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

要乐一世
2006-08-20 看过
应该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
 

《周作人全集》是迄今为止只存在于观念里的书。正因为只存在于观念里,把对于它的期待说出来,才可望使它有朝一日现实化的时候,出之以更加理想的面目吧?所以开宗明义,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提出呼吁:希望《周作人全集》尽快出现在我们的图书市场上,使读者在各种版本的周作人文“选”、“精编”、“类编”和“自编”之外,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阅读和收藏选择。

所以会突然提起《周作人全集》的话头,当然是因为有所触发。这触发来自于韩石山先生和李文兵先生在《文汇报·笔会》上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围绕新版《鲁迅全集》的价值展开,一个说,新版“真正新增加的鲁迅自己的著作,不会超过五万字”,而且“新版与旧版相比,不惟谈不上什么全面严谨,直可说是体例混乱,自毁成规”,所以,“这样的《鲁迅全集》我不买”(韩石山:《这样的〈鲁迅全集〉我不买》,《文汇报》2005年12月23日);一个说,“要评论一部图书,基本的前提是读一读这本书。如果连书都不读,只凭道听途说和推测就大发议论,这样的议论多半是靠不住的。”(李文兵:《应该先读一读新版〈鲁迅全集〉》,《文汇报》2006年1月13日)这样的争论尽管剑拔弩张,双方各不相让,但最终还得靠拿得出手的真凭实据(或曰事实)来裁决,所以作为暂不掌握事实的旁人,倒也没什么好说。

让我有所触发的,是二位先生在事实之外各自的立场和主张。韩先生说:“不管往后出多么繁富的全集,都不要忘了出一套白文本的《鲁迅全集》。所谓的白文本,就是只收鲁迅的著作,别的一切都免了。”这个主张我完全同意。因为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白文本鲁迅著作能够起到的作用实在是有些超乎意想的。这两年阴差阳错,我也被逼上了大学的“鲁迅精读”课程的讲台,不得不硬着头皮和这位自己在过去十几年的现当代文学研习经历中宁愿绕着走的伟大偶像正面“相遇”,老实说最初的确是心里没底兼神经紧张的。而最终帮助我在这个讲台上站住并确立信心的,正是鲁迅作品白文本。我从书店里找来一本鲁迅五个创作集的合订白文本作为课程的指定教材,要求学生和我一起按照课程进度阅读,并尽量不要看其它参考书,“抛开一切成见,直面鲁迅文本”,看看自己能够从中了解和汲取多少。课程的具体安排是每个创作集用三次课来处理,我讲两次,课堂讨论一次。我讲时侧重于向学生报告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很少刻意讲授“鲁迅研究史”方面的内容;课堂讨论也要求学生报告自己的读书心得,拒绝“研究综述”。这样地把整个课程讲下来,学生中真正跟随课程用了功的,普遍反映对鲁迅获得了贴己的认识,真正在某个契机上与他“相遇”了,过去在被迫状态下接受的关于鲁迅的刻板印象及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而我自己也由此产生了对鲁迅的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已经敢于把他确立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研习对象了。

但另一方面,要说我迄今有关鲁迅的浅薄经验完全拜于白文本所赐也与事实不符。因为毕竟随着教学和研究的深入,我自己早就抛开那本教材,转而以《全集》本作为工作用书了。正如许多专家早就强调过的那样,对于鲁迅这样的“百科全书”式、而且阅历丰富、个性独特的作家来说,任何人要想不凭借外在的帮助而获得对他的深入了解恐怕都是不容易的。这倒并不是说“既然是现代作家,是白话文大师,就该让人们通过自己的阅读认识鲁迅,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留下什么就是什么。这才是那个真正的鲁迅,这才是对鲁迅真正的尊重。”(韩石山语)名物典章姑置不论,“现代作家”中像胡适那样“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文大师”固然用不着多加注疏,但像鲁迅这样的“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的作家,注疏不到位恐怕是难窥其“真正”面目,更无论“真正的尊重”的。最明显的例子如《奔月》里头和高长虹开的“小玩笑”,如果不凭《全集》注释,普通读者恐怕是很难读出来的;而如果读不出这些“小玩笑”,就将失却对作为该篇创作背景的“月亮事件”的了解,并进而失去对作品的“家庭喜剧”基调的把握。也就是说,在这个作品里,作者的“自适”成分要远远大于其他动机。所谓“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奔月》所讲述的整个就是一个“末路老英雄”与他的“爱娇小女人”之间的家庭轻喜剧,记载着对自己迟来的爱情获得确信之后的鲁迅对爱人的甜蜜心情,正属于“勇士也休息”的部分。倘若对此失察,把《奔月》也解读为“勇士的战斗”,又如何称得上“对鲁迅真正的尊重”?

所以在鲁迅这里,白文本有其存在价值,注释本也决非可有可无。就此而言,我对新版《鲁迅全集》是怀有期待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是在最高权力的主宰下,以国务院文件调动举国之力,集体协作而完成的“国家工程”(参见程中原:《胡乔木与1981版〈鲁迅全集〉》,《纵横》2004年第6期),负载着特定时代的国家意志和政治烙印,同时也受制于当时的学术条件和水准,所以单就其注释而言,差不多自该版本面世伊始,纠错和订正即成为“鲁研”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迄今不绝。根据李先生提供的数据,新版《鲁迅全集》较之旧版,注释部分净增字数达20万(由190万增加到210万),这20万字来自对旧版注释的修改和新增。1981-2005,将20万字平摊到新旧两个版本之间相隔的年头,差不多是每年新增1万字。考虑到“鲁研”应该是我国以作家或专书为单位的文学研究部门中最发达的一个,自鲁迅研究会会长到各地鲁迅纪念馆售票员,人力投入成千累万,物力投入不计其数。在这样的情形下,过去20余年每年能有将近1万字的新增研究成果可以纳入新版《鲁迅全集》,似乎也算合情合理。只是,在接受普通读者的检验之前,这些新增字数的意义,也仅在于证明这些年来“鲁研界”没有吃干饭而已。由此,我完全赞同李先生的主张,即:如果要对其存在价值作出判断,“应该先读一读新版《鲁迅全集》”。

至于李先生说:“至于韩先生抱怨‘还不知道哪位现代作家的文集’附有《鲁迅全集》那么多的注释,那恐怕是天意,‘天降大任于是人也’,能够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文化伟人,迄今只有一个鲁迅。”这个话说得未免过于阔气,我就完全不敢苟同了。如上所述,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鲁迅全集》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注释”,并非来自自然意义上的“天意”主宰下的自然过程,而纯粹是由于国家权力的人为运作。这个国家权力的人为运作导致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诞生,也保障了此后“鲁研”作为文学研究部门的长盛不衰;如果没有它的强力作用,即算鲁迅再伟大,恐怕也未必就能使围绕他而投入的人力物力达到今天的格局。伴随着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问世,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今天我们所享有的,是一个比导致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诞生的环境远为开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仍然对鲁迅怀有兴趣的,恐怕没有人会否认鲁迅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鲁迅决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唯一者,而只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奥林匹斯诸神中的一员。在他的身边,站着他的前辈,同志,朋友,对手,还有兄弟。他们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各有所成,也有所败;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和交互作用,才塑造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并最终成就了我们的当下。一个人无论多伟大,都不能构成全部历史,而我们的当下却只能由全部历史来塑造:这应该是我们在经历了那么多历史的坎坷之后,所应该记取的最基本的教训吧?倘是,则“迄今只有一个”之类的徒惹口舌之争的阔气话,还是少说为妙吧。

而我们由此亦可明瞭,“‘还不知道哪位现代作家的文集’附有《鲁迅全集》那么多的注释”,那非但不是一件值得任何一位关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人骄傲的事情,反倒很可能意味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业界人员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才是。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我不太清楚,由于这两年我在学校里还兼任“周作人精读”课程,所以知道,“现代作家”中至少还有一位周作人,是决不比鲁迅更不值得注释、也决不比鲁迅更不值得阅读的。有鉴于此,乃斗胆效仿李文兵先生的造语,将本文命题如上,希望能对时代的包容有所助益。

200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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