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隔阂”

東寫西讀
2006-11-13 看过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是一部综述10世纪北宋建立至13世纪南宋被来自草原的蒙古帝国征服为止关于宋朝宗室在宋朝政治史地位变迁以及描写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作者贾志扬(John W .Chaffee),曾任美国宾厄姆敦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主任,现任教授,负责“亚洲、亚裔美国人研究项目”,主要著作有《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以及《宋代科举》(《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他还参与了今年年初病逝的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大陆过去旧译为崔瑞德)领导的《剑桥中国史》宋代卷部分的编辑撰写工作。贾志扬先生的父亲是传教士,早年曾来中国传教,贾志扬先生即出生于安徽,所以说他与中国的渊源很深。

通过对《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的研读,我们可以发现贾志扬先生对于宋代宗室的研究是下了极大的苦功,尤其是在史料的征引以及墓志铭的解读方面,在同类著作中,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他甚至还根据《宋史》世系表、《仙源类谱》残本(现存30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宋王朝灭亡以后历代赵氏后裔编纂的赵氏族谱整理出一套宗室世系编码表,将太祖、太宗、魏王的子孙世系以英文A、B、C分别编码分类,22页的附表,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为之付出的辛勤劳动。贾先生在本书中另外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大量的采用了社会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将史料以表格数字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样能让读者更加深直观的理解,而不会被浩如烟海的史料弄得头昏脑胀,因此而找不着北。

相信每一个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一个极大的印象,就是作者对于史料文本的解读,存在着严重的误读。这里我们得感谢本书的译者北大历史系的赵冬梅博士,如果没有她细致入微的译注,我们很可能与作者陷入同样的误读怪圈之中。这本书的翻译质量可以是算是近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上乘的译著之一,试举一例来说,与此书同时出版拉铁摩尔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译者是燕京大学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的高第唐晓峰先生,唐先生研究人文地理多年,成就斐然,前不久三联书店才出版过他最新的一部文集《人文地理随笔》,据说他翻译拉氏《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初衷是由于不满上世纪四十年代赵敏求先生的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但是他似乎也不比赵敏求强不了多少。有人居然从他的翻译中找出了42处翻译错误和理解原作由于语言隔阂而产生的偏差,比如说克里亚,Keriya是维吾尔语,汉语地名作“于田”,译者直翻为克里亚,似乎是有点象北大人类学王某某将孟子翻成”孟修斯”的意味。这是国人对于西人的误读,那么西人对于国人的误读呢?请看贾著
p173 作者引用了一段《朱子语类》来说明当时由于宗室人员科举入仕众多,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原文为:“因言宗室之盛,曰:“顷在漳州,因寿康登极恩,宗室重试出官,一日之间,出官者凡六十馀人。州郡顿添许多俸给,几无以支吾。”《朱子语录.卷一百一十一.朱子八.论财》,那么作者是怎样理解的呢?“在漳州,因为光宗皇帝登极赦恩,以及宗室对科举入仕的重视,一天之内就有六十余人得官。本州突然增添这一大笔俸禄负担,几乎连我的俸钱都快开不出来了。”作者的解读真不禁让人喷饭,支吾就是应对、应付的意思,怎么到他那去就成了几乎连朱老夫子的薪水都快付不出来了。重试是一个宋代科举名词,应为考完再考,增加录取的比例,表示皇帝对于宗室的加恩,作者却理解为皇帝对科举入仕的重视,这对于专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贾志扬先生似乎是不应该也不能犯的低级错误。
类似的错误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另外,似乎作者对于文献的引用也出了不少舛误,聊举近人丁传靖先生所辑《宋人轶事汇编》为证,如第六章《沦丧、抵抗与机遇》p113脚注4,引用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三关于高宗作为人质在金人军营的故事,“有记载说康王(高宗)在一次射箭比赛中表现太过出色,以至于金朝的司令官相信他一定是位受过军事训练的宗室,而非皇子”,这段文字是征引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南渡録》,我重新翻阅了该书,则发现原文为“康王质于金,与金太子同射,三矢俱中,以为此必拣选宗室长于武艺者冒名为此,留之无益,遣还,换真太子来”,射箭比赛,金朝的司令官,皇子云云,实在令人不解,大概是作者的理解力已经出乎了我们的想象范畴。又第八章《政治与权力界限》p176叙述高宗长子夭折,高宗久无子嗣,就派人从宗室中挑选太祖(高宗是太宗子孙,第七代“伯”字辈作为继承人,“有故事说,高宗曾经决定将伯浩和伯玖作为最终候选人,并最终选定了胖孩子伯浩,而非瘦孩子伯玖。在孩子出去之前,高宗要两人站在一起,好让他最后再看一眼。两个人站着的时候,有只猫凑巧经过,伯浩踢了这只猫。高宗觉得‘为什么要踢这猫呢?这个男孩如此轻佻,以后又怎么能承担重任?’于是,伯浩落选,得到了三百两银子,被送回家了...伯玖(更名为璩)”而《宋人轶事汇编》卷三 孝宗则记载“十人择二人焉,一肥一矍,乃留肥而遣矍,赐银三百两以谢之。未及出,思陵(高宗)忽云更子细观,乃令二人叉手并立,忽一猫走前,肥者以足蹴之,上曰:‘此猫偶过,何为遽踢之?轻易如此,安能任重。’遂留矍而遣肥,矍者乃阜陵(孝宗)也,肥者名伯浩,后终于温州都监。”众所周知,孝宗伯琮后来更名赵眘,而赵璩(即伯玖)是他的皇位主要竞争对手,二人之间的皇位争夺直到1153年才分出胜负,赵眘被封为建王,正式被确立为宋高宗的继承人,为何贾志扬先生所引用的资料和原始文本相差如此之大,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西方的老一辈汉学家伯希和、沙畹、高本汉、狄百瑞、牟复礼、魏斐德、杜希德对于中文文献运用自如,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语言学大师,兼通数门语言,甚至连回鹘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等失传已久的死语言也了如指掌,而新一代的汉学家中,我们很少再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以至于出现了对于历史的误读,这不也是西方汉学界的遗憾吗?这是另一种“隔阂”,不同于国人对西人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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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贵胄 天潢贵胄 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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