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隐喻之于莫泊桑及他的文字

藤原琉璃君
2006-11-04 看过
梅毒隐喻之于莫泊桑及他的文字

                                                                                                      



内容提要:在放浪形骸生活的耳濡目染下,年轻的莫泊桑不知不觉在其笔下流露出一个隐喻、一个关于梅毒的隐喻,并最终死于那个隐喻的本体。本文试图通过抓住名篇《羊脂球》中的碎琐语句,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开隐喻化的梅毒和莫泊桑之间复杂的种种,并阐释一种观点:梅毒隐喻的流露是莫泊桑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表现。

关键词:梅毒;隐喻;隐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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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隐喻之于莫泊桑及他的文字

                                                                                                      



内容提要:在放浪形骸生活的耳濡目染下,年轻的莫泊桑不知不觉在其笔下流露出一个隐喻、一个关于梅毒的隐喻,并最终死于那个隐喻的本体。本文试图通过抓住名篇《羊脂球》中的碎琐语句,以抽丝剥茧的方式解开隐喻化的梅毒和莫泊桑之间复杂的种种,并阐释一种观点:梅毒隐喻的流露是莫泊桑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表现。

关键词:梅毒;隐喻;隐喻化



一、导言:疾病的隐喻

疾病是一种隐喻。

谈到隐喻,我指的正好是我所知的那个最早、最简洁的定义,即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那个定义。“隐喻”,亚里士多德说,“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说一物是或者像另一不是它自己的物。

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变得活灵活现。

如一九七六年,“四人帮”除了成了别的一些东西外,还成了“中国的毒瘤”。[2]

在雨果以法国大革命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九三年》(一八七四)中,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者郭文为革命开脱责任,尽管革命造成了流血,这当中也包括自己行将面临的处决:

因为这是一个风暴。风暴永远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只要有一棵老橡树被击倒,无数森林都会健全起来!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了它。也许大风选择得很不够好。可是它能有别的办法吗?它所负担的是那么艰巨的清洗工作!在瘟疫的恐怖面前,我了解风暴为什么这样猛烈。[3]

而当一位中国老奶奶拿她调皮的小孙子没办法的时候,也常常会把他称作“小瘟神”。

但实际上,疾病仅仅就是生理性的疾病而已,它的隐喻化是人为错误的产物。

正是如此,我的主题不将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写作此文,是希望藉揭示这些隐喻来摆脱这些隐喻。



二、赘言《羊脂球》之泛泛

说到莫泊桑,就不能不提及《羊脂球》这篇小说。我在本文中对莫泊桑的思考正是始于这篇小说。而这篇小说也无愧于后人给予它的评价——世界中短篇文库中的瑰宝。但是,我所思考的领域和他人全然没有相同之处。

“连接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

故事时间设定在普法战争中法军溃败,普鲁士军队占领鲁昂城之时,鲁昂城有10个人:贵族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资产家、政客卡雷·拉玛东先生和夫人、奸商鸟先生和夫人、两位修女、“民主党爱国人士”高尼岱、还有妓女羊脂球抱着不同的目的,在鹅毛大雪的寒夜同乘一辆马车要离开普鲁士占领区。

途中甚为不顺,一位瘦高个的年轻普鲁士军官出现在半道上,垂涎于羊脂球的美色,提出要羊脂球陪他过夜否则便要把全车人无限期扣留。羊脂球虽是妓女,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使她愤而不从。普鲁士军官是深知人性的本性的,他紧抓着手里的王牌“他的意思是他的希望一天得不到满足,就必须把全部的人扣留一天。”

起先同车人听闻羊脂球说出来被扣留的真象时,义愤填膺。“当时只听见一片遣责这个无耻丘八的呼声,一片暴怒的怨声;全体团结起来抵御敌人了,仿佛敌人要羊脂球做出牺牲的这件事里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渐渐的,人群起初的义愤到被扣留后“大家对羊脂球的好像有点冷冰冰了”;“他们现在几乎有点儿怨恨这个女人了,为什么她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人……”,人群为自己的处境担心,建议把羊脂球一个人留下,让他们离开,被普鲁士军官拒绝后,他们只有改变方法对羊脂球进行说服和劝说……到最后,羊脂球屈辱的为了大家的利益,顺从了普鲁士军官而换来了放行,却遭到无耻的同车人的冷待。黑暗中只留下她的呜咽。

一个很巧妙的构思,把可以代表当时法国各阶层的人成功地汇集在一个舞台上——旅途中的马车车厢里。若不采用这种方式,要描写全法国对普法战争的心态、看法就只能是跳跃式的断片或者史诗化的鸿篇巨制。这点令人叹服。

恕我无礼,请收起轻蔑泛泛者的哂笑,我将一斧头砸下,粉碎已枯朽的棺板,震醒虫蛆的沉睡,使发出阵阵恶臭。



三、起掘梅毒的隐喻

小说中,具讽刺性的对比手法在文中时时贯穿,如车中两次进食时各人言辞、行为上的对比、人群对羊脂球前后态度的转变对比、初上车时三位阔佬及他们的夫人的高高在上对其它人等的蔑视和最后途中在高尼岱《马赛曲》中的狼狈不堪、恼怒的心情之间的对比。还有人物之间的对比,莫泊桑客观而又冷静的塑造了一组典型环境下典型的人物:卑劣下作的鸟先生、道貌岸然的伯爵、表面得体内心淫贱的几位贵妇,与之对立的是身为妓女却深明大义热爱祖国的羊脂球。

这些,的的确确是莫泊桑小说手法的高明之处。但是,我所关注的并非这些。

请看下面这段文字,我将回归正题,为您起掘出梅毒的隐喻:

只等羊脂球一人了。她露了面。她好像有点激动,有点羞惭;她怯生生地向旅伴们这边走过来,这些人一齐转过脸去,就像没看见她似的。伯爵昂然地搀着太太的胳膊,把她领到一边,躲开这种不干净的接触。

胖姑娘十分诧异,站住不再往前走;随后才鼓足勇气对那棉纺厂厂主的太太打招呼,很谦恭地轻轻说了一声“早安,太太”。对方只是及其傲慢地点了点头,同时像一个贞洁的女人受到了侮辱似的朝她望了一眼。人人都仿佛很忙碌,并且都离她远远的,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4]后来大家都急忙朝车子奔过去,把她丢在最后,她独自一人爬上车,一声不响地坐到前一段路程坐过的位子上。

大家仿佛没有看见她这个人,也不认识她;可是鸟太太怒气满脸,远远地望着她,低声对她的丈夫说:“幸亏我不坐在她的身边。”[5]

那第二个划线语句分明是一个关于梅毒的隐喻。朱自清仅由荷叶出水很高就联想到了舞女的亭亭的裙,那裙摆翩然就更是可以嗅到一丝与性的关系了,没错,一个隐喻。羊脂球是一个妓女,而梅毒正是由不洁净的性行为所带来的,更何况再次出发前的夜晚她和一个非我族类的人发生了肮脏的关系,没错,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先生太太们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

莫泊桑对梅毒一定不会陌生,不消说他那个放浪形骸的父亲,就连其恩师福楼拜,晚年也都身染此疾瘫卧在床。

瘟疫(由拉丁文plaga演化而来,意思是“突然发作”、“伤口”)一词,长期以来一直被隐喻地加以使用,用来指最严重的群体灾难、邪恶和祸害,同时也通指众多令人恐惧的疾病。梅毒一直被看作是瘟疫——布莱克曾谈到“以瘟疫来毁坏婚姻之灵车”的“年轻妓女之咒” ——但,这并非是因为梅毒经常导致死亡,而是因为它和麻风病最早被固定地描绘为令人憎恶的疾病。

羊脂球是妓女,她和敌人普鲁士军官发生了关系,她就像梅毒一样让人丢脸、使人无地自容、令人厌恶。抑或者说是梅毒和羊脂球一样,让人丢脸、使人无地自容、令人厌恶;这两者根本就是同一样事物!?

对梅毒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梅毒这类瘟疫一律来自他处。[6]当梅毒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毒起的那些名字便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7]梅毒,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唐疮、琉球疮,英国人口径一致对外地说是“法国花柳病”(French pox),在巴黎人的眼中,是“日尔曼病”(morbus Germanicus),对佛罗伦萨人而言,则是“那不勒斯病”(Naples sickness)。[8]而这些现象,在歌德的《浮士德》里也有反映:

梅非斯特 东南西北风把它吹到哪儿去了,又有谁知道!一天,他在那不勒斯异乡四下游玩,一个漂亮小妞[261]给他便宜占;她在他身上留下了柔情蜜意说不完,直到升天时他还痛感这一点。[9]

与此相对应的第一部注释第261号注释:

[261] “漂亮小妞”:此处指妓女。下句所谓“痛感这一点”,指因染性病(又称“那不勒斯症”)而致命。[10]

不过,这些貌似对沙文主义的不可避免性所开的玩笑却抖露出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11]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之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non-us)、异族等同起来。[12]污染者总是邪恶的。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

对了,羊脂球抑或梅毒正是这样一个污染源,羊脂球(梅毒)是异族,梅毒(羊脂球)是非我族类,羊脂球(梅毒)是邪恶的,梅毒(羊脂球)是污染源,所以要躲开不干净的接触,要敬而远之,要视而不见!

事实上,撇开文章中的这个关于梅毒的隐喻。更为有意思的是莫泊桑自己最终也死于放荡、死于梅毒。

在人民文学版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的前言《莫泊桑——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他的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由于吃喝嫖赌而将家产挥霍一空,后来到巴黎的一家银行工作。……一八六九年中学毕业后,他(莫泊桑)到巴黎攻读法律,第二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担任文书和通讯工作。一八七一年九月退伍后,他先后在海军部和公共教育部担任小职员。[13]

……

莫泊桑终身未婚,在小职员空虚无聊的生活中,他继承了父亲的放荡习气,早在一八七七年(27岁)就身患梅毒,加上滥用麻醉药,使健康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以至发展到偏头痛、视力受损、出现幻觉和精神错乱而企图自杀,最终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过早去世,年仅四十三岁。[14]

在十九世纪的疾病中,最经常被当作邪恶之隐喻使用的梅毒是继结核病后又一种声名狼藉的病灾,它一点也不神秘。感染梅毒,是一个可预测到的后果,通常是与梅毒携带者发生性关系所致。因此,在所有那些附着于梅毒之上的充满犯罪感的性污染幻象中,不存在一种独特的被认为特别容易感染该病的人格类型。梅毒人格类型是指那些已染梅毒的人,而不是那些有可能感染的人。梅毒起着一种天罚(syphilis的称谓就隐隐地让人想起遭神谴的意味)的作用,它意味着对不正当的性关系和嫖妓行为的一种道德评判,而不是心理评判。[15]

梅毒不仅被看作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且是一种羞耻的、粗俗的疾病。反民主派人士用它来描述平等时代的渎神行为。在一部连同比利时随笔一同保存下来之笔记的最后一页里,波德莱尔(1821—1867)写道:

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16]



四、公众思想造就的梅毒隐喻兼论现实主义

作家和我们这些普罗大众一样,也是活生生、有血有骨有肉的人,虽然现在的我们已无法得知当时莫泊桑的心态,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知道莫泊桑生活得如同一个波希米亚人——放荡、纵情声色,逛窑子、嫖妓女,比一般人可谓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浸淫得更深。

我们说,在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必然带有一定阶级性和倾向性,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体现,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爱憎态度的反映。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另一重关系,历史和社会就像是一部大书,而我们只不过是活跃在其中几页的字符而已;翻开书页你可嗅到的油墨清香就是公众思想再好不过的喻词。一段时期内的社会公众思想就像暖风一样,熏得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沉沉欲睡。即使莫泊桑是多么卓越出众的人、多么出色的戏谑大家,但他在历史与社会的这本大书里,他也只不过比其它字符多出现了几次、用法有些特殊而已;实际上,他和常人无异,都深受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公众共同思想的影响。他的脑门上也已深深地刻上了公众思想的印记。

在莫泊桑的时代,梅毒依旧是一种不怎么好让人启齿的病症,为人所厌恶,梅毒患者的评价不高,至少在道德层面上不会是很好。这一点,莫泊桑不会不清楚。无论他对梅毒的看法如何,起码他对此是有自己的观点看法的,而不会视之不见。于是乎,关于梅毒的隐喻出现在他的笔底就成了一件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个作家,一个人类社会的有着超乎常人的敏锐犀利眼光与一般人所不及的独特视角和发掘深度的观察者,怎么可能比一般人更不知晓世人对梅毒的看法?

莫泊桑自觉或不自觉地让梅毒的这个隐喻出现在他的《羊脂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笔触的自觉不自觉地流露。社会的大环境最终影响了莫泊桑,使他的写作风格如我们所见的那样:不追求离奇的效果,笔致自然、逼真——不,应该说是极度还原真实,完全采用现实中的言语、细节来构成他的小说。其结果就是我们见到了在《羊脂球》中所体现的当时社会普遍反映出来对梅毒这一邪恶、非我、瘟疫性病症的隐喻化后的看法的真实描写:“……躲开这种不洁净的接触”、“……都离他远远的,仿佛她的裙子里带来了什么传染病”。

这个真实的细节,在我看来可说是真正地凸现了当时那些所谓上层阶级、“有身分的人”对“妓女——梅毒”这一奇特的混合体的真实想法。

莫泊桑不愧是短篇小说的大家,在篇幅短小、不容许有过长过多时代人物心态特征描写的短篇小说的园圃里,开掘出了属于自己的、精简却意蕴深广的时代背景人物心态的交待方法,即纵深化挖掘字词的多种含义。

所以,我想说的是,《羊脂球》中那个梅毒隐喻的流露,正是其写作现实主义风格的表现:以真实凸现性格,并通过隐喻的联想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拓展叙述的效果。



五、隐喻化的梅毒

就梅毒是一种腐化道德和损害身体的传染病而言,它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反犹主义的辩论言论中,变成了一个常用的比喻。作为一个隐喻,梅毒的功能有限,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不被看作是神秘的;只是可怕而已。病毒的遗传(易卜生的《群鬼》[17]),性冒险带来的风险(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18]、伏尔泰的《赣第德》[19])——这些,都充满了对梅毒的恐惧。但没有神秘。梅毒的病因是清楚的,而且被认为是单一的。梅毒是一件最恐怖的礼物,由一个可能对自己的梅毒一无所知的传送者“传给”或“带给”一个对传送者毫无疑心的接受者。梅毒被看作是一种被动地感染上的疾病,一种纯属偶然的灾难。

对不那么有冒险性的性行为拒绝予以指导,背后的原因是这么一种情感,即如果让一个人的性生活服从于安全和谨慎的条条框框,那就不够男子气概了。据海明威在《死在午后》(1932)中显示的幻象:“梅毒是中世纪十字军的病。据说就是他们把梅毒带到欧洲来的。这是所有只知享乐、不顾后果的人的疾病。这是一种预料中的工伤事故,所有那些性生活不规则和由于思想习惯的缘故宁可冒险也不肯用避孕用品的人会出这样的事故,所有私通的人在事情发展到了足够程度的时候会到达的人生终点,或者说是一个人生阶段。”[20]

梅毒是一种不必跑完其令人毛骨悚然的全程的疾病,它不一定要发展到瘫卧的地步,例如波德莱尔、莫泊桑及儒勒·德·龚古尔就不曾长时间的缠绵病榻,也可能常常停留在讨厌、有失体面的阶段,例如福楼拜的情形。[21]正如福楼拜自己所言:说梅毒是灾祸,这不过也是一句陈词滥调而已。他把十九世纪中叶的那些陈词滥调收集起来,辑成《成见总汇》(又名《公认概念词典》)一书,其中一个词条写道:“梅毒,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请谨记上文波德莱尔那句相似的话:“我说‘革命万岁’宛如我说‘毁灭万岁,苦刑万岁,惩罚万岁,死亡万岁。’我会不仅乐于做个牺牲品,而且也愿意做个刽子手——以便从两方面去感受革命!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们所有人骨头里都有梅毒一样。我们都已经被染上了民主思想,就像我们都染上梅毒病体一样。”他俩是同时代的。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等人自己患有梅毒,因而乐于把梅毒当作一种时代病,这样就可以缓解梅毒给自己带来的道德压力;既然“谁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它”,那谁也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波德莱尔还不止于此,他一定要把它与共和政治联系起来(他本人在政治上就有共和倾向),甚至暗示梅毒也是一种反叛的政治激情,因而获得了某种道德性。梅毒若要卸除道德压力,就一定先要政治化,或者说一定要凭藉某种幻想的政治意义来驱散其当初幻想的道德意义,使其由一个道德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问题。梅毒于是就从一种性病,变成了一种时代流行病,再变成了一种政治病。但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言过其实了,并非每个人都携带有梅毒。对梅毒的这种隐喻化,使梅毒获得了某种政治升华,至少使梅毒患者变得比较心安理得。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22],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原创性的艺术。[23]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较早时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遑论《魔山》中的肺结核),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被染上梅毒——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此点钱锺书《围城》亦可佐证,方鸿渐在县立中学那番“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的演讲,大谈鸦片与梅毒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至于梅毒更无疑是舶来品洋货。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杨梅疮。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那很容易,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赣第德》(参见前注),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例如——[24]

方鸿渐的言论到此戛然终止,既然连钱老先生都不再写下去,我这论述梅毒隐喻的短文也就到此结尾。[25]



六、权当结语

实际上,本文并非我对莫泊桑专门性的思考,而是在日常研读中考虑隐喻问题时所生发出来的衍生物,很凑巧地在莫泊桑《羊脂球》中的字句里窥见有关隐喻的蛛丝马迹,于是顺理成章地拿来一用。

这样说来,本文应该是关于梅毒的意义和隐喻的文化批评,或者说通过揭示附着在梅毒之上的隐喻来揭示有关疾病(当然,不仅仅止于疾病)的那种隐喻性思考方式。

这些叙事的目标正是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参考文献

1、《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国]莫泊桑 著 赵少侯 译

2002年6月北京第1版 2004年8月第4次印刷

2、《诗学》商务印书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陈中梅 译注

1996年7月北京第1版 1999年3月第2次印刷

3、《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德国]瓦尔特·本雅明 著 王才勇 译

2005年2月南京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4、《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德博拉·海登 著 李振昌 译

2005年11月上海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5、《福楼拜的鹦鹉》 译林出版社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著 汤永宽 译

2005年1月南京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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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学》,P149 原文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对应的注释12(P152):Metaphora。隐喻可增强语言的表现力,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联想。

《诗学》 商务印书馆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陈中梅 译注

1996年7月北京第1版 1999年3月第2次印刷

[2] 宋代名相李纲在其所著《论治天下如治病》和《医国说》中,都将治病和治国相联系,把国家政体比作人体,而国家面临的种种问题则顺理成章地成了疾病。法国作家加缪也曾以鼠疫来比喻纳粹军事占领的瘟疫以及连带的政治疾病。

[3]《九三年》,P3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国]雨果 著 郑永慧 译

  1996年8月北京第2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4] 在欧洲人惯有的联想中,犹太人、妓女、梅毒还有高利贷四者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绞缠关系,犹太人易得麻风病,而《圣经》上载麻风是个征象,显示这个人有相当堕落的淫乱生活;事实上,麻风病的病征一开始就是从生殖器出现的。另一方面,放高利贷的人靠金钱的淫秽维生,他的钱袋里满是淫行,正如妓女一样。犹太人与妓女在居住和服饰上也被同样对待,隔离孤立群居及穿上特殊服装佩戴徽章。相关表述可见理查德·桑内特所著《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第二部分《心脏的运动》的第七章《触摸的恐惧——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的犹太区》(中译本,P217~P218)。就连第三帝国的宣传,也逃脱不了这些十六世纪以来的滥调:犹太人开妓院,出版黄色小报。

《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理查德·桑内特 著 黄煜文 译

2006年7月上海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5]《莫泊桑短篇小说选》,P42~P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国]莫泊桑著 赵少侯 译

  2002年6月北京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6] 可参阅詹姆斯·麦克唐纳所著《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的SYPHLIS(梅毒)和FRENCH SICKNESS(法国病)两辞条(中译本,P78和P177)。

《英语脏词禁忌语词典》 漓江出版社 [英国]詹姆斯·麦克唐纳著 何金桃 蒋凌云 译

2001年1月桂林第1版 2002年11月第2次印刷

[7] 何止对于梅毒是如此,只要与性相关,就连刚诞生的避孕套也未能逃脱同样的噩运,据同治五年(丙寅年,也即公元1866年)以同文馆学生身份出洋游历的张德彝(后于1891年成为光绪帝英文老师,曾八次出洋)的初次出洋日记《航海述奇》载(岳麓本,P498):

(三月)二十八日丁亥 微阴。……又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为之设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此物法国名曰“英国衣”,英国称为“法国信”,彼此推诿,谁执其咎,趣甚。

《航海述奇》为钟叔河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中一种(为合集)。此言亦见三联书店2004年版张隆溪《走出封闭的文化圈》中《起步艰难:晚清出洋游记读后随笔》一文,P133。因原书出版年久,难觅原书之人可参见张隆溪此书。

《西海纪游草·乘槎笔记·诗两种·初使泰西记·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 岳麓书社 [中国]林鍼 斌椿 志刚 张德彝著

1985年5月长沙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8] 1494年秋冬,法兰西军和西班牙军激烈争夺意大利那不勒斯。西军中有若干曾随哥伦布远航过的士兵,据说他们在西印度群岛得了一种怪病,即梅毒。染病西军把梅毒传给了那不勒斯妇女。1495年2月法军夺占那不勒斯后,当地妇女又把这种病传给了法军。法军回国后,病例开始出现在日尔曼和英国,从此逐渐传遍欧洲。(理查德·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的表述佐证了梅毒1494年出现在意大利的说法,但有不同的是,其书中提供了另一个梅毒来源的想象,即:是犹太人将梅毒传遍整个欧洲的,时间则是1494年他们被赶出西班牙的时候。参见中译本,P218)最常见的命名法为国家(民族)、地区加病(疮),以表明哪里是梅毒的祸根,因欧洲人互相埋怨指责,都把梅毒归入他国起源,于是有那不勒斯病、法国病—高卢病、西班牙疮(Spanish scabies)、波兰疮、土耳其疮等叫法。意大利医师弗拉卡斯特罗1530年在维罗那出版的医学诗,题为《西菲勒斯,或高卢病》(<Syphius, sive Morbus Gallicus>),诗中咏叹道,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尼俄伯的儿子西菲勒斯(Syphilus)因触怒了太阳神阿波罗而受到惩罚,成为世界上最早患梅毒的人。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西菲勒斯是因其母夸耀自己多子多女胜过仅有一子一女(阿波罗和阿尔忒弥斯)的勒托触犯神怒而和其他六兄弟在体育训练中被阿波罗一箭封喉而死(相关情节见《变形记》第六章146—312行)。这册诗消弭了欧洲国家间的争吵,梅毒一名渐渐统一于西菲勒斯(Syphilis)。

[9]《浮士德》,P80 悲剧第一部 邻妇之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 [德国]歌德著 绿原 译

  1994年11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10]《浮士德》,P158

[11] 再扩展开去说,只要是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东西,就必然被“非我族类”化。非我族类反过来又必然是否定的意谓。埃德加·爱伦·坡的《毛格街血案》(1841)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参见中译本,P100~P101):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做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声音,但‘并不懂得德国活’。西班牙人‘肯定’这是英国人的声音,可是他完全‘根据说话腔调判断的’,‘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意大利人却以为是俄国人的声音,但‘从未跟俄国人谈过话’。此外,还有一个法国人跟头一个法国人说法又不同,他肯定那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可是,并不通晓那种语言,就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根据说话腔调’。瞧,当时那声音真是多么希奇啊,看这种供词,能够证实那是哪种声音呢!——这种声调,连欧洲五大区域的公民都没听惯!你会说那大概是亚洲人的声音——是非洲人的声音吧。在巴黎,亚洲人可没几个,非洲人也数得清;不过,先不去否定这种推论,现在只提出三点,请你注意。一个证人说这声音‘与其说是尖声尖气,不如说是刺耳’。还有两个证人说是‘又快又乱’。没一个证人提到他听得出什么字——像什么字眼的声音。”(文中仿宋体字处,中译本原文如此。)

案子是通过机智的判断弄清真相的,依据是在发生惨案时房间外面那些人的证词。他们都听出那个粗声粗气的声音是个法国人的声音,都听出几个字眼,又听见尖声尖气的声音,却都一口咬定是一个外国人的声音。法国人以为那是个西班牙人,西班牙人肯定是英国人,英国人说是德国人,如此等等;其实这不是人的声音而是猩猩的声音。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埃德加·爱伦·坡著 陈良廷 译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梅毒、避孕套、甚至尖叫声,这一些,大抵跳脱不出与诸如当下对外地人外邦人之偏见及不平等待遇的一脉相承。美国民俗学者布鲁范德在其所著的《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中讲到了当代都市内流传的三个民间口头传说:“肯德基油炸鼠”、“丢失的奶奶”和“毯中蛇”。而这三个叙事都有明显的将令人不愉快的事物非我族类化的倾向,“肯德基油炸鼠”中是被怀疑在食物中掺杂劣质物或污染的外国餐馆和快餐店,而且这个传说有相当多的欧洲版本,被质疑的国家大多为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丢失的奶奶”中为凸显家人死亡所带来的实际操作及法律方面的问题,情节惯常地被设置为去国外旅游、离家甚远,而倒霉的小偷则顺理成章地成了当地人,这个故事也有相当多的欧洲版本。1968年底和1969年初兴盛的“毯中蛇”传说较为短命,70年代初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典型的情节是一个毫无防备的人在查看进口的地毯或垫子,结果被一条毒蛇吓个半死,不同版本的外国来源略有差异,但谣言的受害国清一色是东亚或南亚国家。

《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P85~P95“肯德基油炸鼠”、P118~P128“丢失的奶奶”、P167~P179“毯中蛇”

《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布鲁范德著 李扬 王珏纯 译

2006年11月桂林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12] 卡尔·施米特在其最负盛名的论著《政治的概念》中,有一段对“敌人”的表述,或许可以附上以作参考:

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性划分便是朋友和敌人的划分。这就提出了一个合乎规范的定义,它既非一个包揽无遗的定义,也非一个描述实质内容的定义。既然朋友与敌人的对立面不是从其他任何标准中推演出来的,所以这一对立面便符合其他几类对立面中那种相对独立的标准:比如道德领域的善与恶,审美领域的美与丑,等等。……然而,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就可能与他发生冲突。(文中楷体字处,中译本原文如此。)

《施米特文集第一卷:政治的概念》,P138~P139 政治的概念[1932] 二、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施米特文集第一卷:政治的概念》 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国]卡尔·施米特 著 刘宗坤 译

2003年9月上海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13]《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前言P1

[14]《莫泊桑短篇小说选》,前言P2

[15] 参见《性传染病》,P10 有以下语句:于是,过去认为是惩罚人类的灾难、饥荒、鼠疫、麻风,它们不专门惩罚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而性病好像成了对个人的错误行为进行惩罚的手段。

《性传染病》 商务印书馆 [法国]皮埃尔·德·格拉西安斯基著 刘小蕉 译

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16]《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P7 一、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 第一章:浪荡游民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江苏人民出版社 [德国]瓦尔特·本雅明著 王才勇 译

2005年2月南京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

[17]《易卜生戏剧集·第二卷》,P96 剧中女主人公海伦之子欧士华因其父御前侍官阿尔文上尉生前荒唐无度而遗传了梅毒,最终发作变成只会喃喃自语念叨着“太阳”的白痴。第二幕中欧士华向母亲海伦·阿尔文太太坦诚自己在巴黎曾发病寻访名医得到“父亲造的孽要在儿女身上遭报应”的答复,却因为和母亲为了体面一直写信称父亲道德高尚的说法不符而困惑不相信医生的话(见中译本,P143~P145),第三幕中海伦终于向儿子坦白父亲实际是个荒淫无度的人(见中译本,P160~P161)。

《易卜生戏剧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挪威]易卜生 著 潘家洵 译

2006年4月北京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18] 这部极其优秀的小说至今没有中文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关于小说的内容,下文有涉及,在此不赘述。

[19]《赣第德》,P11~P12 又译《老实人》。小说主人公赣第德的老师潘葛洛斯因与侯爵夫人的侍女柏该发生性关系,而染上梅毒,浑身恶疮,沦为乞丐。

《赣第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法国]伏尔泰 著 徐志摩 译

2004年1月南昌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20]《死在午后》,P101~P102 “由于思想习惯的缘故宁可冒险也不肯用避孕用品的人”,这里说的与刚出洋未见过市面的张德彝说的“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何曾相似。

后文还有“在他们发现被莫泊桑列入青春期疾病的那种疾病,发现莫泊桑——顺便提一提,他有权利那么归纳——是死于那种疾病的时候”的语句(《死在午后》,P102),与本文内容颇合。而该段的最后一句“然而即使在西班牙根除了,也可能会在别处得病,或者男人们会出征异国,把性病从某处带回来”(P103),更是上文所强调的“将否定的意谓与非我概念联系起来”的世俗偏见的极好佐证。

《死在午后》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海明威 著 金绍禹 译

  2004年6月上海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21] 相关情况可见《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第十一章,第十三、十四章及第二十一章。

《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德博拉·海登著 李振昌 译

2005年11月上海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22] 李欧梵在其论述五四时期作家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一部分《背景》的第二章《文坛和文人现象》(参见中译本,P39)中归纳了章克标《文坛登龙术》中的说法:要在文坛获得成功,在生活方面,应该喜欢摩登和流行的服饰、在饮食方面有品味、嗜好烟酒、居无定所、赌博和嫖妓、欠债、患病(特别是肺结核和梅毒),还要有闲聊和冥想的能力。(括号内文字为李文原有。)

章克标原文在《文坛登龙术》(收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的《章克标文集》)第二章《生活》的《生病》中,关于梅毒的文字有(《章克标文集》上卷,P464~P465),其中不乏讽刺之意味:

再如可怕的梅毒,那在文人也是欢迎的。第一,这是一种文明病,文人而想兼是文明人的非患不可。再则那梅字多么雅,梅花又是新近决定采为中国的国花了,中国人实在都有患一次梅毒的义务。但一般人都不明白这道理,把梅毒怕得过于毒蛇猛兽,兢兢然惟恐或染及分毫,那真是大错了。的确梅毒是很厉害的,不但将毁了患的人,并且可以延及他的子孙,而且毒的漫延也无一定处所,全身到处可以有发展的地方,而要防止也很不易,要治疗也很费力。一般人的怕他,大都是因这些道理,但文人却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些,所以他们不怕而反是欢迎。患梅毒的文人真多着哩,因患了梅毒而成文人也很不少,这是千真万确的。梅毒的病菌侵犯了人的神经系统时,这人可以立刻变成个杰出的天才。文学史上的天才,具某人考查起来,大抵是曾患梅毒的。说是因了梅毒病菌的作用,他们才成其为天才的。波特莱耳,魏仑,莫泊桑,王尔德等等是有确实的证据,可信为是梅毒的天才。所以崇拜天才,想成为天才者的文人,决不怕什么梅毒。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新星出版社 [美国]李欧梵著 王宏志 等译

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2005年9月第1次印刷

[23] 不止当时认为梅毒可以激发艺术与天才,朱利安·巴恩斯在其杰出的福楼拜研究著作兼小说《福楼拜的鹦鹉》(1984)第十二章《布雷韦斯特的公认概念词典》中也不无戏谑意味地说:“妓女——为了染上梅毒,在19世纪有其存在的必要,没有妓女就没有一个人能声称自己是天才。佩戴红色勇敢奖章的人,包括福楼拜,都德,莫泊桑,儒勒·德·龚古尔,波德莱尔,等等。有没有哪些作家没有染上过梅毒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就很可能是同性恋。”参见中译本,P206。妓女、梅毒、作家(莫泊桑)及文学作品内容之间的关系颇可玩味。

汤永宽译本的前言中误将巴恩斯当作因《福楼拜的鹦鹉》(1984)和《英格兰,英格兰》(1998)两获布克奖。实际上,他只是两获布克奖提名,当年获得布克奖的分别是阿妮塔·布鲁克娜的《旅馆》(1984)和伊恩·麦克尤恩的《阿姆斯特丹》(1998)。在布克奖历史上两度获奖的作家只有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作家库切,凭借其《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1983)和《耻》(1999);以及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凭借其《奥斯卡与露辛达》(1988)和《凯利帮真史》(2001)。

另《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Pox: Genius,Madness,and the Mysteries of syphilis>第十三章《福楼拜》(参见中译本,P124)第一节有引自《福楼拜的鹦鹉》的语句:“他(福楼拜)写道:‘快乐就像梅毒,太快就得到,并且损害你的身体。’”。其所据版本为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New York:Vintage Random House,1990),p.24。而在汤永宽译本中该句译为:“幸福好比是天花,感染得太早,会毁坏你的体质”(见中译本第二章《年表》1836年,P19),中译本据Picador,1985版译出。天花英文为smallpox,梅毒则为syphilis(来源上文注8有介绍),俚语中也称the pox,pox意为痘、疹或脓疤,古语中天花也称pox。因未曾得见英文原著,孰对孰错,不敢妄下定论,故此存疑。

《福楼拜的鹦鹉》 译林出版社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著 汤永宽 译

2005年1月南京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24]《围城》,P3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钱锺书 著

  1991年2月北京第2版 2003年12月第25次印刷

[25] 中国的近(现)代化在应激西方文明的介入中开始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西方化,当前的时代则更进一步为美国化;而梅毒竟然是文明和现代化的一种象征!

阿来的《尘埃落定》第十一章第45节《梅毒》和紧接着的第十二章第46节《有颜色的人》中有复调的多声部陈述。黄师爷说:“由他们去吧,他们的时代已经完了,让他们得梅毒,让他们感到幸福,我们还是来操心自己的事情吧。……对人来说,是钱厉害,但却比不过鸦片,鸦片嘛,又比不过梅毒。”(P345)汪波土司在信中说:好多土司都在诅咒这个镇子。他们认为是这个镇子使他们身体有病,并且腐烂。(P357)从活着就开始腐烂!前僧人,现在的书记官翁波意西说,凡是有东西腐烂的地方都会有新的东西生长。(P357)最后红色汉人来了……

对梅毒的描写显然是基于将鸦片的种植、贸易的发明、梅毒的侵入与解放军的进驻作为近现代文明的象征性事物来看待。这四者共同造成了土司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习俗的毁灭。而中国近现代史恰好又与这四个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先是列强用大炮送来鸦片,然后是贸易的发展,再就是随之而来的道德溃败与文化毁坏,最后是解放军把这一切都统统收拾了。这是否意味着这部小说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乃至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一个隐喻或寓言式写作?

《尘埃落定》,P341~P35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阿来 著

1998年3月北京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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