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幽灵的威胁(Episode I - The Phantom Menace)
(随想随写。细看的是英文版。)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这个偏正词组,中心或重心在哪里?这就见仁见智了。不同的仁和智,也就导致了对这本书的不同“贪图”、索求、理解。
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思想话语历程和话语是波澜壮阔的“大河剧”、“延伸剧”和无数的“同人作”所组成的自相矛盾的网状结构(家族类似),那么《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一书就是这一切的“前传”。如同星战前传一样,这本书的诨名也可以是“来自幽灵的威胁”。这里说的“幽灵”,指的是诺斯替主义和怀疑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回潮。当然,这一切是很复杂的,如同这本书里面所详细讲述的那样。
读这本书,首先要破除一个普遍性的妄见,即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打破了中世纪末社会生活和教会的黑暗愚昧,如同打破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一切愚昧社会的黑暗愚昧。这是不成立的。中世纪末的神学并不等同于“愚昧”、“蒙昧”——愚昧和蒙昧是很久很久以前,神学尚未存在时候的事。某种程度上,我们比中世纪更蒙昧,只不过换了方式而已,拜倒在素食、一线品牌、猫狗、健身、天才、个性、“自我”、意识形态、民族国家,以及玛门(财神)的偶像前跪拜。
吉莱斯皮展现了令我佩服的功力。启发是:不懂神学,是不可能真正搞懂现代性的,因为现代性体现为解决古老神学问题的差异性位移。——一波一波现代性的源起,是从14世纪开始的,出于历史偶然性的,对神学基本问题的“基因编辑”。
原初基因的构成,是希伯来神启(revelation)和希腊逻各斯(logos)的双螺旋,缺一不可。基因编辑的“修正主义”,则是一点点来的。肯定是为了解决当时问题而发的,但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是叵测的,而且肯定会出问题,而且出了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编辑”,从而再度产生问题。
《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就是要回到最初开始基因编辑的那些时刻,看看是怎样的历史偶然性际遇,导致了进行基因编辑的动机,以及不同的思想家作坊(从奥卡姆、彼得拉克、艾克哈特大师,到路德、加尔文,到培根、笛卡尔、霍布斯以降),对共有的神学张力框架,做出了怎样不同的编辑改动,从而生产出不同的思想史脉络物种。这些物种又会再度串种,听起来是个怪胎导致畸形儿再导致丧尸遍地的故事。23333
而且,作者吉莱斯皮并不是神学家,尽管相当具备神学洞察力和知识系统。我这几年对神学特别感兴趣,看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所以可以凭借一点点粗浅的知识来印证吉莱斯皮在这个领域的过硬。他的主打领域应该是政治学或政治学史、政治哲学,着眼点最终在于人类社会的管制结构与思想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能戳进主流人文话语的神经。
但是,这样精彩的书,对我们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在内心深处更觉隔膜,因为我们从19世纪开始接触的现代性,就是在表层已经完全世俗化(去宗教)的现代性表述,并且深入到中国人的理解之中(德先生和赛先生)。其中原因,还在于中国并无发达的神学传统和神学需求、神学思辨习惯。西方宗教和西方现代性(最显眼的是科学技术上的洋枪洋炮火车轮船和医药)同时进入,前者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并且越来越明显。
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的这样的思维背景,使得我们更不容易看清楚现代性是从什么东西变来的。——西方人或多或少生活在现代性的传统演变之中,叫做当事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座庐山是动态的庐山。我们呢?则是本来并没有一步步自然而然走到庐山里面,在认知上面就更需要借助吉莱斯皮这种指点迷津的书。
细想一下很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对人的教育是阶段性的。——从语言、律法、到了道成肉身三位一体、信望爱。然后,接着可能是要教人去理解“自由”了。唯名论发现了上帝的自由,于是人开始在自己身上模仿自由,边模仿边学习,直到现在。
布鲁门伯格认为,现代性不是理性的胜利,而是尼采式的自我张扬、自我确认的占上风。但是,现代性的主导动机,却不是尼采式的自我意志,而是为了解决中世纪崩塌所带来的问题,即诺斯替主义。
上次对诺斯替主义的解决,是发生在大约两千年前的东、西罗马,带来了基督教教义的确立,这次则带来了现代性。基督教没有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诺斯替主义在中世纪晚期以唯名论的改头换面形式,重新出现。如果我来替布鲁门伯格打个比方,可以说现代性话语的建构,是在诺斯替主义再度消解掉上帝那看不见的掌控之后,思想者们再建的各种幻肢模型。所以,现代性的初衷,是完全应该理解的。
布鲁门伯格的局限性,按照作者吉莱斯皮的意思,可以说是指出了问题的方向,但缺乏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充分解释,也就是没有充分说清楚,那些个幻肢模型,具体而言,是如何以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方式来构建的。
吉莱斯皮基本不错,但似乎总是把伟大的经院哲学与唯名论进行了二元对立。但其实,两者是水乳交融的。两者之间的张力是基督教教义里面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从四世纪到六世纪对于三位一体正统教义的确定,是十分复杂、麻烦,导致各种争论和界定各种异端的大辩论,不亚于唯名论革命。四到六世纪为何如此争辩,原因仍然在于教义里面的内在张力和神秘性。——上帝的临在性与超越性的矛盾,人的自由意志能否与神恩合作的张力。吉莱斯皮的说法,则似乎从唯名论开始,问题才变得复杂起来,上帝才神秘起来。其实并非如此。
很有意思,在神、人、自然三者之中,如果神学退潮,对神的解释和对神的确认,不复存在了,那么,神就无法把人与自然的张力统一到自己的神秘张力那里去。于是,人与自然也就对立起来,无法有说得通的持论,人与自然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神、人、自然三格,曾经在神学里面是从神格来解释另外两个,所以一切归于神学。现在如果神学被基因编辑,则会导致后面两个也不得不变。后两个的不同变法儿,即现代性。
大公教会(即天主教会)历来支撑起西方精神世界的能人是辈出的,但也历来要在教义之间保持平衡,在本书所讲述的从中世纪晚期开始的故事中,尤为如此。这其实很像美联储主席,需要特别敏感又稳健,见微知著,有预测力。教皇也是各大势力商量之后选出来的,往往是把对立双方一起打压,或者雪藏一段时间,没有危险了再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相互争论的神父,在各个地方都牧养当地教徒,成为当地老百姓唯一的思想权威,而欧洲又那么大,大家见不到教皇,只见得到当地神父、主教。这就有逐渐让各地教义分歧,教会分裂,羊群走散、走失的危险。
教义如何发展,如同股票走向,如同球场谁进多少球,完全不可控。所以,最最奇怪不可思议的事情总是要发生,而且往往是历史亦即天意(Divine Providence)所选定的阶段性路线。比如,加尔文主义是最反帕拉纠主义的,是彻底的预定论,即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设定所有程序,包括尚未创造出来的一代代每一个人的个体命运。但恰恰是加尔文宗盛行的地方,冒出了新教伦理,那种通过赚钱、志业显示、敬业等事工,来证明自己能获得救赎——这完全走向了彻底的帕拉纠主义。就如同男女交合缠绵本来的动力是来自男欢女爱,即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里的动力因是男欢女爱,但“目的因”则是孕育了小baby(这个比方是限定在异性恋里面的,没有别的意思),成为血脉、亲情、人伦,载入族谱、国家以及神圣的历史——总之当初男欢女爱的时候,怀抱造人目的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那样也很不正常,很难成功~)。
说到底,“目的因”真不归当事人或当事者管。遗传学、进化论的主体行为者是谁?反正不是具体哪个人,哪只鸟。现代性也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就产生了。“你猜得到开始,但你猜不到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