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贵族是时间给正在老去的心一个华丽丽的借口。

  是03年在香港机场第一次见到康永，他穿灰色的西装褛配搭灯芯绒的裤子，戴一顶棒球帽。从台北到达香港的班机人潮都退了，他才出来，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康熙来了》是什么，所以请同去的司机举一个接人纸牌，特别傻地在出口处等，心不在焉的翻看刚买的《Milk》。赵敏姐姐说我一看到他就会认出他来。他背着灰色的登山包，一脸疲倦的出来，我认出他来，那种书卷气很久都没有闻到过。他长得并不帅，但是很有味道，他比我矮，可是第一眼我就怕他。那是没知识的我对学者的一种敬畏。
   从香港到深圳的车上，我找话题和他说话，很泛泛的称赞，他听出来我没看过他的节目，用银幕上被大家习惯的暗含嘲讽的文雅附和我的辛苦，我知道他前晚一夜没睡，在中天的录影棚里做节目。
   他不动声色地显示了他的力量，在坐着中天电视副台长的陈浩、商业周刊主笔、经济日报总编的饭桌上，他不说话就是焦点，大家都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我开始崇拜这个男人。得到机会旁听他和赵敏、陈浩得彻夜长谈。
   作为一个浅薄无知的人我很快显现了所谓年少得志的轻狂，于是更加轻易地毁了本可以保有的老师，临别时他送我从台湾背来的书《LA流浪记》、《那些男孩教我的事》，他慎重写上我的名字，祝福我可以好像他那样忠于自己。我记得他转身的样子，我们再见，互通了两次email，然后失去联系。
   我清楚地知道了蔡康永的一切，作为一个距离久远的读者，并不喜欢他在节目里的样子，但《康熙来了》里面对上流美的无奈眼神，我很熟悉。
   这本书是他写给他最爱的女生的孩子，我记得他说小S，是一种惊奇的发现口吻：她从来不做准备，她懒，巴不得不要上节目。
他把他的生活写出来，片断字句给孩子看，给我们看，如果你知道他可以勾画他的悲观，如果不熟悉他，可以看看贵族的痕迹，那些老上海的坚持，他自己没说过白先勇，我只记得那一夜，他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在地毯上倒立，孩子气的笑，眼神却让我第一次知道苍老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