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

tantom
2006-06-07 看过

    储安平,一个对我原本陌生的名字,一个现代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一个曾经代表中国良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后来被主流话语遗弃的“孤儿”。听到他的名字,源于两位老师所开设的两门课程——上学期周光明老师讲授的《近代报刊研究》,本学期李卓钧老师主持的《当代中国新闻史专题》。周老师在谈到近现代报人和知识分子时,提到戴晴所著的一部三人合传《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李老师在讲述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时,也提及此人。
    有所耳闻后,总想目睹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容,了解他多舛的人生际遇,和那不太为人所知的历史。前几天去图书馆借书时,随手翻到一本书《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其中开篇即是谢泳先生撰写的一篇《储安平评传》,对传主的一生做了简要回顾和评价,着重从他的思想主张和代表性言论加以介绍,使我有了下面的管窥之得。

                          一 思想特质

    关于储安平的档案资料不多,谢先生根据储安平1949年后工作的变化,从民盟、九三学社、新闻出版署和《光明日报》社这4个他曾供职过的单位入手,爬梳出一些历史资料。
    出生于1909年的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曾就读于光华大学,至于是何专业,尚有争议,有新闻、政治、英国文学等多种说法,后留学英国。他曾是文学青年,写小说、散文,《新月》是他活跃的阵地,当时受徐志摩的影响较深,也当过大学教授、研究员;后转向期刊出版,通过主持《客观》、《观察》实现着自己的报国理想,同时显示出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而这些正是今天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为缺乏的“思想资源”。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如胡适、傅斯年、陈衡哲、梁漱溟、张东荪、陈寅恪、张君劢、储安平等。
    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储安平,思想深受费边主义的重要人物拉斯基的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正在壮年时期的储安平开始一展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以言论政,依靠言论的力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事。”(《观察》Vol.5,No.13)五四以后,凡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一般有这样的几个特征:
    一,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不仅是抽象地理解西方的社会制度,而且有直接生活的体验;二,年轻时期对文学有高度热情——对人生和社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三,在文学之外有相对稳定的专业——使他们不是空发议论的政客;四,在政治上追求欧美的政治制度,在精神上信奉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这是他们设身处地地比较过两种制度的差异后做出的选择。
    由于有这样的特征,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特别容易联合的条件。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是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的人,对于政治态度都有相似的一面,在批评国民党腐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停止内战等重大问题上,都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在这一点上,储安平与前辈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

                         二 《观察》时期

    储安平所主持的《观察》创刊时,能将各类知识分子都聚集在一起,大体反映了他的一种人生态度,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很明显是中间偏左的。储安平不同于他的前辈胡适、傅斯年等人,在政治上他没有直接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活动,在他的许多言论中都曾明确表示过,这也正是他比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储安平的关心政治,是希望以超然的姿态,以理性公平的立场对国事发表意见,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有资格批评一切政治势力的言论代表。
    所以,储安平在《观察》的发刊词《我们的志趣和态度》中明确宣布:“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他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言,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他还明确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和同人信约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他们的态度是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在整个《观察》时期,其言论也确实体现了储安平的追求,保持了独立发言的精神。
    储安平为《观察》写的第一篇时评是《失败的统治》,通过以欧美政府的正常运作来比较,指出国民党20年的统治是一场“失败的统治”,国家在一切方面毫无所成,一针见血地称国民党是“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政权”。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
    在《张君劢》一文中,储安平又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和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

                      三 《光明日报》时期

    从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到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期间储安平的思想或许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行文风格由犀利、客观变得抽象、空洞、雷同,像是换了另外一个人,不写政论,反而操持起了游记。其间隐含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命的悲哀。
    而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储安平的精神又奇迹般恢复了先前的状态,压抑多年,重获张扬。他曾在报社说:“报纸与党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党和政府不许登。”“我们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储安平反对报纸报道工作,宣传政策,认为不必管什么政策。(这在当下以执政党和政府为主导的媒介环境中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就叫新闻纸,它是报道消息的。”“只要是事实,什么新闻都可以登。”他一再强调:“搞头条新闻,时间要争,质量可以少一点。”
    当有人问储安平,对于重大新闻要不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时,他直率地回答:“我们是民主党派的报纸,用不着。”那时他还说过:“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说到“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去办《光明日报》”的方针时,储安平多次说过:“这句话说得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1957年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储安平还做过“党天下”的发言,这种说法并不是他的创造,20世纪30年代罗隆基就用这个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党在国上”是那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看不过的。
    储安平在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能团结他的前辈和同时代朋友,他一生的事业与此特点密切相关。他开始办《观察》周刊时,期待中是想把当时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出来,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周刊写重要的文章。

                          四 不知所终

    储安平是1957年夏天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已培养起一种用言论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对用言论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于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很难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骤然消失。
    1957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成为右派之后,他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很少与人交往,内心非常孤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关于储安平之死,还是一个迷,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死了,也有人说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座山上当了和尚。这些都只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可以说,储安平不知所终。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五 现实观照

    储安平曾经有过的“激烈”言论,对国家政事的超然“指点”,对知识分子良知的践行阐释,报刊媒介对社会的勇敢担当,都令今天的我们深思、喟叹,不容我们忽视它的启迪意义。
    周四,《中西新闻比较研究》课上,单波老师组织大家讨论西方客观性新闻理念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客观性报道的现实表现。几位同学列举了大量丰富的实例,来谈自己的一些直观感受。依我看,目前,我国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局部的,针对不同的报道领域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一些常规性、无关痛痒、涉及民生百态的报道对象,媒体还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一旦涉及到敏感话题,如尖锐的社会矛盾,体制隐忧,最高主政机关的内部事务,活跃的非主流思潮,等等,媒体就会在党委、政府宣传纪律的“高压”下“失语”,只能循着当局者指点的路径亦步亦趋,何谈客观?哪来公正?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从体制层面寻找突破口,因为媒介机构的性质决定着其报道立场,说话方式。在政府垄断的媒介环境中,没有真正民营、公营(完全代表公共利益,独立于现行体制之外)媒介参与其中,切实站在广大普通受众的公共立场上鼓呼、畅言、传声,那么,独立、客观、公正、理性的新闻理念就永远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职业图腾。而在实现新闻行业这一实质性变革的过程中,储安平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曾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倡导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价值立场,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职业态度,想必是不可或缺的,是会产生神奇的“催化”作用的。
    我是不是又开始痴人说梦啦?面对周遭刚性十足的现实,我这一介书生能做些什么?除祛精神上的膜拜,储安平究竟能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现实空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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