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学术与政治》(Max Weber)
Max Weber的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之大，恐怕他自己当时都不曾预见到。书中收录的两篇演讲《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作于1919年，其时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历史走向的拐点——一战结束，德国战败，大繁荣，大萧条……都在这一年前后陆续铺开。整个时代的精神是焦灼不安的，理性被质疑，意义被颠覆，非理性的、萎靡颓废的风气在蔓延。在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关头，德国学者的思想力度往往能放射出浑朴而有质感的光芒来。这本册子并没有拯救日后陷入法西斯泥淖的德国，但二战的乌云散去后，它的价值如大浪淘沙后留下的金子最终为世所公认。中国近些年兴起的韦伯热，实际上是在补课。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为思想祛魅”，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声音，虽然它们已经显得那么古老，用词和例证都显得那么过时那么不合时宜。
以学术为志业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以学术为业》的开首就在语气沉重地列数以学术为业的外在困难。韦伯显然在心里早已为“学术从业者”定了一个非常高的准入标准，非志向坚定、目标明确者不得入内。制度是制约为学热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至少在那个时代大学体制对年轻学者是并不那么友善的（目前的中国无疑正是这样）。韦伯向他年轻的听众总结道：“可见，学术生涯是异常鲁莽的赌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如果说学术/政治这个二元关系还有个中国版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话，那么韦伯告诉我们，在后自然哲学时代，即便这个休闲的“独善其身”，也受制于制度、纪律等等东西。（当然，这里的“学术”一方面排除了“哲学”，一方面并没有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接下来韦伯冷峻地消解了“学术”生活中的浪漫性。尼采在那个时代开始放射光彩，青年们醉心地崇拜着“个性”和“个人体验（Erleben）”这两大偶像，“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然而韦伯说，“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它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他提醒我们，“即使具有歌德那种层次的人格，如果仅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任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后果会不堪设想。”在年少轻狂的过往，我一度非常痴迷地相信，自己可以经营一种醺醉放旷间杰作频出、涉猎极广的天才式学术生活。但事实上这是迷梦，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韦伯在这篇演讲里，力图为“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树立职业道德伦理的规范——所谓的“志业”（Beruf），正是一种具有伦理自觉地对职业前途的规划。
以学术是业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演讲接下来主要的问题。韦伯的意见是“理智化”，随后引出了那个著名的术语“祛魅”（disenchantment）——驱除偶像、教条，大而言之，一切阻碍头脑清明的桎梏。到了二十世纪初，传统理性主义已经被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扫得支离破碎，“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象已被扫空。学术（Wissenschaft），或曰科学与理性，让人类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这是启蒙主义的声音，韦伯在自己的学术伦理意见中恢复了这个传统，并且把它的意义扩大了。
韦伯为了确保这个用于给心灵“祛魅”的学术的理智，要求学术秉持价值“中立”。他拗口地表述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美而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这就是说，“真善美”合一的这种结构可以被摒弃，为“学术而学术”的话，可以为了追求“美”而不在意“善”，为追求“真”而不在意“美”；不仅如此，“真、善、美”这三者根本就不必在同一件事物中共存。而后，韦伯又旗帜鲜明地主张，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同样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而不可把自己的价值立场灌输给“被迫保持缄默”的学生。韦伯认为，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价值立场已经是一项政治行动，而政治不应属于课堂。从这些论述中，韦伯提取出的中心见解是，以学术为业的目的，乃是保证头脑——无论自己的抑或他人的——清明。“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在这里，他把艰苦的学术生活、严谨的专业化操作、价值中立、头脑清明串成了一根清晰的主线。
ankerwale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已遭祛魅，我们将去何处找寻热情？他提出的意见是“挣扎”。说实话，这个意见很无厘头。首先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曾、今后很可能也不会被彻底除魅。新的教条、偶像、桎梏，依然在层出不穷。作为统治大块领域、大批人群的宗教偶像也许在式微，一些旧教条也许在消亡，但阻碍头脑清明的“魅”依然永恒地存在着。其次的问题是，责任感，而不是热情，才是学术活动的核心部件。此外，除魅涉及的是现代性的理性层面，而非理性层面——比如欲望、情感——很难经除魅而变澄清，它恐怕将永远混沌。所以热情的来源并不会因为除魅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层面上，热情可以不成为问题。
以政治为志业 Politik als Beruf
在演说的第二部分，韦伯在更务实的基础上谈到“政治”。在这里，他提出了三种支配权类型（传统权力/世俗权力、超凡魅力Chrisma/神授权力、法制权力/法定权力），后来他被称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韦伯以呼吁建立法定权力主导下的、严密组织的官僚体系而著称。在演说中，韦伯简要地叙述了西方现代政治的沿革，比较了美、英、德三国的政治制度，指出了各自的短长之处。这部分我看得很粗疏。我急于直接看到答案。韦伯对政治家提出三条基本素质：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其中，“不脱离实际（Sachlichkeit）的激情”是从事政治的心理学前提，责任感是伦理学前提，而判断力则是能力前提。韦伯最关注的——正如这两篇演讲本质上是伦理学讲演一样——是政治活动的伦理学前提，也就是他所说的“责任感”。
“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信念伦理只关注道德意念，只要认定某一行为正义，便百折不挠地去实践它；责任伦理的关注点却是务实地考察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必须对该可能的后果负责。韦伯说道，“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这就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目的与手段在伦理上很可能是完全悖谬的，一个打着“善”的旗号的政治举动，很可能在手段上肮脏无比，而手段的肮脏往往意味着最后的结果再“善”也善不到哪儿去。尽管不那么恰当，我依然要举革命为例来解读这个表述。革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弱者对强者的颠覆与掠夺，这就注定了它的全部过程将充斥着杀戮与被杀戮、抢劫与被抢劫，但它的“目的”却从来都是善的，甚至是所有政治活动中最善的。然而如果把“全人类的发展”作为人类伦理的基线，那么杀戮和抢夺无论如何也称不得“善”。此外，法国革命、中国革命成功后胜利者推行的恐怖主义政策，在如今看来，都是善心而恶行的例子。因此，在最低限度而言，信念伦理也只能适用于革命家，对于政治家，他必须务实地秉持责任伦理。讽刺的是，14年后，纳粹登台。这是一个典型的“信念伦理”取胜的例子，而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历史课本、影像和文献中知道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韦伯的高瞻远瞩。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韦伯提醒着近百年前慕尼黑的青年学生们，同样也提醒着现在的我们。从当今中国的现状来看，“以学术为志业”的那篇演讲很可能已经显示出针对性，而这篇“以政治为志业”则非常不幸地，很可能依然超越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当成熟的市民社会最终到来，我们或许能迎来这样的一种“为政治生存”的政治家，而目前，我们依然不得不忍受着“靠政治生存”的政客和统治社会的蛀虫们。
当然，对政治家而言，截然区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也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只信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很可能沦为拙劣的实用主义者，仅仅愿意对可以预计的后果负责。尽管“善”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但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缺乏为了某个正义的目的而执著行政的勇气，没有“正义、公平凌驾一切”这样的基本原则支撑他的政治决策，那么责任伦理将会萎褪为伦理学上的侏儒。两者并存，以责任伦理为主，很可能是更可取的态度。
演讲的最后是煽动性的。“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韦伯呼唤听众去做时代的英雄。尽管这批听众最后很多都投身到了纳粹的事业中去，但这样的演讲依然对今天的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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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3日13:21:02 星期四), 站内信件
现在才看到你的update
原来偶把那个帖子d了，是因为觉得自己把对韦伯这个人的意见混进来了
而你这里明显是倾向于对志业的看法，偶没必要和你撞
既然你回了偶了，那么偶再提点意见，可能讨论还能再擦出点新的火花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不完全的祛魅，是对民众而言的，还是对学者或者说是政治家而言呢？
如果是对民众而言，那么政治家本来就是要利用仍然存在的“魅”来起作用；如果“魅”对学者或者政治家本身也有作用，那么我说的“挣扎”就自然而然的存在了
第二个问题：热情究竟是什么呢？责任感可以成为一种热情，这不能说不对。但韦伯所指的热情仅仅是种责任感吗？我读韦伯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狂热的，那又该怎样解释呢？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不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这不用偶说大家都知道，韦伯为何对从事政治和学术者有诸多要求？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责任感来消解欲望吗？韦伯可有那样的意思呢？至少偶觉得自己没有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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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dlogos (灵妖舞戚), 信区: FDU_PublicHealth
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3日15:56:57 星期四), 站内信件
你当时d得太快，我都没看仔细就不见了，只记得那夺目的“热情”和“挣扎”。这两个词语焉不详，我实在不知道你真正的意见是什么，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你现在展开来讲了，那么我是这么看的：
你当时问，“驱魅”以后怎么办，而我的意见是，“驱魅”永远不会完成，有很多新的“魅”，所以即便要讲热情，也不必等到“驱魅”完成以后——因为这一天很可能永远等不到。我的意思到此为止，至于说这个“不完全的驱魅”是对谁而言，我没有展开。
在解决这个问题前，我想我们可以把“驱魅”这个过程视为动态的序列，它没有尽头，但却有明显的低潮期和高潮期。韦伯所说的“世界已被驱魅”是指科学革命以来发生的那个“驱魅的高潮”，那次驱魅把阻碍头脑清明的主要敌人——宗教教条、对一些主神和全民性强力偶像的迷信——消灭了，如同一场大雨后，天上的云几乎消失了一样：这个消失只是近似而言，并不是真的清除干净，并且不久后还会有新的云，然而在云的生成/消失的动态序列中，这场大雨是个标志性事件，尤其对大雨发生前后的这段时间而言。恐怕这是对“驱魅”过程的比较接近事实的全景式概念。
以上是题外话。“不完全的驱魅”到底是对谁而言呢？显然对谁都一样，雨后无云的天空无差别地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对于学者而言，他们自己也处在各式各样富于时代特色的“魅”之中，驱除这种“魅”、廓清自己的视域可能构成他们学术热情的来源，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需要，如同赛义德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如果你所谓的“挣扎”是这一层面的话，我同意你的意见。但热情的另外一层来源，还应包括“为社会再度/三度驱魅”的责任心，这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部分，同时也是我的意见。对于政治家而言，一方面他也处在魅影之中，另一方面他摆动于“让民众驱魅”和“让民众陷于魅影”这两极之间。但就目前而言，与政治相关的“魅”实际已经驱除得所剩无几，民主成为主流价值，而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意见、经营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是阻止“魅影”生成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假定在政治领域（谨慎起见，中国大陆恐怕不能算进去），目前的情形近似于“驱魅后”，那么政治生活热情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当代成熟的民主社会来看，至少政治生活本身已经很难唤起民众的热情，而政治家的政治热情要么诉诸于赤裸裸的利益，要么诉诸于对权力、管理等事业的爱好。而在民粹社会——比如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可能来自于某种参与政治狂欢的快感、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社会的雄心，等等。总之，在民众而言，在政治领域而言，传统意义上的“魅”已被逐渐清除，新的“魅”在生成，而热情逐渐显得与幼稚等义。实践证明，好的、制衡得法的制度要比热情有用，所以成熟的市民社会里罕见“政治生活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韦伯是否仅仅把热情等义与责任感？从行文、结尾，韦伯无疑都把责任感当作了热情的来源之一，并且，这里的“热情”和“责任感”都应当作广义化理解。研究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的学者无不感叹那一代德国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博学和思考深度，这种热情与德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不无关系，某种意义上这种历史责任感与日后屠犹时的道貌岸然与全民癫狂也有着呼应与联系。就我的感觉，韦伯并没有逃避“热情”，但他更多地就是把“热情”等义为了“责任感”，或者“时代的使命感”。至于说韦伯的那种狂热，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可能是对那个萎靡的时代精神的反对，确切情况我说不清，但应该不影响对他的理解。
最后，我的意思是，在非理性的领域，“驱魅”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韦伯的整个演讲恐怕都不曾涉及“欲望”“情感”这些领域，他依然是在启蒙主义以降的理性主义思路上行走。所以，“用责任感消解欲望”这层意思，我也不曾从他的言辞中解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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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4日10:51:02 星期五), 站内信件
早上起来精神好，回帖咯～
解释一下“挣扎”
“挣扎”首先是偶对韦伯个人的一种认识。一方面，挣扎是韦伯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格和基督徒式的人格之间冲撞状态的描述；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为头脑清明而做的挣扎，此中包括韦伯“理解社会学”“理解”过程中的人格冲撞所带来的挣扎等等，要完全的展开讲清楚有些困难。参考韦伯的伦理二分法、理想型以及他对真善美的意见等等，都带着挣扎的痕迹，皆为斗争的结果。
接下来，“挣扎”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映射。韦伯的这两篇演讲本就是面对对前途，对理想可能有错误认识的学生们的（可有点像我们的就业指导？？）。在知识还属于特权的年代，即在除魅以前，无论是搞政治或者是做学问都是有种优越感的，对政治和学术的狂热也比较容易理解，偶这里用个词来形容，那可以叫做“猛虎高飞车”（当然，实际上那种狂热要分析起来是很复杂的，有许多背景因素需要考虑）。但是，除魅以后，事情就不再是那样了，从事学术与政治需要做新的反思，这里有点类同于我们常讨论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问题，知识不再是种特权了，那么知识分子又将何去何从呢？既然“猛虎高飞车”是没希望了，我们还可以打“狮子咆哮弹”。“狮子咆哮弹”就是“挣扎”的产物。这“挣扎”是头脑之激越与肉身之迟钝之间的挣扎，是对天空的向往与对大地的依恋之间的挣扎，是愚蠢的、无厘头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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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dlogos (灵妖舞戚), 信区: FDU_PublicHealth
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4日12:21:53 星期五), 站内信件
你的意见比较生猛
“热情从人格张力的裂隙中喷薄而出”
居然还动用了乱马之无差别格斗必杀技 ：）
整体来说
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已经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
因为我也同意把这种由性格和地位转变带来的张裂视为热情的来源之一
但是我们视角不同
最近我在看罗素的《人类的知识》
满眼的集合论和无穷逻辑
因此下意识地比较排拒“热情”这种非理性的东西
倾向于步步为营地讲范畴
所以主要提取韦伯文本的本身来解读（这种提取是带有倾向性的）
而你倾向于跳出文本结合具体历史情境来解读
这两种方式在我看来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某种意义上
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何尝不带着深刻的悲剧性和对悲剧执着抗争的精神力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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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6c0510100m0lw.html
以学术为志业 Wissenschaft als Beruf
《以学术为业》的开首就在语气沉重地列数以学术为业的外在困难。韦伯显然在心里早已为“学术从业者”定了一个非常高的准入标准，非志向坚定、目标明确者不得入内。制度是制约为学热情的一个重要因素，至少在那个时代大学体制对年轻学者是并不那么友善的（目前的中国无疑正是这样）。韦伯向他年轻的听众总结道：“可见，学术生涯是异常鲁莽的赌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如果说学术/政治这个二元关系还有个中国版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话，那么韦伯告诉我们，在后自然哲学时代，即便这个休闲的“独善其身”，也受制于制度、纪律等等东西。（当然，这里的“学术”一方面排除了“哲学”，一方面并没有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接下来韦伯冷峻地消解了“学术”生活中的浪漫性。尼采在那个时代开始放射光彩，青年们醉心地崇拜着“个性”和“个人体验（Erleben）”这两大偶像，“如果没有成功，至少也要装成有这种天纵之才的样子”。然而韦伯说，“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它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他提醒我们，“即使具有歌德那种层次的人格，如果仅就他的艺术而言，如果他任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也变成一件艺术品，后果会不堪设想。”在年少轻狂的过往，我一度非常痴迷地相信，自己可以经营一种醺醉放旷间杰作频出、涉猎极广的天才式学术生活。但事实上这是迷梦，灵魂不经过寂寞与清苦之火的锻打，完全炼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来。韦伯在这篇演讲里，力图为“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树立职业道德伦理的规范——所谓的“志业”（Beruf），正是一种具有伦理自觉地对职业前途的规划。
以学术是业究竟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演讲接下来主要的问题。韦伯的意见是“理智化”，随后引出了那个著名的术语“祛魅”（disenchantment）——驱除偶像、教条，大而言之，一切阻碍头脑清明的桎梏。到了二十世纪初，传统理性主义已经被声势浩大的非理性主义潮流扫得支离破碎，“通往真实存在之路”“通往真实艺术之路”“通往真实自然之路”“通往真实上帝之路”“通往真实幸福之路”种种古老幻象已被扫空。学术（Wissenschaft），或曰科学与理性，让人类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我们再也不必像相信有神灵存在的野人那样，以魔法支配神灵或向神灵祈求。”这是启蒙主义的声音，韦伯在自己的学术伦理意见中恢复了这个传统，并且把它的意义扩大了。
韦伯为了确保这个用于给心灵“祛魅”的学术的理智，要求学术秉持价值“中立”。他拗口地表述道，“有些事情，不仅是它尽管不美而神圣，而且正是因为它不美且只就它不美而言，才变得神圣”，这就是说，“真善美”合一的这种结构可以被摒弃，为“学术而学术”的话，可以为了追求“美”而不在意“善”，为追求“真”而不在意“美”；不仅如此，“真、善、美”这三者根本就不必在同一件事物中共存。而后，韦伯又旗帜鲜明地主张，教师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同样应秉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而不可把自己的价值立场灌输给“被迫保持缄默”的学生。韦伯认为，在课堂上宣扬自己的价值立场已经是一项政治行动，而政治不应属于课堂。从这些论述中，韦伯提取出的中心见解是，以学术为业的目的，乃是保证头脑——无论自己的抑或他人的——清明。“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在这里，他把艰苦的学术生活、严谨的专业化操作、价值中立、头脑清明串成了一根清晰的主线。
ankerwale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已遭祛魅，我们将去何处找寻热情？他提出的意见是“挣扎”。说实话，这个意见很无厘头。首先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从来不曾、今后很可能也不会被彻底除魅。新的教条、偶像、桎梏，依然在层出不穷。作为统治大块领域、大批人群的宗教偶像也许在式微，一些旧教条也许在消亡，但阻碍头脑清明的“魅”依然永恒地存在着。其次的问题是，责任感，而不是热情，才是学术活动的核心部件。此外，除魅涉及的是现代性的理性层面，而非理性层面——比如欲望、情感——很难经除魅而变澄清，它恐怕将永远混沌。所以热情的来源并不会因为除魅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在这个层面上，热情可以不成为问题。
以政治为志业 Politik als Beruf
在演说的第二部分，韦伯在更务实的基础上谈到“政治”。在这里，他提出了三种支配权类型（传统权力/世俗权力、超凡魅力Chrisma/神授权力、法制权力/法定权力），后来他被称为“组织管理理论之父”。韦伯以呼吁建立法定权力主导下的、严密组织的官僚体系而著称。在演说中，韦伯简要地叙述了西方现代政治的沿革，比较了美、英、德三国的政治制度，指出了各自的短长之处。这部分我看得很粗疏。我急于直接看到答案。韦伯对政治家提出三条基本素质：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其中，“不脱离实际（Sachlichkeit）的激情”是从事政治的心理学前提，责任感是伦理学前提，而判断力则是能力前提。韦伯最关注的——正如这两篇演讲本质上是伦理学讲演一样——是政治活动的伦理学前提，也就是他所说的“责任感”。
“指导行为的准则，可以是‘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也可以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信念伦理只关注道德意念，只要认定某一行为正义，便百折不挠地去实践它；责任伦理的关注点却是务实地考察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必须对该可能的后果负责。韦伯说道，“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这就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目的与手段在伦理上很可能是完全悖谬的，一个打着“善”的旗号的政治举动，很可能在手段上肮脏无比，而手段的肮脏往往意味着最后的结果再“善”也善不到哪儿去。尽管不那么恰当，我依然要举革命为例来解读这个表述。革命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过程，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弱者对强者的颠覆与掠夺，这就注定了它的全部过程将充斥着杀戮与被杀戮、抢劫与被抢劫，但它的“目的”却从来都是善的，甚至是所有政治活动中最善的。然而如果把“全人类的发展”作为人类伦理的基线，那么杀戮和抢夺无论如何也称不得“善”。此外，法国革命、中国革命成功后胜利者推行的恐怖主义政策，在如今看来，都是善心而恶行的例子。因此，在最低限度而言，信念伦理也只能适用于革命家，对于政治家，他必须务实地秉持责任伦理。讽刺的是，14年后，纳粹登台。这是一个典型的“信念伦理”取胜的例子，而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在历史课本、影像和文献中知道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韦伯的高瞻远瞩。
“不管什么人，也无论他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他同意使用暴力手段（这是政治家必须做的事情），他就必须接受由此产生的特定后果。”韦伯提醒着近百年前慕尼黑的青年学生们，同样也提醒着现在的我们。从当今中国的现状来看，“以学术为志业”的那篇演讲很可能已经显示出针对性，而这篇“以政治为志业”则非常不幸地，很可能依然超越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当成熟的市民社会最终到来，我们或许能迎来这样的一种“为政治生存”的政治家，而目前，我们依然不得不忍受着“靠政治生存”的政客和统治社会的蛀虫们。
当然，对政治家而言，截然区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也并不是完全合理的。只信奉责任伦理的政治家很可能沦为拙劣的实用主义者，仅仅愿意对可以预计的后果负责。尽管“善”并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但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缺乏为了某个正义的目的而执著行政的勇气，没有“正义、公平凌驾一切”这样的基本原则支撑他的政治决策，那么责任伦理将会萎褪为伦理学上的侏儒。两者并存，以责任伦理为主，很可能是更可取的态度。
演讲的最后是煽动性的。“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韦伯呼唤听众去做时代的英雄。尽管这批听众最后很多都投身到了纳粹的事业中去，但这样的演讲依然对今天的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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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看到你的update
原来偶把那个帖子d了，是因为觉得自己把对韦伯这个人的意见混进来了
而你这里明显是倾向于对志业的看法，偶没必要和你撞
既然你回了偶了，那么偶再提点意见，可能讨论还能再擦出点新的火花
第一个问题：你说的不完全的祛魅，是对民众而言的，还是对学者或者说是政治家而言呢？
如果是对民众而言，那么政治家本来就是要利用仍然存在的“魅”来起作用；如果“魅”对学者或者政治家本身也有作用，那么我说的“挣扎”就自然而然的存在了
第二个问题：热情究竟是什么呢？责任感可以成为一种热情，这不能说不对。但韦伯所指的热情仅仅是种责任感吗？我读韦伯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的狂热的，那又该怎样解释呢？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并不是那样的泾渭分明，这不用偶说大家都知道，韦伯为何对从事政治和学术者有诸多要求？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责任感来消解欲望吗？韦伯可有那样的意思呢？至少偶觉得自己没有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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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3日15:56:57 星期四), 站内信件
你当时d得太快，我都没看仔细就不见了，只记得那夺目的“热情”和“挣扎”。这两个词语焉不详，我实在不知道你真正的意见是什么，但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既然你现在展开来讲了，那么我是这么看的：
你当时问，“驱魅”以后怎么办，而我的意见是，“驱魅”永远不会完成，有很多新的“魅”，所以即便要讲热情，也不必等到“驱魅”完成以后——因为这一天很可能永远等不到。我的意思到此为止，至于说这个“不完全的驱魅”是对谁而言，我没有展开。
在解决这个问题前，我想我们可以把“驱魅”这个过程视为动态的序列，它没有尽头，但却有明显的低潮期和高潮期。韦伯所说的“世界已被驱魅”是指科学革命以来发生的那个“驱魅的高潮”，那次驱魅把阻碍头脑清明的主要敌人——宗教教条、对一些主神和全民性强力偶像的迷信——消灭了，如同一场大雨后，天上的云几乎消失了一样：这个消失只是近似而言，并不是真的清除干净，并且不久后还会有新的云，然而在云的生成/消失的动态序列中，这场大雨是个标志性事件，尤其对大雨发生前后的这段时间而言。恐怕这是对“驱魅”过程的比较接近事实的全景式概念。
以上是题外话。“不完全的驱魅”到底是对谁而言呢？显然对谁都一样，雨后无云的天空无差别地悬在每个人的头顶。对于学者而言，他们自己也处在各式各样富于时代特色的“魅”之中，驱除这种“魅”、廓清自己的视域可能构成他们学术热情的来源，这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需要，如同赛义德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如果你所谓的“挣扎”是这一层面的话，我同意你的意见。但热情的另外一层来源，还应包括“为社会再度/三度驱魅”的责任心，这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部分，同时也是我的意见。对于政治家而言，一方面他也处在魅影之中，另一方面他摆动于“让民众驱魅”和“让民众陷于魅影”这两极之间。但就目前而言，与政治相关的“魅”实际已经驱除得所剩无几，民主成为主流价值，而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意见、经营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是阻止“魅影”生成的最好方法。所以我们假定在政治领域（谨慎起见，中国大陆恐怕不能算进去），目前的情形近似于“驱魅后”，那么政治生活热情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当代成熟的民主社会来看，至少政治生活本身已经很难唤起民众的热情，而政治家的政治热情要么诉诸于赤裸裸的利益，要么诉诸于对权力、管理等事业的爱好。而在民粹社会——比如台湾——民众的政治热情可能来自于某种参与政治狂欢的快感、构建属于自己的民主社会的雄心，等等。总之，在民众而言，在政治领域而言，传统意义上的“魅”已被逐渐清除，新的“魅”在生成，而热情逐渐显得与幼稚等义。实践证明，好的、制衡得法的制度要比热情有用，所以成熟的市民社会里罕见“政治生活的热情”。
第二个问题，韦伯是否仅仅把热情等义与责任感？从行文、结尾，韦伯无疑都把责任感当作了热情的来源之一，并且，这里的“热情”和“责任感”都应当作广义化理解。研究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的学者无不感叹那一代德国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博学和思考深度，这种热情与德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不无关系，某种意义上这种历史责任感与日后屠犹时的道貌岸然与全民癫狂也有着呼应与联系。就我的感觉，韦伯并没有逃避“热情”，但他更多地就是把“热情”等义为了“责任感”，或者“时代的使命感”。至于说韦伯的那种狂热，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也可能是对那个萎靡的时代精神的反对，确切情况我说不清，但应该不影响对他的理解。
最后，我的意思是，在非理性的领域，“驱魅”不起作用。也就是说韦伯的整个演讲恐怕都不曾涉及“欲望”“情感”这些领域，他依然是在启蒙主义以降的理性主义思路上行走。所以，“用责任感消解欲望”这层意思，我也不曾从他的言辞中解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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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nkerwale (第一次改昵称，改什么好呢？), 信区: FDU_PublicHealth
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4日10:51:02 星期五), 站内信件
早上起来精神好，回帖咯～
解释一下“挣扎”
“挣扎”首先是偶对韦伯个人的一种认识。一方面，挣扎是韦伯马基雅维利式的人格和基督徒式的人格之间冲撞状态的描述；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为头脑清明而做的挣扎，此中包括韦伯“理解社会学”“理解”过程中的人格冲撞所带来的挣扎等等，要完全的展开讲清楚有些困难。参考韦伯的伦理二分法、理想型以及他对真善美的意见等等，都带着挣扎的痕迹，皆为斗争的结果。
接下来，“挣扎”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映射。韦伯的这两篇演讲本就是面对对前途，对理想可能有错误认识的学生们的（可有点像我们的就业指导？？）。在知识还属于特权的年代，即在除魅以前，无论是搞政治或者是做学问都是有种优越感的，对政治和学术的狂热也比较容易理解，偶这里用个词来形容，那可以叫做“猛虎高飞车”（当然，实际上那种狂热要分析起来是很复杂的，有许多背景因素需要考虑）。但是，除魅以后，事情就不再是那样了，从事学术与政治需要做新的反思，这里有点类同于我们常讨论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问题，知识不再是种特权了，那么知识分子又将何去何从呢？既然“猛虎高飞车”是没希望了，我们还可以打“狮子咆哮弹”。“狮子咆哮弹”就是“挣扎”的产物。这“挣扎”是头脑之激越与肉身之迟钝之间的挣扎，是对天空的向往与对大地的依恋之间的挣扎，是愚蠢的、无厘头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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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madlogos (灵妖舞戚), 信区: FDU_PublicHealth
标 题: Re: (未免太没人烟了)「学术与政治」
发信站: 日月光华 (2005年11月04日12:21:53 星期五), 站内信件
你的意见比较生猛
“热情从人格张力的裂隙中喷薄而出”
居然还动用了乱马之无差别格斗必杀技 ：）
整体来说
我认为我们的意见已经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
因为我也同意把这种由性格和地位转变带来的张裂视为热情的来源之一
但是我们视角不同
最近我在看罗素的《人类的知识》
满眼的集合论和无穷逻辑
因此下意识地比较排拒“热情”这种非理性的东西
倾向于步步为营地讲范畴
所以主要提取韦伯文本的本身来解读（这种提取是带有倾向性的）
而你倾向于跳出文本结合具体历史情境来解读
这两种方式在我看来都没什么问题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
某种意义上
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何尝不带着深刻的悲剧性和对悲剧执着抗争的精神力量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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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d6c0510100m0l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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