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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看群氓掩耳盗铃
2006-07-09 看过
 

余华写的小说《兄弟》现在在各大书店是特别畅销的,我从前天开始看这部小说,因此在本贴中提出一些批评。

当然,我这个人是不懂文艺或者艺术的,批评主要从理工科角度入手,就是说,认为余华写的小说,在歪曲历史,说的事情不是真的。当然,肯定不属于现实主义小说。主要的歪曲,还是在对文革期间的一些事情的描述上。

当我注意到余华对于文革的描述完全不对的时候,我就翻了翻书的前面,查到他出生于1960年。我是出生于1955年,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是小学四,五年级和中学一年级学生,因此,我对于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了解得比较清楚。而余华比我小五岁,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只不过是五,六,七岁,因此,许多事情他是不知道的,不知道他就开始乱说,说的情况其实不对,因此本贴要纠正一下。

我又看了这本书余华的经历,一开始当牙医,后来写小说,那些小说许多都是获得了反共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奖,我在心里就想到“反共有功?”。因为,从《兄弟》这部小说来看,丑化文革的路子和其它的许多青年作家是差不多的。比如一说到文革,那就必然有“阶级敌人”,这本来没有错,但是,“阶级敌人”就一定要被拘禁,被关押,而且挨打,受到酷刑,这就属于比较扯淡。反而是经历过文革的许多当时的“阶级敌人”,如王蒙等,承认自己并没有被关押,也没有挨打的。

此外,我看了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很难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个不朽名著,反而是充满了低级趣味的。全书共250页,但是前30页基本上在描述李光头和他父亲在厕所偷看女人解手时的屁股的故事,讲的绘声绘色的,相信有不少人因为看了这样的开头,才愿意将小说看下去的。但是一部书有这么大的比例来说这样的事情,这在未来能够被人类公认为“不朽名著”?我看不过就是余华的挣钱手段罢了,他害怕书卖不出去,于是使劲添了这些料罢了。

问题在于,余华写的这个偷看故事经不住理工科思维的批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一个现实的故事,只能是一个瞎编的故事,而且编得很拙劣。

因为,那种偷看女人屁股的方法,从原理上讲就是看不着的。余华描述的当时的厕所,是男女中间隔一堵墙,两边各有人在上面蹲的档板,中间有孔,两边的人蹲在档板上解手,因此,他就认为,从男的档板这边伸下头去,就能够看得到女的那一边的屁股。但是他是想当然了。

首先,人蹲下的时候,屁股距档板是有一定距离的,通常有五公分左右,单这种情况,从那边的档板伸下头往这边望,就很难望见什么了。一般而言,这边的头也未见得能够伸过那个档板,甚至整个身子都伸下去,造厕所的人也会防止小一些的孩子掉下去,因此那个档板是很窄的,不可能一整个人掉下去的。头甚至都是不可能伸下去的。

从概率论上讲,对余华的观点也是否定的。因为,当时的公共厕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人很多,因此大家甚至要排着队上厕所,一种是人非常少,厕所里基本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去方便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方便完了还是他一个人。

而余华描述的情况,则是李光头这边空空荡荡,否则他也就不可能自己去偷窥,而女厕所那边却满满当当,居然能够让他一下子看到五个屁股。这件事情从概率上讲,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发生概率太低了。如果女厕所那边满满当当,则男厕所这边一定也是非常紧张的。

另一方面,当抓住李光头偷窥后,下来的描述也是不对头的,因为被偷窥的有中年妇女,按我的经验,中年妇女通常都不太要脸的,尤其是,又不是被强奸,贞操还是保住的,而偷窥的又是一个半大小孩,因此,中年妇女通常会上来揍这个小孩,揍的办法有多种,包括揪头发,打巴掌,拧皮肤。其实拧皮肤这种办法就是比较可怕的,因此李光头是要皮肉受苦的。

而当时,厕所偷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派出所将其教育后放了是对头的。

问题就在于文革的那段描述,是相当假的。

因为,在文革期间,我就已经遇到了不少阶级敌人(我懒得打引号,是为的方便,诸位不妨在下面自己打上引号),我住的那个大院里就有不少阶级敌人,有被抄家的,也有集中起来劳动的。但是,象关监狱一样关到一个地方,那除非是很大的官,一般的阶级敌人是不会这样的待遇的。甚至,更有可能被关的,是某一派的人把另一派的人抓起来关了。

而阶级敌人在什么时候会受到残忍待遇呢?我以为,要看本单位还是外单位。通常本单位的人对本单位的“阶级敌人”,是好的,符合政策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单位的人共事了多年,相互比较认识,大人小孩都比较认识。而且,当时的家庭在过年的多少年中也都有一些来往,或者你借我钱,或者你孩子生病了我连夜给你送到医院,你的孩子管我叫叔叔,我的孩子管你叫阿姨,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够对谁更残忍啊?

而外单位来的人,比如说一群外来的红卫兵来造反,那才是比较可怕的,因为相互间不认识,不认识的人相互之间有可能会下狠手打一下。

而实际上,有的一些单位,对自己单位的“阶级敌人”反而是有保护的,这种保护当然不能够作为口号提出来,却是以一种明为集中实为保护的办法管理起来。比如说,把本单位的阶级敌人,集中起来,让外单位的群众试图来揪斗的时候揪斗不到,就说“我们已经控制起来了”,因此看似集中起来专政,实为保护起来。

因此,《兄弟》小说中说造反派把孙凡平抓起来关押,而且施以酷刑,最后手都脱臼了,等等,而且把关押他的人描述成一群绝对的坏蛋,那都属于扯淡。而两个小孩去看他们父亲时,送的饭味道好,就被造反派吃光了,那种说法都不会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想象中的写作。

当时的群众组织,也是各个小说中称的“造反派”,可以分为几类人。第一类人是对毛泽东真的打心眼里忠诚的,非常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折不扣地折行毛主席说的任何话,对共产主义信仰是极为忠诚的,他们可以特别地相信另一个派别组织的人是反革命,是阶级敌人,但是,他们不可能残忍,因为,毛泽东当时就在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反革命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要严禁逼供信”,怎么可能会对“阶级敌人严刑拷打呢?

第二类人是经济人,就是说,想借着这个运动为自己带来各种好处的。既然如此,他们做的事情,总是盼望着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才做,莫名其妙地把一个人毒打一顿,也不大可能是他们所为。第三类人我们不妨假设是完全的坏蛋,不可理喻,虐待狂迫害狂吧,但是这第三类人是要受到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的制约的,不可能完全坐大。群众组织的产生,其中的领导人的产生,并不是任何上级任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居然当了头儿,必然有他的人格魅力,决无可能就是莫名其妙毫无道理地坏坏坏。因此,当家属送饭去的时候造反派们把饭抢过来自己吃了,这纯粹是一种妖魔化的描述。如果是一个信仰毛泽东的人,也是知道志愿军就是自己饿着也要把吃的留给俘虏一口的。

另外一方面需要研究的就是,各个群众组织的经费哪里来?比如说,你要把一些“阶级敌人”关押,那就要管他们的饭,经费何来?你要有一群人日夜看押着他们,甚至拷打他们,这群人的收入何来?没有收入,他们玩个屁啊?

就我记得的,当时我的邻居家确实也有中学生红卫兵的,但是有一点,他们要到了吃饭也是要回家吃的,连吃饭问题都要靠着自己父母,整个组织能够搞成什么样呢?又哪有精力一天到晚看押阶级敌人呢?有精力打人呢?

这又不是国民党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职业性的,是有报酬有薪水的。群众组织的薪水和报酬从何而来呢?要知道抓人关人打人那都是一种“劳动”有任何可能一个人在不收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干这样的事情吗?被关押的人吃饭问题住宿问题怎么解决?

我认为,群众组织的经费,有两种可能的来源。一种可能是从官方而来。就是说,或者是夺了权,而且,夺的这个权是有财权的权,比如群众组织夺了厂长的权,能够批一些开支,因此就能够有钱关人打人了。问题在于,群众组织也是自由成立的,因此,这个群众组织夺了权有了钱,另一个群众组织就会眼红的,也会要这个权的,凭什么是你们而不是我们?这就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全面内战”,就是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而一旦展开这种武斗了,所有的阶级敌人其实都处于自由状态了,没有人怎么理会他们了,没有兴趣拷打他们关押他们了,这就是我当时观察到的情况。

而当时真正要关押的,反而是这个组织抓那个组织的人,或者那个组织抓这个组织的人,而如果有拷打,一定是这个组织抓了那个组织的俘虏,因此想要套对方的“军事情报”,以利于己方在进一作战中取胜。

另一种可能就不那么官方,就是经费干脆是“抢”来的,抢东西抢枪支弹药,占领大楼,抢大米,等等。

但是,群众组织都是每一个人自愿参加的,并不是强迫参加的,你不参加就把你打一顿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没有一个阶级敌人的罪名是他不参加群众组织。因此,当时就存在着相当大的一批什么群众组织都不参加的人,正如王蒙在小说《狂欢的节日》中说的,逍遥派。其实逍遥派是占大多数的,或者说,看热闹的占了大多数。

其实,还有更多的一批人,形式上是参加群众组织的,但他们也很鬼,知道情况在变化,因此,更多的是在从事排演节目啊,到处贴大标语啊,这样的事情,也不从事打人关人的事情。

余华描述的这兄弟俩在文革中的“悲惨生活”,父亲被抓走后他们两个人没有人照顾,生活艰难,那也是相当不现实的。

因为,就我的观察,当时“阶级敌人”之间,在生活照顾方面,也是互相帮助的。象我住的那个大院都有一群十几户人家都成了阶级敌人,余华描述的小镇上也必然是这样的,尤其是在乱的那三年,“阶级敌人”的人数可是越来越多的。这些已经成了阶级敌人的家庭,是会相互帮助的,如果这一家只剩几个小孩,没有饭吃,就会有另一家阶级敌人注意到,把他们接去养起来。阶级敌人的小孩也会抱团的,他们中间也都有中小学生,各种岁数的人都有,一旦抱了团,你也是不敢轻易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是出生于地主家庭,鲁迅是出生于地主家庭。因此,阶级敌人的小孩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可教子女,如果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群人抱了团,你这边出身好的小孩如果团结不好,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因为他们要是揍了你,揍了也就是揍了的。其实,现在的一些地区的中学生一出校门,也经常会被烂仔们欺负,或者揍一顿或者抢了东西的。

而且,实际上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的亲戚,有可能一个人是地主,但是他哥哥却是解放军的大官。在当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整师整军整兵团地起义投入解放军部队,最大的有北平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队伍,而在文革期间,人民解放军师以下部队是不搞四大的,也不会因为你当初是投降过来的就歧视,就各种回忆录表示起义的国民党官兵在文革期间也是不吃亏的。而这些人中许多人就是大地主大资本家。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阶级敌人的人会有许多亲戚朋友都不是阶级敌人,甚至丈夫是阶级敌人老婆不是的,这样的情况多的是。

因此,在文革中,当阶级敌人的人数特别多的时候,阶级敌人的家庭相互之间会照顾,阶级敌人的各个不是阶级敌人的亲属会照顾,甚至可以相互之间串门 “逃难”。我家在文革期间,老家的人来串门的那可多的是,表姐表哥,叔叔,姨,等等,都来住过,有的一住就是半年一年。一个地区的造反派想到另一个地区把阶级敌人揪回来,那也是不容易的,首先就是要有经费,还要派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去,到了对方单位,如果对方单位不合作,也很麻烦,有可能空手而归。而阶级敌人的小孩的串门走亲戚就更管不着了,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嘛。

从这个角度讲,余华说的东西都缺少事实根据,瞎编乱造。这样的作家很难成为不朽的历史上有名的作家的。

而到了1969年社会稳定,群众组织解散后,有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结果把大多数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成的或者发现的阶级敌人都给平反了,要么就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那也还是自己同志。

问题在于,余华的这样的小说就把这种违背事实的宣传向海内外到处推销,因此获得了海外反共组织的这个大奖那个大奖,最后的效果就是海内外许多中国人都误以为文革就是余华描述的那个样子的。在强国论坛的乡音村乐网友描述的那个文革,最后他自己也承认是创作,不是他亲历的,因为他自称他自己一直在军队,而且转业的时候去了大西北,怎么可能知道村子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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