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意的偶像
潜意的偶像
——记张洁
(http://hoopdyy.yculblog.com/post.2566703175.html)
我很小的时候,总是赖在家里不去上课。学校里的功课自然是要温的,不过很少能看得长久,拨弄着21寸的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打发一天一天的日子。
人年少的时候,大多都会喜欢附庸风雅,故作深沉。记得那时上海教育台常常播放一下高中的语文、历史教程,算是电视高中授课的节目,我竟然也可以囫囵着看得颇为投入,虚荣地感受一番“超前学习”的快意滋味。那些讲授课程之中,涉及鲁迅的《伤逝》等作品,确实有着拓宽毛孩子眼界的功用,大概也对我起了一丁点的启蒙作用。
当然,那些所谓的课文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非张洁的《拣麦穗》莫属。
在一个地方,许多大姑娘都通过拣麦穗攒取自己结婚的嫁妆钱。有一个小女孩,长得黑黑的,不怎么漂亮,因为年纪小,所以也不懂事,跟着姐姐们拣麦穗,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也要准备嫁妆,她说她的意中人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以后,老汉就管她叫“小媳妇”,时不时给他的“小媳妇”带来各种礼物,“小媳妇”则要回赠他一个“荷包”。就这样,老汉对女孩越来越疼爱,女孩对老汉越来越依恋。直到有一天,女孩从别人口中得知老汉去了,一个人在伤心地在等待老汉的树下痛哭……
对于当时尚未摆脱幼稚教育的孩子来说,这样一个故事对我造成的冲击可能远比现在看一部金基德的电影(譬如《弓》中,老汉对于少女的畸形恋)要大得多。对于一个思想尚很浅薄,又被一种偏执落后的思维模式所教育的孩子来说,几乎不可能相信,作品竟然是可以这样写的。
也许,那时候我对于如何评判文字的好坏根本没有任何理性的认识。然而,仅仅凭着一种天性,对于颠覆了当时的我的意识形态的新鲜作品,我还是得出了自己的判:坚信那是一个好作品,并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开辟了一个空间,用来记住《拣麦穗》这篇动人的散文,也用来记住了北作家张洁的名字。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张洁的名字依然映在我的心里,可是却再没有听说过任何她的作品。也许就如王小波所说,在中国,一流的作家常常没有一流的名声,有一流名声的作家又常常不知道该评判为什么样的货色。又或者就像我们对于易中天先生引发的种种现象所讨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与大众的脱节是过于显著的。
当然,当时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如今至少对于张洁来说,作为首位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应该已是名闻于众读者了吧。
只记得再次听到她的名字,是极其偶然地读到一篇关于张洁的文章。作者大概和我一样,只读过她《拣麦穗》等少数几篇作品,被字里行间之中流露出的美所感染,所以一直猜想作者应该是个大美女。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张洁的样子,实在大感失望。
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靖康之耻,钦、徽二帝为金人所掳,同遭此厄运的还有三千宫女。此后这些天生丽质的宫女也在那里繁衍后人,故而寒冷的东北因为有了这份高贵的基因,所以从不缺乏美女——关于这个故事,男生是可以用来哄骗东北小姑娘的——只可惜,在我们的意识中料定有惊艳之容的作家张洁,却实在只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半老太太。
然而,那位作者接着说,过了若干年,当他再次看到张洁的形象时,又一次大惊失色了。张洁女士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显露出天赋之外的别样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她的作品,更来源于她的内心。
我不得不说,文字是有灵性的。同样是记叙几件普普通通的事情,有的人只能写成流水帐,有的人却一动笔就可以让人潸然泪下。文字的灵性也许像一股不断由弱渐强的暗流,开始时她总是显出微弱的样子,并不那么显山露水,却又那样决绝,当指尖流动时,她竟会突然随之迸发,溶入作者笔下的每一个词汇里,冲破读者心灵的防线,然后喷薄而出,奔涌不止。
文字的灵气,是一种极为感性的东西,也许还是作者与身俱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许多哲学、史学大师的作品时,虽然观点独树一帜,虽然解析妙到巅毫,却常常觉得让读者觉得困倦。是的,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他们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然而老天似乎并未锦上添花地赋予他们一些飞扬文字的禀赋。
要说到这些,张洁的散文是十分突出的。写起情感,也许她没有杨绛先生那样才华横溢,但她的文字却用一种高超的艺术,牢牢地把握住读者的情绪,使之与自己的喜怒哀乐紧紧交融。有时,压抑的情绪铺天盖地,她却用一个绳子勒住你的泪腺,让你的泪珠不断翻滚,却一直倒流进心底,让渗血的心也品位一口那泪水咸咸的滋味;但她又猛地把这绳索甩开,眼泪似激流般淌落,顺着脸颊流下,又让你柔滑的皮肤把珍珠似的泪花一口一口吞下,无助地感受着滚烫的眼泪,一点一点地冷去。
相隔十年,再读到张洁女士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写她母亲去世前后的八十几个日日夜夜。这是1991年的事情,我读到的时候,已经隔了15年。
然而,这种感同身受的痛楚却丝毫没有被时空所隔阻。在母亲的生死关头,作为她唯一的亲人,作者不得不一次次地面临这个艰难的抉择——这份经历大概不少人都有——其实,选择也许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对于那些悲观的人来说,他们从来不会看到他们得到了甲,他们永远只会把眼睛盯在他们所失去的乙上。然而,当你的选择可能影响到亲人的生命时,再乐天的人,还能开朗起来吗?所以,我们一次次地看到作者为了自己并不能算是错误的选择而自责。我们会觉得那是矫情吗?荒唐!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艰难,你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你会越发深刻地领悟到,在亲人的生命受到死神威胁的时候,作为小辈无论做了多少,都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
这样的行文,持续了很久,几乎道尽了在生命面前,每一个弱者的无所适从。我们的心倍受煎熬,却又像一个紧紧握住的拳头,试图把一切的悲伤和泪水攥牢。
然后,她开始慢慢松手。其实,这并非作者的本意,却是一种无以抗拒的命运使然。在接受完手术50多天之后,在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张洁的母亲却突然辞世。甚至当她穿上母亲曾经穿过的衣服时,还能闻道母亲的气息。可是生她养她的人,却已经蜷曲在一个小小的袋子之中了。她开始感到,“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比起四岁成为孤儿,更可怜,更无助”。
她何曾想过要放手,只是这一刻命运沉痛的打击来得太快、太猛,让她连放手的力道都不能拥有。
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母亲去世后,张洁大病一场。而母亲留下了许多东西,她都一一珍藏着。除了这些也随母亲死了的不会动的东西,还有她悉心呵护过的猫咪。一辈子节俭的母亲,活着的时候曾经想给猫儿买一点进口猫食,被女儿拒绝了。母亲去世之后,张洁拼了命地给猫儿喂进口食品,却注定无法摆脱深深的歉疚。
猫也渐渐老去了,眼看也要随母亲而去。张洁说,她想买一块地,把母亲、猫儿葬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们就都齐了”……
全书到此,戛然而止,作者无力而又竭尽全力地放开那抓住泪腺的绳子,转身离去,任何有着同样经历却未曾付诸文字的读者掩面而泣……
很多年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几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不忍卒读,又终于艰难地读完了,除了心灵的颤动,还有许多别样的灵犀。
张洁女士的作品,总喜欢写几段,就空上一行,以求使逻辑的清晰。这种习惯,于我也是持续了好多年了。更重要的是,我发觉,自己的写作主题、写作风格,几乎也都是走的她的路子,虽然功力上差距显著,方式却是惊人地相似。
两年之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长文,记念与我感情至深的一位亲人,所写的也是那段日子的点点滴滴,也是试图把那点微弱却自以为浓重的情感,溶入到平直的文字之中。如今读了张女士200页的长篇散文,竟又发觉,当初那段文字还有许多可以深入和补充的地方……
张洁留下一个后记,说自己写下这段文字时是如何地揪心,因而迟迟无法定稿,不得已在痛苦的折磨下仓促脱稿。我当初记录的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
有人说我的文字有时像此先生,有时又像彼小姐,我说这都是刻意仿制的。可如今,突然之间我才发现,原来我这差不多十年的时光,仅仅凭着一股自然的力量,竟然一直在模仿的就是当初那位《拣麦穗》的作者——张洁。
又及:当初,在电视节目里,那位慈祥的老师最后总结道,《拣麦穗》的主题在于“文革”之后,呼唤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我不能说她讲得没有道理,却也从来不置可否。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作者还颇有一些愤怒地抱怨了那样一个特点的时期,抱怨了许多人物(比如随便给她母亲缝针,导致伤口出血的医生)的可憎。即便是这样次要的方面,我似乎也留下了一些模仿张女士的痕迹。
——记张洁
(http://hoopdyy.yculblog.com/post.2566703175.html)
我很小的时候,总是赖在家里不去上课。学校里的功课自然是要温的,不过很少能看得长久,拨弄着21寸的电视机,百无聊赖地打发一天一天的日子。
人年少的时候,大多都会喜欢附庸风雅,故作深沉。记得那时上海教育台常常播放一下高中的语文、历史教程,算是电视高中授课的节目,我竟然也可以囫囵着看得颇为投入,虚荣地感受一番“超前学习”的快意滋味。那些讲授课程之中,涉及鲁迅的《伤逝》等作品,确实有着拓宽毛孩子眼界的功用,大概也对我起了一丁点的启蒙作用。
当然,那些所谓的课文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非张洁的《拣麦穗》莫属。
在一个地方,许多大姑娘都通过拣麦穗攒取自己结婚的嫁妆钱。有一个小女孩,长得黑黑的,不怎么漂亮,因为年纪小,所以也不懂事,跟着姐姐们拣麦穗,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也要准备嫁妆,她说她的意中人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以后,老汉就管她叫“小媳妇”,时不时给他的“小媳妇”带来各种礼物,“小媳妇”则要回赠他一个“荷包”。就这样,老汉对女孩越来越疼爱,女孩对老汉越来越依恋。直到有一天,女孩从别人口中得知老汉去了,一个人在伤心地在等待老汉的树下痛哭……
对于当时尚未摆脱幼稚教育的孩子来说,这样一个故事对我造成的冲击可能远比现在看一部金基德的电影(譬如《弓》中,老汉对于少女的畸形恋)要大得多。对于一个思想尚很浅薄,又被一种偏执落后的思维模式所教育的孩子来说,几乎不可能相信,作品竟然是可以这样写的。
也许,那时候我对于如何评判文字的好坏根本没有任何理性的认识。然而,仅仅凭着一种天性,对于颠覆了当时的我的意识形态的新鲜作品,我还是得出了自己的判:坚信那是一个好作品,并在心灵的某一个角落开辟了一个空间,用来记住《拣麦穗》这篇动人的散文,也用来记住了北作家张洁的名字。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张洁的名字依然映在我的心里,可是却再没有听说过任何她的作品。也许就如王小波所说,在中国,一流的作家常常没有一流的名声,有一流名声的作家又常常不知道该评判为什么样的货色。又或者就像我们对于易中天先生引发的种种现象所讨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与大众的脱节是过于显著的。
当然,当时这种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如今至少对于张洁来说,作为首位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应该已是名闻于众读者了吧。
只记得再次听到她的名字,是极其偶然地读到一篇关于张洁的文章。作者大概和我一样,只读过她《拣麦穗》等少数几篇作品,被字里行间之中流露出的美所感染,所以一直猜想作者应该是个大美女。直到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张洁的样子,实在大感失望。
曾经听说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靖康之耻,钦、徽二帝为金人所掳,同遭此厄运的还有三千宫女。此后这些天生丽质的宫女也在那里繁衍后人,故而寒冷的东北因为有了这份高贵的基因,所以从不缺乏美女——关于这个故事,男生是可以用来哄骗东北小姑娘的——只可惜,在我们的意识中料定有惊艳之容的作家张洁,却实在只是一个样貌普通的半老太太。
然而,那位作者接着说,过了若干年,当他再次看到张洁的形象时,又一次大惊失色了。张洁女士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显露出天赋之外的别样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她的作品,更来源于她的内心。
我不得不说,文字是有灵性的。同样是记叙几件普普通通的事情,有的人只能写成流水帐,有的人却一动笔就可以让人潸然泪下。文字的灵性也许像一股不断由弱渐强的暗流,开始时她总是显出微弱的样子,并不那么显山露水,却又那样决绝,当指尖流动时,她竟会突然随之迸发,溶入作者笔下的每一个词汇里,冲破读者心灵的防线,然后喷薄而出,奔涌不止。
文字的灵气,是一种极为感性的东西,也许还是作者与身俱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许多哲学、史学大师的作品时,虽然观点独树一帜,虽然解析妙到巅毫,却常常觉得让读者觉得困倦。是的,在他们的职责之内,他们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然而老天似乎并未锦上添花地赋予他们一些飞扬文字的禀赋。
要说到这些,张洁的散文是十分突出的。写起情感,也许她没有杨绛先生那样才华横溢,但她的文字却用一种高超的艺术,牢牢地把握住读者的情绪,使之与自己的喜怒哀乐紧紧交融。有时,压抑的情绪铺天盖地,她却用一个绳子勒住你的泪腺,让你的泪珠不断翻滚,却一直倒流进心底,让渗血的心也品位一口那泪水咸咸的滋味;但她又猛地把这绳索甩开,眼泪似激流般淌落,顺着脸颊流下,又让你柔滑的皮肤把珍珠似的泪花一口一口吞下,无助地感受着滚烫的眼泪,一点一点地冷去。
相隔十年,再读到张洁女士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写她母亲去世前后的八十几个日日夜夜。这是1991年的事情,我读到的时候,已经隔了15年。
然而,这种感同身受的痛楚却丝毫没有被时空所隔阻。在母亲的生死关头,作为她唯一的亲人,作者不得不一次次地面临这个艰难的抉择——这份经历大概不少人都有——其实,选择也许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对于那些悲观的人来说,他们从来不会看到他们得到了甲,他们永远只会把眼睛盯在他们所失去的乙上。然而,当你的选择可能影响到亲人的生命时,再乐天的人,还能开朗起来吗?所以,我们一次次地看到作者为了自己并不能算是错误的选择而自责。我们会觉得那是矫情吗?荒唐!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艰难,你绝对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你会越发深刻地领悟到,在亲人的生命受到死神威胁的时候,作为小辈无论做了多少,都无法摆脱内心的愧疚。
这样的行文,持续了很久,几乎道尽了在生命面前,每一个弱者的无所适从。我们的心倍受煎熬,却又像一个紧紧握住的拳头,试图把一切的悲伤和泪水攥牢。
然后,她开始慢慢松手。其实,这并非作者的本意,却是一种无以抗拒的命运使然。在接受完手术50多天之后,在一切似乎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张洁的母亲却突然辞世。甚至当她穿上母亲曾经穿过的衣服时,还能闻道母亲的气息。可是生她养她的人,却已经蜷曲在一个小小的袋子之中了。她开始感到,“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比起四岁成为孤儿,更可怜,更无助”。
她何曾想过要放手,只是这一刻命运沉痛的打击来得太快、太猛,让她连放手的力道都不能拥有。
真实的事情是这样的,母亲去世后,张洁大病一场。而母亲留下了许多东西,她都一一珍藏着。除了这些也随母亲死了的不会动的东西,还有她悉心呵护过的猫咪。一辈子节俭的母亲,活着的时候曾经想给猫儿买一点进口猫食,被女儿拒绝了。母亲去世之后,张洁拼了命地给猫儿喂进口食品,却注定无法摆脱深深的歉疚。
猫也渐渐老去了,眼看也要随母亲而去。张洁说,她想买一块地,把母亲、猫儿葬在一起。然后有一天,“我们就都齐了”……
全书到此,戛然而止,作者无力而又竭尽全力地放开那抓住泪腺的绳子,转身离去,任何有着同样经历却未曾付诸文字的读者掩面而泣……
很多年来,“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几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不忍卒读,又终于艰难地读完了,除了心灵的颤动,还有许多别样的灵犀。
张洁女士的作品,总喜欢写几段,就空上一行,以求使逻辑的清晰。这种习惯,于我也是持续了好多年了。更重要的是,我发觉,自己的写作主题、写作风格,几乎也都是走的她的路子,虽然功力上差距显著,方式却是惊人地相似。
两年之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长文,记念与我感情至深的一位亲人,所写的也是那段日子的点点滴滴,也是试图把那点微弱却自以为浓重的情感,溶入到平直的文字之中。如今读了张女士200页的长篇散文,竟又发觉,当初那段文字还有许多可以深入和补充的地方……
张洁留下一个后记,说自己写下这段文字时是如何地揪心,因而迟迟无法定稿,不得已在痛苦的折磨下仓促脱稿。我当初记录的心情,又何尝不是这样……。
有人说我的文字有时像此先生,有时又像彼小姐,我说这都是刻意仿制的。可如今,突然之间我才发现,原来我这差不多十年的时光,仅仅凭着一股自然的力量,竟然一直在模仿的就是当初那位《拣麦穗》的作者——张洁。
又及:当初,在电视节目里,那位慈祥的老师最后总结道,《拣麦穗》的主题在于“文革”之后,呼唤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我不能说她讲得没有道理,却也从来不置可否。在《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作者还颇有一些愤怒地抱怨了那样一个特点的时期,抱怨了许多人物(比如随便给她母亲缝针,导致伤口出血的医生)的可憎。即便是这样次要的方面,我似乎也留下了一些模仿张女士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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