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遥远,又仿佛就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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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5 看过

王二在豆腐厂里当工人是一九七三年的事,当时北京城显得十分破败,这是因为城里的人衣着破旧。当时无所谓时髦,无所谓风流,大家也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流行音乐,没有电影可看,在百无聊赖之中,每个人都想找别人的麻烦。

这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描写的 1973 年的北京。

这一年的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刊登了题为《新年献词》的元旦社论,和从 1967 年开始的革命口号不同了,(1967年的元旦社论是《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 革命进行到底》……1971年是《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1972年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当时,作为官方报纸的人民日报,无疑是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个人意志的呈现和表达的最佳平台。

从这份报纸头版标题的变化中,我们不难感到 1973 年的政治气候正在发生某种转变。

政治气候的转变也给经济文化带来了新的气息。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布鲁诺·巴贝跟随当时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访华。

天安门的破晓时分,北京,1973年

工人们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车队,上海,1973年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那个特殊时期的第八个年头,这期间,巴贝拍摄了大量的彩色照片。

此前也有许多的西方摄影师拍过中国,其中包括巴贝所在的马格南图片社最杰出的前辈——罗伯特·卡帕(1938年2月16日至9月22日拍摄过中日战争);还有亨利·卡蒂埃-布列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来到北京和上海见证中国的政权更换)和马克·吕布(在1957年、1965年和1971年到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 )。

这三位大师都以拍摄黑白照片而著名,当时中国官方摄影记者的纪实影像基本也是黑白的。因而,后来看到布鲁诺·巴贝的作品的中国观众特别激动,面对彩色的影像,他们对 1949 年之后的前三十年的视觉记忆变得鲜活。

此外,巴贝拍摄的中国也不像报道摄影或调查任务,而更像一部公路电影,仿佛在寻找“什么是中国”,也集结成一部中国的颜色(篮字可以点)

《中国的颜色》

陈丹青曾说:“在有关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像中,目击政权变更的照片,并成为经典,我想,谁能与布勒松 1949 年京沪之行相比拟?” 翻看这本摄影集,我们会发现比起布勒松等域外或同时期的中国摄影师,巴贝将镜头更多对准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抛弃了苦大仇深式的历史记录,但也正是缠绕在宏观结构里的具体细节,才让历史不再平面,拥有了坚固又起伏的力量。

自 1973 年起,巴贝曾多次造访并记录这个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多面孔的国家,用色彩鲜明的照片有力记录了被称为“第二次解放”时(1973)的中国,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关键时刻(1980)的中国,他与布勒松一样,都没有辜负历史的幸运。

如今,我们有幸看到这批彩色照片,它们无疑是中国人从毛时代跨越到当代的丰富又确凿的见证。

而无论是 1973 还是 1980 ,都无法被看作两个孤立的年份。从集体主义到个体生产的新旧制度交替,再到改革开放,它们前后的政治文化具有内在的、高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甚至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仍然无形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如何叙述与反思?如何建构个体与集体记忆?直到今天,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很难在公共空间中真正被充分自由、透彻地讨论,记忆的代际传承断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遗忘。

来自巴贝的“他者”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去了解、讨论这段历史的契机,也触发我们重新认识在这里生活的自己。无论是对于亲历者,还是之后出生的一代人,又或是成长在消费主义和威权主义间的新一代来说,这两个历史关头的影像记录都是值得跨越时空分享的经验。

回忆、观照、反思,相信每一个个体的历史意识的觉醒,都蕴含着推动改变的力量,通过巴贝拍摄的这些色彩鲜明的照片及背后的信息,大家或许能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连接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1. 从六十年代走来的中国革命

将中国置于战后国际中,整个 1960 年代,二战后的世界经过 1950 年代的调整,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始了,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开始步入现代化进程。1960年代中后期也是世界性的青年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譬如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美国1967年的反越战运动、苏联在1968年入侵布拉格引发的反抗运动、日本1968年东京学生占领东大安田讲堂……)。

而中国则在发展特殊的革命,并失去了不可再来的机遇。

1967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完整提出的“四个伟大”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配以“毛主席万岁!”于右上角。

电影《戏梦巴黎》剧照

在贝托鲁奇的这部表现 1968 年法国青年生活的电影中,玛琳·黛德丽的画像旁边放置着毛泽东胸像,左派政治符号随处可见,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话题被当时的法国青年热烈讨论。

但在被六十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狂热理想化了的、全国上下进行如火如荼革命的中国里,有一个不曾被好好解读和探讨的、在艰难和胜利中前行的中国。

《国际歌》宣传画 1973年 上海

红卫兵在天安门集合,北京,1973 年

工农兵大壁画,上海,1973年

苏州,1973年

2.七十年代初的恢复:被政治渗透的日常

前三年如火如荼的革命里,个人崇拜达到顶峰。

与之不同的是,1970 年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开篇便放眼全球:“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资本主义山河日下,民族解放运动蒸蒸日上。

1971 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席位。也正是这一年,中国开始一系列对于那个特殊时期被破坏的教育、文化、社会体制的恢复。

1972 年,中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社论强调“批修整风”、“一元化领导”的同时,又提出反对“一言堂”,个人崇拜在这一年收敛了威风。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上海,1973年

在 1973 年的中共十大上,“反对小集团”、“反对两面派”被写入党章,一批被排斥在九大之外的老干部重归中央委员之列。“九一三”事件后,毛的革命理想被剧烈动摇,紧张的政治气氛有所缓解。

“愤怒声讨林彪”,无锡,1973年

在整顿生产、重视农业后,1973 年也成为那个特殊的时间段里,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被政治渗透的生活里有了新的气息。

巴贝凭借摄影师的直觉捕捉到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日常图景,它们的存在有助于确认过去发生的一些细微但却也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观念与价值观的各种历史细节与事实。

毛泽东语录“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北京,1973年

劳模家中,无锡,1973年

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北京,1973年

三个男人坐在“为人民服务”挎包上,在“香”字下吃冰棍,北京,1973年

解放军陆军南京步兵第 179 师团厨房,南京,1973 年

在大同火车站站台上买干粮,大同,1973 年

3. 八十年代的开启:无保留地“告别革命”

回想八十年代,可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
——北岛

少先队队员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北京,1980 年

1973 年,中国开始逐渐进入后毛时代。1976 年,红太阳落下。尽管余辉仍在,但人们注定要告别革命,走向新的明天。

七十年代末,政治气候转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否定“。有学者认为,从思想的源头来说,“八十年代”开始于1977年,当一些思想者开始小心翼翼独立思考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大门已缓缓开启。

和平饭店内的《你办事,我放心》大幅油画,上海,1980 年

政治层面的告别带动了经济层面的变革。

1978 年,邓小平坐在日本新干线上感慨万千:“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这样急切甚至冲动的心情并非不可理解。中国人仿佛回到了初开国门的 1860 年,由于对长期落后与贫穷的焦虑,使整个体制把经济发展当成一切。
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成为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历史契机。1979年因之成了一次新的中国的“创世纪”。可以说,80年代是“现代性”话语在中国再度急剧扩张的时代,这一时代文化最响亮的声音因之是“走向世界”“撞击世界之门”“中国与世界接轨”。
——戴锦华《隐形书写》

外滩集体太极,“争分夺秒奔向2000!”,上海,1980年

外滩集体太极,“争分夺秒奔向2000!”,上海,1980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很多当今的中国人来说,八十年代初经济改革的曙光仿佛就在昨天,但那个时代离我们如此遥远。在巴贝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窥见现代化进程是如何渗透到生活中的场景和细节里。

天府广场 成都,1980 年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成都,1980年

在议价杂粮店排队,上海,1980年

安定造纸厂排污水,重庆,1980 年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令人难忘的象征着“现代化”的照片:

人民法院,上海,1980 年

戴锦华说,将 80 年代定义为“启蒙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对“五四”时代的重返。的确,在七十年代末,“科学”、“民主”、“法制”成为了响亮的时代新声。

马国川:那你在《光明日报》时间并不长?
李银河:只待了一年吧,一九七八年下半年我就到了国务院研究室。在会议召开前,我和林春合作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全国各大报纸都转载了,有一个整版。
马国川:《中国青年》杂志的编按说,“这篇文章很有气势,充满着青年的朝气”。这篇文章到今天还是蛮有意义的。
李银河:是吗?其实,民主法制从“五四”就开始讲了,经那个"特殊时期"的反复又回到蒙昧状态,然后又开始启蒙。可以看出来,我们不断地回到起点,没有走出多少步来。
——《李银河:真正的变化要开始了》,马国川访谈李银河,2008

4.个体身份的解放

《纽约时报》的记者理查德·伯恩斯这样描述改革后的中国:“中国从一段可怕的政治恐怖中走了出来,来到了一个可以再次表达真实本质的纪元。”

在巴贝的镜头里,这种真实突出体现在个体的改变上。

70 年代末,时髦的新事物逐渐涌入中国。伴随着记忆淡忘的辛酸又夹杂着巨大的惊喜,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们在自我的个性上,有了新的发展机会。彩色的影像里涌动着淳朴的热情,为了刚刚恢复的政治名誉,为了美容与烫发,或者仅仅为了一个漂亮的手包……

美发店,成都,1980年

豫园,上海,1980年

伴随着自我个性的解放,人们在公共场所的人际交往也更加放松和亲密。市民们的种种肢体语言都吸引了巴贝。

在公园里跳交谊舞,上海,1980 年

在田野做早操,上海,1980 年

而在年轻人之间流行的婚纱照则象征着一种社会身份的转变,真正从群众成为家庭成员。

婚纱照,上海,1980 年

婚纱照,上海,1980 年

婚纱照,成都,1980 年

5. 文艺生活的变革

时代转换之际,另一种意义上的解冻来临——国际关系开始缓和,中国敞开大门,拥抱过去曾被视为“敌人”的某些国度。这一解冻时刻,几部日本电影进入中国民众视野,成了文化催化剂,人们心底长期形成的对“西方阵营”国家的敌视与冷漠,因屏幕上高仓健、山口百惠等耀眼明星的光彩而得以化解,民众之间彼此心里的距离,由此拉近。
—— 李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

1966-1976 年里,过度加强的意识形态使国家经受了苦难,中国的形象是新奇又有些陌生的。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国家注入了一股自由的新气息,为高度集中的思想松了绑。这也标志着变革将要对长久以来的苦难进行补偿。

从精神生活上来看,各种新鲜的文化产品、文艺活动开始进入普通人的日常。

豫园入口 上海,1980 年

《苦恼人的笑》电影预告,阳朔,1980 年

茂名路电影海报,上海,1980 年

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1980 年

上海少年宫手风琴班,上海,1980年

这一时期,外国的电影、剧作等艺术品也进入了中国人民的视野。

农民阅读关于勃列日涅夫为越南提供炸弹的漫画,成都,1980年

6.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与反思

经由“特殊时期的单一样式”书写,及成功地将80年代定义为“启蒙”时代,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便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新的社会主体的凸现。他们是黑暗年代唯一的被迫害者与牺牲者——这无疑是一种事实,却并非事实的全部;是蒙昧时代的智者,是特殊年代的政治先觉者与抗议者;更为重要的,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与推动者,是未来更为美好的社会中的中坚力量。
——戴锦华,《隐形书写》

在巴贝的作品里,有一张人物肖像脱颖而出。这个人就是巴金。

作家巴金,上海,1980 年

1980 年巴贝在上海武康路拍摄了巴金。尚陆(《中国的颜色》的编者)在《布鲁诺·巴贝的中国红/中国蓝》中写道:“就像杭州西湖游船上周总理的独特肖像一样,巴贝对巴金显露出他在描绘伟大人物时的人文情怀。尽管他在宁静的庭院里、柔和的秋日阳光下与巴金进行了对话,但那些对话一定像落叶一样被风吹走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那时的巴金已经重新启程。

1980 年 4 月,巴金前往日本访问,在京都发表一次题为《我和文学》的演讲,其中提到:“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做作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是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做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
—— 巴金,《随想录》

李辉在评价《随想录》时说,巴金的文字虽然尚未摆脱流行的政治痕迹,但他的态度明确地拉开了与其他“老年人”的距离。

身为作家的巴金用手中的笔将历史的风雨、友人的坎坷和自我的体验一一呈现,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伤痕,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7.1980 年的女性生活图景

巴贝的镜头不仅记录了投身于现代化工业进程中的男性,也捕捉了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建设的女性身影。

除了社会环境的开放,教育在其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73 年,中国开始局部地区恢复了大学招生。官方定义上,教育改革的第一阶段是 1977-1984,这是拨乱反正,恢复整顿的阶段。1977 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从学校到工地,再到街头巷尾,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中学生,上海,1980 年

大学生,上海,1980 年

女民兵训练,上海,1980 年

沪东造船厂附近码头的工人,上海,1980 年

志愿者清扫街道,北京,1980 年

8.城市之外的景观:四川和广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个重大转折。农业方面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改革的序幕。

小麦丰收,四川,1980年

小麦丰收,四川,1980年

1980 年,正式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同年,巴贝深入大城市之外的四川和广西,目睹了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理距离和隐喻距离。

出售藤椅,万县 16 号码头,1980 年

一家人上渡船 长寿县(今长寿区),1980年

母子俩,乐山,1980年

巴贝夫人卡罗琳在交通警察身边拍摄艺术表演海报,桂林,1980 年

送葬队伍,阳朔兴坪,1980 年

市场,兴安,1980 年

合上这本摄影集,离开巴贝的“他者”视角,历史仍在延续。那是任何“他者”都无法真正理解的,属于我们的共同经验。

整个八十年代,被称为继“五四”以后的第二次启蒙,知识分子对前十年的反思寄托在伤痕文学的书写中。到了九十年代,最能表现革命记忆的应该是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革命记忆逐渐变为一种怀旧,而非反思。

而今,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相较那时有了巨大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拥有了流行音乐和电影,但对于“五四”百年和启蒙精神的纪念是那么简陋,发生在真实生活和网络生活里的种种荒诞,又是如此似曾相识。离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描写的 1973 年的社会生活既遥远又接近。

注:本文选取的照片是《中国的颜色》中 1973 和 1980 这两个年份的部分作品。而这本摄影集还收录了巴贝在 1980 年之后来中国拍摄的作品,包括 1987 年的澳门、1989 年的新疆喀什、2008 年的香港,以及 2010-2018 年期间,巴贝多次来中国分别拍摄的上海、青岛、深圳、平遥、大理、昆明、北京等城市。

(作者:狄奕钦 原文发表于“单向在杭州”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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