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评所谓“新批判主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发表了周晓明、昌切、王又平、邓晓芒四先生批评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文章，区区拜读之后，未敢苟同，特应编辑先生之约，撰小文就教于四先生和读者诸君。
一、何来“新保守主义”倾向？继80年代文化大讨论之后，90年代人们进一步正确对待过去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儒释道精英文化，深入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关系，高扬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并对西方理性和启蒙价值的单面性提出批评，对国内日趋严峻的物化的人生观的泛滥和道德的危机，生命本性的困惑作出疏导，取得了多样的积极成果。海内外或两岸三地中国文化研究成果与方法的互动，亦属正常现象。至于有个别人把话说过了头，我看也不必大惊小怪，以为真会影响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或文化选择。我看没有那么严重。究竟有没有“国学热”和“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倾向：新保守主义”，我想有一个起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认字和断句。今天，象我们这些忝系列高校文史哲教席的“教授”“博导”们尚不得不借助工具书才能勉强读懂《尚书》、《诗经》，大学生们尚分不清《四书》与明清小说中的“四大奇书”，还有所谓著名青年诗人不知《老子》、《庄子》为何物，到德国去大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说我们“保守”了祖国文化的什么？怎么敢侈谈“国学”还嫌“热”了？！不要说什么经史子集，高校文科教师能顺顺当当地把最简易的“四书”读下来且解释清楚的能有几人？我看现在倒真是要“保”“守”一下民族文化的瑰宝，需要适当对知识界和国民“启”自家文化遗产之“蒙”，“补”仁爱忠恕孝悌信义之“课”，“扫”人文价值与道德理想之“盲”。
二、克服视域的平面化和单维化。周君的大文批评“向后看”“向回转”的“念旧”情绪，强调“古代”与“现代”、“进步、变革，还是退守、守成”的二元对立。王君的提问也十分吓人：“阻遏着、拖拽着中国社会变革的究竟是西方现代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我们作一个基本的判定和选择。他的意见是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就不要推广减肥。昌切的文章也说，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问题，而不要把西方人从现代向后现代转进的问题缠夹过来，企望毕其功于一役。我很能理解这一苦心，同样认为民主与法制秩序的建构及启蒙价值－－民主、自由、正义、平等、博爱、人权、理性等在中国的生根是第一位的。但世界处在两种不同方向重叠的运动中，每个国家都要在不平衡发展加剧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发展的平衡与重心。东西方都有不少有识之士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现代性”，并重新估价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话语空间的确显得格外复杂。我们在这一背景下，不能不清醒地认识西方理念的片面性、单向度性和平面化的缺失。其实，人权离不开责任与义务，法律不能代替礼乐教化的功能，个性自由与群体价值观需要互补互动。总之，在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上都不应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复辙，因为我们毕竟有西方与东亚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参照。这就包括吸取本民族的政治、道德等文化资源，需要平等地与古人进行心灵交流与对话，吸纳他们的深刻睿智，解决人的意义世界的危机以及人与天、地、人、我的疏离问题。照我的想法，有的文化人“非今”，只是在人生哲学层面上批评当下的功利、浮躁，决不是要阻碍今天社会各方面的繁荣进步，“从古”也不是要回到古代社会，而是在意境追求上体味某种理想的真善美合一之境。人们有不同的现实关怀，当下关怀，也有不同的长远关怀、终极关怀，文化有不同的层面－－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宗教、艺术、哲学等等，为什么只能在一个层面一个维度上选择其一呢？即使在一维之中，为什么害怕保持某种张力呢？科学与民主尚不足以作为尺度（特别是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西方古已有之的道德、艺术、哲学、宗教。因为层面不同，深浅有别。我看我们早就应该打破单线进化论的思维框架，打破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信，超越前进后退、古今、中西、进步保守的二元对峙，肯定古今之别不等于中西之异，允许不同价值系统的共存互尊。在各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批评现代化的思想和人物总是和现代化并行不悖的，如此才能保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借取一点古代的宝藏，天塌不下来。“孝”“忠”在韩国、日本的现代化中成为助 ，道、佛及民间宗教在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中起过作用，尽管其间的过程和变化十分复杂，但至少启发我们不要把现代文化设计得那么单一，它是多层多样多维多态的，且决不会脱离民族性！
三、驳所谓“文化恋母情结”。邓君说从五四到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他批评回归传统的文人，视之为“传统本身的惰性”，并“称之为‘文化恋母情结’，即总是要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好比一个孩子已长大了，还不愿断奶”。与周君用极不雅训的“精神阳萎”相似，邓君亦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象是些孩子”，有“自恋情结”，“谈起‘道德境界’来好比在做白日梦”。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到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的，也不知道天下有没有一个现代化是可以不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寻求现实生活的资粮的。我只知道西方人无比尊重、珍惜自己的文化母体，决无任何的轻蔑、贱视、毁辱、鄙夷。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 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足见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此母体之乳汁滋养着现代心灵，不可断，不能断！文化的发展当然包括对轴心文明（如礼乐文明、六经诸子及其资源）的高层次回归、复兴，即重新发现其尚未开掘的意义与价值，并作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转化和阐扬！我相信邓君所说的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前提，是对传统的深度价值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只据浮面理解，联想当下社会人生之负面去作挖苦或揶揄，则不能视为自我批判。邓君在他才气横溢的大著《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中说，孔子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伪善者以我之欲强加于人，“以仁慈、宽厚、体贴的面目，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的专制性和任意性。父母和父母官对儿女和子民们滥施淫威，均可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为你们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到死都相信这是为了自己能‘立’和‘达’。”（第150页）我看邓君对儒家这一命题及其它命题的批判就具有“专制性和任意性”。邓君还说庄子的超越只停留在“物”的层次，亦不知所云。这在理解上不相应，“隔”了一大层，是邓君的毛病。他又说《废都》中的乱交和顾城的杀妻与自杀，并不是中国人现在变坏了，“而是中国人数千年的伦理价值体系已显示出了自身致命的缺陷”（第122页）；还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起明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西方碰得粉碎，唯一能做的只剩下用手比划一个生殖器的动作，此即根源于中国文化不过只是“传种接代”的文化（他连“传宗”都不用，而用“传种”）。“既然我们的传统文化植根于生物学上的传种接代，它就没有能力用真正人性的东西去溶化人心中非人性的、善性的东西，而只是掩盖、包容甚至保存和维护着兽性的东西。”（同上）这种批判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中国文化真没有这种能力而只能维护、掩盖、包容兽性吗？作者理解传统精神遗产中大量的深邃的真正人性的东西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么？邓君说“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只有亲情，而无感情”，只有“通过生物种族繁衍的谱系表查阅到的那种家族感情，除此而外就只剩下‘感于物而动’的（同样是动物性的）喜怒哀乐之情”（第101页）。“中国人的责任感……总是归结到生物学上的生殖和世代繁衍上去。”（第120页）“仁义道德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界的（虎狼亦适用的）原则，即自然血缘原则。”（第121页）按这种说法，中国人只具有动物性。如果所谓“新批判主义”是指的“丑陋的中国人”一类，那我看就没有什么新意。执斧伐柯，其则不远。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那它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反过来说，如果在西方和泛西方化的大潮裹挟之下，没有对自家历史文化的自尊、自信，甚至连起码的同情的理解都没有，那么这种“新批判”与“旧批判”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四、同情的理解，理性的批导。有人批判传统，却不肯细读传统的原典，也不下功夫理解传统社会与文化种种面相及其所以然，只依恁一二种现行教材或海外三流作家的书。有人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可是连此名相的确定内涵也弄不清楚，将它混同于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有人批判现当代新儒家，可是连一本批判对象的原著也没有读过，而且也不顾“新儒家”（指宋明理学）与“现当代新儒家”的区别。批判是必要的，但只能是：先读书，再批评。四先生当然不在此例。不过王君在大文中把批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林毓生师弟（林又是西方自由主义大师海耶克的弟子）与钱穆、杜维明等都列为“守传统主义者”；又把与当代新儒家颇有分歧的余英时、金耀基列入其中，且把他们的老师钱穆放在尾巴殿后，足见王君对他所列一大串域外学人的师友渊源、思想分野、变化及定位，都不甚了了，真是“给人一种‘有没有搞错哇’的感觉”（借王氏语）。
我看谁也没有蠢到昌君所说的“自作多情”“回到老祖宗温馨的怀抱中去”的地步。因为借取传统资源是为了拓新，而且传统本身是流动的。《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先生所说和鄙人的陋见都可以并存。但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需要多种文化思想资源的陶养。重新拥有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多维的视域诠释和转化文化传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病症及现代人安身立命或终极托付的危机，是全球和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古今、先后的名词，我看不妨让一些人做“释古助今”“守先待后”的工作。“守”也很重要，有所“守”才能有所“为”，有所“创”，没有“守”就没有“为”，没有“创”。没有根源性，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对四先生的“新批判”，鄙人斗胆来一点“新保守”，又何妨？
（本文是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的邀请而作，刊载于该刊1997年第2期，1997年3月。当时，编辑先生只给我这点篇幅，故对邓晓芒先生大作的批评点到为止。然此则足矣，毋需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