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悲剧

周恢恢
2006-10-16 看过
胡适的弟子唐德刚记录并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注释的字数几乎超过原文,如果缺了这些精彩的注释,这本书将大为失色。唐德刚虽然肯定胡适是现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大学者和思想家,但在注释里对于这位老师却有很多不留情面的评价,甚至是嘲讽,读来十分有趣。

胡适的思想在二十多岁就定型了。唐德刚这样评价他的胡老师:

胡适思想四十年来无太大的变动。这从好处来说,是胡适思想的前后一致性;从坏处来说,则是胡适之没有进步。青年期的胡适是被两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尔和杜威——“洗脑”了,而且洗得相当彻底,洗到他六十多岁,还对这两位老辈称颂不置。这也就表示胡适的政治思想,终其生没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适之先生一生反对“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可是在这篇自述里,我们不也是看到那个才气纵横的青年胡适,一旦碰到安吉尔、杜威二大师,便“尽弃所学而学焉”,让他两位“牵着鼻子走”吗?适之当然不承认他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因为他不自觉自己的鼻子被牵了。这并不表示他老人家没有被牵。相反的,这正表示牵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强了。

年少时的激进派,到老了常常变成保守派。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胡适的不少思想仍然超越了时代,但早早成名所带来的压力,和当时环境的局限,的确制约了胡适的进步。

胡、郭(郭沫若—)二公在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中,有个相同的“大不幸也”。哪便是他二人都是“少年得志”。在学术界一辈子都骑在人民头上,睥睨群贤,目空当世;认为在学问上,只有人家学他的。至于他们自己,则总以为“山东无足问者”了。加以誉满天下,谤亦随之。为着全誉却谤,一辈子抱着自己的“思想”,不肯分毫让人,因而他们再也不能安静下来,把自己来解剖解剖了。七八十岁所搞得还是二十岁所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会有进步?这就是所有启蒙大师的悲哀啊!

我们今天看到说话已不再利索的李敖,在《李敖有话说》里卖弄的仍然是他早些年已经成文的主张,何尝没有相似的感受。

胡适中年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国故,虽然成就斐然,但这在我看来是对他才能的极大浪费。胡适是启蒙大师,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做更多开创性的工作才是,而不是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半死文字中。国故那么多,整理到今天都没个完,即使整理完了到底又有什么价值呢?历史不应该成为我们发展的拖累。胡适最大的理想是“再造中国文明”,而他认为“整理国故”是再造文明的准备。唐德刚认为这是胡适的遁辞,不能服众。“整理不完,文明就不要再造了吗?”

胡适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许是推广了白话文的应用,使得“语文一致”——说话作文用同样的文字。这场白话文运动的起因纯属偶然,全由一首送别朋友的小诗引起。如果没有这件小小的意外事件,说不定我们还在用文言文写blog呢。

最后说说胡适的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八十多年前的文章拿到今天的中国来看,观念仍然超前。我在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自然佩服得没话说,但也不由感叹,这些了不起的先知先觉竟是徒劳。为什么会这样呢?唐德刚说,由胡适引发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在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这话一针见血。这些在我看来无比超前的观念,确实是最基本的常识啊!

其实那时他们对“大问题”并不敢接触,例如“中国何以不能工业化?而日本反可一索即得”;再如民初的议会政治,何以全盘失败?”这些有关国族兴衰的“大问题”,如果没有精湛的(输入的)学理,和有充分资料的研究作背景,而专凭常识抬杠,是不可能有深度的。

这段话我不完全同意,纵然要有人去研究这些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常识是最重要的东西,尤其是小常识,忽视常识是非常可怕的,不知而自以为知是非常危险的。不懂常识,或者说不屑常识的D掌权后的几十年,胡适的这些预言竟一一应验,就是明证。胡适一辈子被攻击,其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胡适实在太清晰了,他谈了太多的常识,书呆子往往嘴上挂着几个不明其意的专有名词,就自以为有多了不起,其实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常识也不明白,更要命的是,常识为他们所不耻。但在动人的口号,抽象的前景宣传面前,胡适这些清晰明了的常识终究还是败得体无完肤,令后人唏嘘不已。

胡适是个了不起的先知,我们在他身上也看到了身为先知的悲剧,看到了环境对先知的巨大限制。李敖说他很不幸地被局限在台湾,台湾太小了,他施展不开,只能与子偕小了。胡适何尝不是如此,中国这头老牛走得太慢了,胡适只能时不时地停下来等它赶上,直到今天,胡适还在它的前面,指引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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