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著中国通史》——云龙细看方可辩

须臾之间
2006-09-15 看过
中国二十世纪,有两部半的通史,最为值得称道,它们都成于1937年至1949年之间。受西风渐入影响,此辈学人视野更为开阔;在见解上,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春秋笔法,又借五四新风跳出了传统史书的固见,更为重要的是,尚未受到此后马氏史观的干扰,显得尤为璀璨!特别是1935年后,与邻为恶者乱我华夏,遂呈现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救亡图存之高潮。民族忧患最深重的时期,又正是民族学术生命力特强,放出异样光彩的时期。逆境行进,彰显出特别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吕思勉,字诚之,长于经学﹑文字学﹑文学,与钱穆曾有师生之谊,宾四先生对其爱戴备至,印象至深。《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两册内容不均,前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上册于1940年出版,按章节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下册则晚至1944年出版,以时间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
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以治诸子入手,全书贯穿于思想文化的脉络,读来一气呵成,胸有成形;但是,于思想文化之外的其它文化内涵,则颇显不足。与此相比,诚之先生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恰好可补其不足,全书含盖之广、立论之准,却非《国史大纲》所能比拟。宾四先生的弟子严耕望强称,“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但又建议“导读可以钱先生书为主,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因为钱书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一条贯串的线索……吕书周赡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此评论诚为是也!
这两部通史,在风格上可谓窘异,小子不学,姑妄论之。读《国史大纲》,如观龙游于云,气势雄浑旖旎,大迹可循而不识其形,连呼过瘾之际,却不免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读《吕著中国通史》,则如拨云见日,爪鳞晰晰可查矣。以下评论引自《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王家范):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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