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训政

未名
2019-09-29 看过

1949年11月30日,一度被浓云迷雾所笼罩的山城重庆,终于拨得云开见日出,迎来了最终的解放。然而,一批为解放所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却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屠杀于集中营中,湮没于黑夜的大地。或许,他们就是革命不得不流的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好在他们的同志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不仅被盛入了烈士的棺椁,也被载入了传奇的小说——《红岩》。历史中烈士们苦难的、瘦弱的、备受摧残的身体,在意识形态想象力的匡扶下,显得如此刚毅、坚忍、熠熠闪光。烈士的身体,是新中国政治规训的一个起点。

重庆解放之后,面对集中营中的数百具尸体,重庆市委的当务之急便是从中筛选出的烈士遗骸,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烈士纪念活动。这些集中营,不仅关押着共产党员,也关押着“犯错”的国民党员和特务分子,因此像鲁迅小说《铸剑》一样把国王与剑客一并入殓出殡,这是显然不妥的。即便同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宁死不屈的,也有投敌变节的,这些都要详加考察。

因而,了解狱中人员的表现情况,就成了一件极严肃的政治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该由谁来提供狱中情况呢?在筛选“死人”之前,必须得先筛选“活人”。最合适的人选显然是从狱中九死一生逃出的人,而不是在监狱之外的领导者。但是,在那二十来个侥幸逃出的人当中,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汇报情况的。有些人只有辨认死者的权利,有些人则连辨认死者的权利都没有。经过上级的层层筛选,最后被委以重任的是罗广斌,即后来《红岩》的主要作者之一。

白公馆集中营旧址

罗广斌于192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生活优裕。后来,因受革命思想影响,年仅20岁的他便与封建家庭决裂,前往西南联大求学。在西南联大期间,他积极参加反对当局的学生运动,但终因过于活跃导致身份暴露,被组织调回重庆参加地下活动。1948年3月,在江竹筠(江姐原型)的介绍下,罗广斌正式加入共产党。但于同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他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好在,他的长兄是国民党第十五团司令,在四川握有重兵,让他弟弟在狱中没吃什么苦头。不难发现,罗广斌正是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

接受任务后,罗广斌为重庆市委写了一份“内参”性质的《关于重庆市委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据题目可以看出,报告主要包括了两部分内容,即“组织破坏”与“狱中情形”。在解放前夕,重庆市委之所以受到如此严重的组织破坏,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叛徒出卖,二是“左倾”冒进。此处的叛徒,绝不是《红岩》中甫志高这样的边缘角色,而是高层的中心人物;此处的冒进,也不是《红岩》中郑克昌在监狱中的一场蹩脚闹剧,而是工厂里轰轰烈烈的悲剧。在这个报告中,集中营的大屠杀是一次“革命事故”而不是“革命壮举”。但之后出版的《红岩》,对当时重庆地下党的错误作了最小化的缩写。

罗广斌除了向市委提供了一份内参性质的报告外,还在组织的授意下对外刊发了一份《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后者与前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地下党的错误方针只字不提,着力渲染中美合作所对革命志士惨无人道的虐待。但事实上,所谓的“中美合作所”完全是个乱人耳目的词汇。

渣滓洞集中营旧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确实为了抗日的情报工作,积极介入中国战区,在重庆郊区与国民党筹建了中美合作所。但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便立马分批次地撤回相关工作人员,于1945年10月便正式宣布撤销,所遗留的只是一些中美合作所旧址。并且,对于重庆地区的集中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美方人员也是严格保密。当时,罗广斌之所以要给美国扣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乃是为了煽动对美帝的民族仇恨,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这种情绪煽动便更加重要。

罗广斌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带有公共意识形态的官方发言,而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还登了不少篇其他大屠杀幸存者私人性的文章。这些人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规训,他们笔下的集中营是“磁器口集中营”,他们笔下的大屠杀是“磁器口大屠杀”,与“中美合作所”无关。

虽然,他们“第一人称”的私人性无法提供一个全知视野,但至少避免了冒牌上帝的虚假,有着切身体验的真实。不过,他们的私人体验很快就被之后的公共话语收编,一些中性词汇被涂上了革命色彩,一些无关的琐碎经验被删减,对集中营的回忆都统一为国民党的血腥与残暴。

《红岩》电影剧照

烈士的身体被国民党摧残蹂躏之后,又在新中国的政治宣传中“起死回生”,他们不仅要在意识形态的想象中再次遭受摧残蹂躏,甚至还要变本加厉。这些无痛感的身体成为了历史橱窗的展览品,成为一个政党的耻辱,也成为一个政党的荣耀。

作为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利益的捍卫者,国民党一直是(大部分是)物质资本的奴才。蒋介石曾在日记中说,“政治,让人像条狗一样活着”。其实,真正让他像条狗一样活着的,是奠基他政治地位的财团们。虽然他有改革的雄心大志,但一旦触及那些大财团的利益,便只好无可奈何地退回。即便蒋介石本人过着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他的身边却围绕着一群不知餍足的饕餮。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是触目惊心的,美国的在华观察家便将政治腐败作为国民党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小说中,对特务头子毛人凤和美国顾问都以“矮胖”来总体描绘,这一形象既隐喻着精神上的低劣,也暗示着大腹便便下的贪婪。而与美蒋政府相关的女人,都成了极具肉感的妖女荡娃,譬如一位试图勾引成岗的女同事,“她的衣服又紧又小,浑身显出曲线……瞟着成岗”,再如美国记者玛丽出场时,即写到“后面跟着个妖艳的水蛇似的女人……见了人就来一阵媚笑。”

我们不能把文学当作历史,但作为历史小说,《红岩》的叙述也不能是子虚乌有。对于陷入资本统治逻辑的人们来说,不仅他们自身在追逐着肉体欲望,受缚于资本;而且也以自身的价值观来衡量周围的人,乃至敌人。因此,沉湎于权力的特务头子刘鹏飞永远也不理解一个出身富商之家的刘思扬何以会不要命地参加地下党;而另一个追求小资情调与功名利禄的甫志高又注定会背叛组织与刘鹏飞走在一起。

《红岩》书籍插图1

在二元的革命逻辑下,当作者竭力将美蒋反动派推向物质欲望的深沟时,其实也向读者许诺着另一个方向的革命信仰的家园。因此,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小说中革命志士的标准反应就是拒绝物质诱惑,忍受肉体折磨。在现代国家,刑罚的公共景观已经消失,甚至直接的肉体刑罚也趋于消失。在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也不得不踏上这样的文明进程。因而,国民党特务治下的集中营只能是秘密而封闭。当这种秘密与封闭被完全打破之后,它就会像纳粹集中营一样,沦为现代国家耻辱。

遗憾的是,在文革时期,我们的国家再次出现了公共景观的刑罚,这简直是向蛮荒时代倒退,竟比不上民国了。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原本和平的年代,可以涌起如此狂热的激情,如此地蔑视、嘲笑、玩弄人的肉体与尊严。或许,这与《红岩》之类的革命文本不无关系。在小说中,身体成为了政治表演的道具,没有情感,没有痛感,被意识形态的剧本摆弄,就像现代游戏中的不断死去又不断复活的虚拟的身体影像。

革命志士的每一次受难,都是一次超人的受封仪式。在文学的书写下,他们受鞭笞受侮辱的身体,不仅表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也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以及由之所建立的政权的崇高性与合法性。然而,为了表现对国民党身体统治的绝对蔑视,这些形象是没有痛觉细胞的,是由纸片剪裁起来的。只要作者为人物画上革命信仰的符咒,一切的严刑拷打都是挠痒痒,甚至于致幻剂都能被革命意志化解。

《红岩》书籍插图2

这些无痛感的身体是不属于人的,同样也是不属于现实的革命者的。譬如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其实没有受过敲竹签的极端酷刑;龙光华的原型龙光章,其实是病死的而不是被特务虐打致死的,至于许云峰被酷刑折磨得留了一滩血后又在地牢绝食几天几夜竟不死的,这种地球人办不到的事,自然也是文学的想象而已。写作《红岩》之时,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苦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或也希望用烈士饱胀的信仰喂饱难民的辘辘饥肠吧。

作者在极力折磨笔下的烈士,或者说,作者在极力塑造英雄的烈士,这都是一码事。在作者看来,多一份肉体的苦痛,就多一份精神的光辉,精神的高峰体验即是以肉体的折磨为阶梯。后来,有人将此视为自虐文化,特务与烈士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关系,并且在肉体与精神之间存在反转的关系,即在肉体层面,特务是施虐者烈士是受虐者;在精神层面,特务是受虐者烈士是施虐者,烈士掌握着更高意义上的主动权。

然而,这种泛SM的论调总是令我疑虑,它似乎只是后来者的文化想象,一种新鲜的概念图解。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借渴望被日本鬼子强奸的X海鹰解构了革命文学的自虐癖,然而这种解构是针对文学文本而非历史文本。历史中的烈士真的会主动地走向这样的施虐/受虐的模式?他们真的会在肉体的酷刑中获得精神的快感?肉体和精神的对立模式难道不是一种想当然耳的二元逻辑?肉体溃败之后,精神在何驻足?我更愿意相信,在肉体崩溃之际,沉默,即英雄。

注:本文首发于个人公众号 格拉底苏的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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