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红利
诸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后，经济结构变化剧烈，在处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上普遍存在盲目性。例如拉美国家“中等阶级丧失”、收入分配恶化；由此引发民粹主义的分配政策使得福利过度而透支财力，为此又不得不高额举债、超发货币，最终导致高度通胀、资本外流。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繁荣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掩盖经济的结构矛盾和政策失误，加大了经济长周期波动的幅度。
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都是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有时候是交织的，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比如，对出口的依赖降低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但对供给端效率的提高来讲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的快速上升拉动相关的投资需求，但同时也挤压其他行业，抑制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
高储蓄率、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构成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和金融稳定风险。高储蓄率意味着很强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相对于供给能力较弱，使得货币扩张受通胀的限制较小，刺激了房地产价格，而信用扩张和房地产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两者相互强化。
决定经济的供给能力的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的变化都不大。所以，一般认为经济的供给能力的增长，即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是平滑的，呈现趋势性的特征。
需求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波动要比上述的供给面的因素大的多。所以，宏观经济分析一般把GDP增长的短期变化归结为需求的拉动作用，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时，我们可以假设潜在增长率不变，或基本稳定。大家预测未来一年的增长时往往从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入手。
一般来讲，人口红利阶段，消费需求相对较弱，投资需求相对较强；国内需求相对较弱，出口相对较强。
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了当期的投资需求，而现在的投资将增加未来的资本存量，进而提高经济的供给能力，或者潜在增长率。
人口红利消失阶段，生产者/消费者比例下降，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资本存量的增速放缓，形成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需求的结构方面，消费需求转强，投资需求则相对转弱。
在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中，如果没有过去积累的资产的贬值，老一代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就会过多，年青一代的产出就会更过多的被分配给老一代人，扭曲整个社会的利益机制，难以持续。老一代人积累的资产（权益）贬值是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的要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劳动力与资本是有形的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一个残差项，囊括一切不能以有形要素投入来解释的产出增长部分——例如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规模经济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看似模糊而抽象的概念，往往是理解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长期来看，劳动力增加和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是逐渐减少的，要想在有限的资源制约下突破前面的产出极限就必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过去10年来，地价、房价相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快速上涨，引导社会资源过多的投向房地产和相关行业，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也是抑制经济增长潜力的一个因素。市场失灵导致企业和个人无需为排污行为承担足够的成本。政策越位体现在一些资源价格受到管制，造成对资源使用的浪费，政策缺位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空气环保标准显著低于国际水平，同时地方政府在环保政策的执行上比较消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划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第一阶段经济波动幅度大，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第二阶段，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主要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的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生产活动起落的幅度。
出口波动对GDP增长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其直接的贡献，还有一个对投资和消费的乘数效应。出口受到冲击后外向型企业的投资会受到抑制，这不仅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存货的需求也会降低。同时，出口放慢抑制了相关就业人员的收入和其对未来的信心，从而影响消费支出。
财政主导的政策，虽然刺激短期需求的效率较高，但缺点是可能加剧政府部门对私人部门的挤压。一方面，财政赤字的扩大增加了货币需求，在一定的货币供应的条件下，利率将上升，影响私人部门的融资条件。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特殊机制下，财政扩张往往带来对银行信贷的直接占用，增加民营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既是经济运行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存在利益冲突。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互关系不仅体现在对资源的量的占用上，也包括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规则是否能为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而促进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过去十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人口结构的变动和相关机制、政策扭曲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两大关键性驱动力量。
和其他国家比较，我国流转税占总税收的比重明显偏高。流转税的税基是交易额，本质上讲是一种交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低收入者因为消费占收入比重大而税负偏重。
现收现付体系是通过对下一代的劳动收入征税来为上一代养老，并没有为养老进行实质的资本积累，减少现收现付意味着居民为养老而储蓄的压力增加，推升了居民储蓄率。
从税负结构来讲，调整主要体现在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包括正在推进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因为这部分税收具有累退性，税负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人群；同时，税制改革中将增加资源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这部分税负主要集中在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
如果房地产价格是虚高的，未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现在的资产负债率则低估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真实杠杆率。
美联储计算核心通胀率时，除去了食品、能源价格。核心通胀率的基本理念是食品、能源价格波动性大，价格变动往往是暂时的，所以货币政策对此不应作出反应。
价格管制能否真正有效，前提是食品价格上升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暂时的。如果是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耕地减少或农民工资上升），价格控制则起着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上升有利于引导资源更多地投向农业部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加供给，而价格管制恰恰阻碍了供给面的改善。
货币政策的调控旨在控制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率，而不是限制相对价格的调整。实际上，如果总需求不强劲或货币条件不宽松，某一类商品的价格上升会导致其他商品价格下跌或增长放缓（因为用于购买其他商品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率不变，但相对价格实现了调整。
一般来说，对通胀的容忍度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社会，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难有显著的增加。老年人的收入相对稳定，同时其储蓄主要放在风险低的固定收益类工具上，通胀使老年人的利益受损。
我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属于过剩型经济，在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开始下降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者的人数仍然大幅超过消费者。同时，过去的高投资积累了大量的产能。
住房的持有成本主要包括：买房资金的机会成本、税收、折旧和维护成本，以及不动产的流动性溢价。即便按照比较保守的估计（资金成本3%，零税收，折旧3%，流动性溢价1%），我国居民持有房产的成本每年也高达7%左右。
对实体经济而言“过紧”的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而言可能“合适”。也就是说一个政策工具难以服务多重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通过影响货币、信贷总量以及平均的资金成本来影响企业与居民部门的投资与消费行为，结构性政策操作的空间有限，所以一旦不同的政策目标有冲突的时候，政策就必须有取舍。
由于我国私人部门对外负债大于对外资产，国际金融动荡，风险偏好降低时，往往导致资本流出，因此危机期间人民币有贬值压力。日本则相反，其私人部门对外资产大于对外负债，国际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时，虽然有资本流出日本避险，但更多的是日本居民在海外的资产回流避险，资本有净流入，因此危机期间日元通常有升值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