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我很庆幸活在这个时代

小熊
2007-01-19 看过
《激荡三十年》作者解析书中阐述的“中国梦”

  ■人物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出版作品有《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

 

▲吴晓波:这个时代还在给我们提供“中国梦”的机会,但是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就没有了。

  最有价值的是记者留下的材料

  新京报:2004年7月,你在MSN上与妻子对话,提出要写1978年-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吴晓波:当时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研究,发现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判断十分感性化,因为我们拿不出完整的关于企业发展的历史描述。在哈佛商学院,我们看到他们有专门的商学史教研室,专门研究美国的商业史,我就觉得咱们中国缺少这一块。商业时代要被未来记存,就需要有经典的细节和人物流传下来。比如我们讲到美国商业史,你不会虚妄地讲一九××年美国GDP是多少,你可能会想到洛克菲勒、巴菲特等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件,最后流传下来的都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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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作者解析书中阐述的“中国梦”

  ■人物

  吴晓波,1968年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职《东方早报》社。

  出版作品有《大败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营销》(2003年)、《被夸大的使命》(2004年)等。

 

▲吴晓波:这个时代还在给我们提供“中国梦”的机会,但是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就没有了。

  最有价值的是记者留下的材料

  新京报:2004年7月,你在MSN上与妻子对话,提出要写1978年-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吴晓波:当时我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研究,发现国外的学者对中国判断十分感性化,因为我们拿不出完整的关于企业发展的历史描述。在哈佛商学院,我们看到他们有专门的商学史教研室,专门研究美国的商业史,我就觉得咱们中国缺少这一块。商业时代要被未来记存,就需要有经典的细节和人物流传下来。比如我们讲到美国商业史,你不会虚妄地讲一九××年美国GDP是多少,你可能会想到洛克菲勒、巴菲特等一些人,或者一些事件,最后流传下来的都是细节,所以我觉得,已经到了要总结中国当代商业历史的时候了。

  第二,我也想到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就30周年了,到现在为止蛮丢脸的是,我们在实业界拿不出真正的创新成果。在管理思想界,我们提供了怎样的管理思想?研究日本的经济,我们看到日本向世界贡献了很多管理思想,像松下幸之助的商业精英理念,丰田的现场管理模式。日本经济的崛起伴随的是日本商业思想、日本企业家崛起的过程。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样一件事,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

  新京报:决定做这件事后,接下来是建立书的架构?

  吴晓波:我2005年初开始去建立整本书的架构,与此相关的就是坐标系选择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史写作者,闷着头写一个企业,把企业写得非常细,门卫长什么样子,办公室主任叫什么名字,副总裁今天换明天来,把这些都写了。我很佩服他,连门卫长什么样都写得出来,但你就把自己淹没在这个企业里面了,没有超出企业“围墙”。这样就会给阅读带来问题,无论你写多大的企业,不管是联想还是海尔,如果你把它放在“围墙”里写,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这就牵涉到了作者的视野,牵涉到了坐标系,也牵涉到了这本书的高度,和所能带来的价值。

  我用的是最笨的方法,编年体地毯式的方式,一年一年讲下来。在编年体记述中,我又把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公司,分为3种力量:跨国公司、民间的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比如我写1978年,我会检阅1978年所有的日报,检阅海外重要报社的相关主题,在海量的检索和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对我的写作来讲,最有价值的是新闻记者留下的材料,而不是在那个时候某个人发表了一篇论文,或者关于某一个观点的论述。从眼前来看,那个可能很重要,黄金会不会跌,人民币汇率会怎么样等。但你站远了来看,那个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命运是怎样的,人的命运是怎样的。

  如同盗墓者,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新京报:你在形容自己搜集材料的过程时,说自己是一个盗墓者?

  吴晓波:对,真正做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比我所想象的还要苦,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很完整的模本。去图书馆找1978年以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一天一天查下来去,做一些专题模式。我们收集的资料还是比较全的,光是深圳特区的建设,就找到了超过百万字的资料,包括袁庚的回忆录等等。说自己是盗墓者,是因为真的不知道会走到哪里,虽然知道重点在哪里,但是中间过程非常曲折。

  其实关于中国商业史的每一段可能我们都有了解,但是没有连接在一起。比如1978年打开国门改革开放时,我们第一步打算怎么做呢?没有人讨论过。《观察中国》一书里写到1978年大量引进外资,签了好多合同。结果到了1979年,却发现很多合同没有办法实行。霍英东在回忆录里写到,他在广州建白天鹅酒店,连浴缸的塞子都要从香港进口。那么一个背景下,外资根本没有办法进来,法律也不健全,根本找不到产业工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十年的时候,我认为外资对中国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邓小平当时很高瞻远瞩,他发现只有香港外资融合得好,于是在香港旁边开了个特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整个发展的逻辑,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要把这些思路整理出来很艰难,同时还要找到事实证明。

  新京报:在翻报纸的时候,辛苦的同时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吴晓波:这些材料中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一些公司故事在当时可能就是小新闻,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再去看,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1978年我找到一封读者来信,他看到新华书店开架售书,于是给《人民日报》写信建议所有书店都这么做。还有《人民日报》曾经专门登文章,号召大家在马路上看到废水泥带要拿回去交给国家或者回收站,这在当时都是很小的报道,但是体现了当时处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下。

  这个时代给大家都提供了机会

  新京报: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整本书的故事性特别强,都是围绕人物在写?

  吴晓波:我一开始写作就定基调———我要写人。因为我觉得历史到后来要被人家记忆,反复流传,都是最终写人物的故事。你看古代特洛伊战争,还有中国历史王朝的兴和衰,都涉及人物。所以我的书里面既有中央决策者,也有希望通过商业改变自己命运的人。这些人可能在最早的时候也是很平凡的,王石1978年还在修管道,任正非到1991年之前还整天在失败中总结,下半部书会更多讲到他。他们都是一些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样,没有任何资源,有的只是要改变自己命运的野心和梦想。他们这一代人被“文革”抛弃掉了,最好的时光在砍木头呢。

  现在的人可能也不断在问自己“我能干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前柳传志也问过自己,他们也曾经一无所有。很多“80后”的人看了我的书跟我说觉得很好玩,以前就知道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第一可以知道这样一段历史,第二人们知道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起点和自己一样,这是中国和其他地方很不同的。在香港会有李泽楷,但是在中国至少到今天为止,99%的创业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起来的,他可能是来自边陲小镇的少年、可能是一个穷困大学生,但是这个时代给大家都提供了机会。

  新京报:你所说的时代的机会还在延续吗?

  吴晓波:至少现在来看还在,比如陈天桥、马化腾、丁磊,都是个人奋斗型,和当年的张瑞敏、鲁冠球他们是一样的,从一无所有开始,也没有太高学历。这个时代还在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但是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就没有了。中国梦中隐约有着美国梦的影子,美国人就有那样的精神,一种牛仔梦,他们觉得靠父母是耻辱的。中国也是,没有谁天生就有几个亿去创业,可能你就是要靠卖桔子水起家。

  在这个梦中,有人死掉、有人沉沦、有人被抛弃,比如牟其中,很明显他就是一个梦。而联想为什么要收购IBM,这也是一个中国梦。所以我说,书里面体现了一代人、两代人的中国梦。读者中年纪轻的人依然看到梦,老一些的人他们看到的是熟悉的故事。在写作中我尽量做到写到的每一个字都有来历,力求标准化的阐述。现在我们去研究先秦历史,看本《史记》就够了,一般看一段历史,最后也就选择三本书。

  我希望我这本书能成为3本中的一本。

  商业逻辑与欲望决定能否成功

  新京报:这些成功者之间或者是失败者之间有没有共性?

  吴晓波:有,第一是商业逻辑,无论多么复杂的事情,成功或者失败,都逃不出这个逻辑。第二就是人的正常欲望,人会自己膨胀的,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书中提到的马胜利,想要建几百家工厂,那时候他条件很好,是中国最著名的厂长,政府也在支持他,但是他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商业逻辑上,他收购的都是亏损企业。一下收购30多家,你可以救活一家、两家,但是30多家就不行,结果他马上就被拖垮了。

  第二是个人欲望的膨胀,他到一个厂,一天就签掉,于是鲜花围绕他,大家都听他演讲,他就很爽,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改革人物。

  新京报:你每一年的开头都是用一句诗或者一句歌词为引子,这样很有趣。

  吴晓波:因为我们都是读着这些诗歌长大的,我对自己的文采还是蛮有信心的。诗歌都是选择当年发表的,看到下半部的时候,还有电视剧对白。还有2004年有首歌叫《嘻刷刷》,里面有句“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我把它就放到民营企业的产权变革这一段了。这个歌词也是很好玩的,你可以从这些歌词中看出那个时代人的状态。

  新京报:在你的笔下我们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跌宕起伏却也一路飞奔,正如书名所言这是“激荡的30年”,但是你又在前言中说,“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我很庆幸活在这个时代,但是的确希望它快点过去。因为中国发展到今天,经济繁荣的同时,也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人的心越隔越远,生命质量在不断下降,物质追求、金钱成为一切价值衡量的标准。在中国可能已经找不到一个邻里很和睦的四合院了,也许失去的东西,必然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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