得意,我们虽然在精神的传统与现代转换上取得了进步,但我们在制度和体制上还是呈现出一些历来的缺陷。
  
本尼迪克特抓住了日本文化细致的地方,又将它置于东方文化与太平洋岛屿文化的人类文化学视野里,因此,这本书读起来让人信服,同时又让人思索。在日本右翼很不安守本分的今天,我们只能正告日本,如若最终想武力挑衅和平,结果只能是反对无效,当然如果日本有愿意付出代价的决心——代价很明显,纵火犯在人类战争史鲜有不被惩罚的,如果这种再次战败日本能承受并不惜冒险,那么世界就危险了。中国人虽然讲究大仁大义,但从不惧怕武力和兵戈,暴力并非是阿喀琉斯的金矛,能够医治一切创伤,日本政府为什么不反躬自省,弄清楚温和的灵魂根本性,从而以一种真诚的温和、高雅、礼节面对世界秩序,面对历史,如此,中日人民、世界人民的许多期冀都可以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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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 8.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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