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翻译甘苦谈·奥威尔
我总是说，董乐山先生是我在翻译上的一个偶像，说是人生上的偶像也不过分，因为现在翻译可不是我的很大一部分人生么。董先生是那种翻译者的原本形象——普罗米修斯式偷火者，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者单纯的个人爱好（Luke在此检讨一下先）而翻译，而是着眼于通过介绍进具有思想价值的作品，为推动这个社会向着人性、理性、文明的方向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如果我们做翻译的、做出版的多抱着这种使命感来做事，庶几可以无愧于心而功在历史也。
抒情完毕。来说说这本书。书里分为三辑，“译后漫笔”，“翻译甘苦”，“译余废墨”。一、三两辑，以前看单行本书或在《读书》杂志光盘里看过，“翻译甘苦”这一辑读得很喜欢。董先生是个翻译上的实践家，没有许多玄乎的理论，倒是有不少颇有用的经验之见。董先生的翻译风格大约可以以“天然去雕饰”来形容，既忠实原文，又是漂亮的中文。
文集本册读后随便抄几点：
1．董先生以前对那种翻译中“发挥汉语优势”的说法是深不以为然的，看这段：“但是提高中文表达能力应该以准确表达原文含意为前提，否则就是不必要地卖弄辞藻文采，甚至添油加醋，弄得不好反而有损原著。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P82）
2．董先生向来认为译不好是对原文理解的问题：“其实如果真正理解透彻了，没有找不到中文表达的道理，因为你毕竟是中国人呀。中文是你的母语，你懂了原文，说明你已有了思维，所谓理解，就是用你的母语对原文的思想进行了思维，而思维是靠语言思维，怎么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呢？”然而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我这里所指的，仅是两种语言的可译性范围之内的问题。两种语言之间由于不同文化等原因，尚有一部分属于不可译性范畴，不在此列。”别处也有几次提到的确有“不可译”问题，再抄一段：
“我原来以为凡是在理解上能吃透的原文，没有一句话是不能译成地道的中文的。译文若有生硬不顺的地方，多半不是像有的人所自谦的那样中文修养不好，所谓‘意思是理解了，然而找不到适当的中文表达。’没有那么一回事儿。至少从我自己来说，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吃透原文。但是实践证明，我对自己信奉的这个可译原则越来越动摇了。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恐怕的确存在着不可译性（比如诗歌和相声），这不可译性在具体的人身上视其功力之深浅而有大小，但不论如何小，总是存在的。而在我身上却越来越大，以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使我不止一次有从此搁笔之想。”（P130）
3．董先生对美国某翻译家的经验谈有两点颇有共鸣：“一是为人校订译稿，不如自译，因所花精力和时间常两倍于自译。你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照顾不尽理想的译文，能用则用，实在不能用才改，这就多费了一道周折和堪酌。你如放手改去，那不是成了推倒重译吗？二是翻译是中年人的工作，太年轻，人生经验和语言修养都不足。太年老，则往往不把原著放在眼里，甚至认为文理不通：“我可以写得比这垃圾更好。”据作者称，这种想法常常是有道理的。我想大概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同感。”（P121）
4．董先生也许是介绍奥威尔的第一人，这一本文集的第一辑“译后漫笔”中有六篇文章是写奥威尔的，都是持肯定态度，但是1978年所作的一文《当代英语中的借喻》中，董先生谈到语言所反映的阶级内容时，在讨论“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时，用了奥威尔的例子：“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当代英语借喻大量应用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一九八四》中的一些材料，这本书，几乎成了引用最多的一部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情共和方面。但是由于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把它攻击为极权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谓个人自由的丧失极端恐惧。他的两本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就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反动政治思想和态度，成了当代英语文学中的反共“经典”作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英、美资本主义本身却出现在他在《一九八四》中不详地预言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在前几年美国出现水门窃听事件时，许多英、美报刊大量引用了他的作品作为借喻。”
1978年，也正是董先生开始翻译《一九八四》的时候，董先生写这篇文章中用了“反动”这样的词，是不得不这样写呢，还是他对奥威尔的确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可惜董先生已经仙逝，存疑。无论如何，董先生对中国读者阅读奥威尔功莫大焉，而如果不是因为读到奥威尔，我应该不会坚持翻译到今天。
另外，董先生在翻译《一九八四》时，首先应该是欣赏其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的警示作用，然后还有一个语言学的原因：“因此，不仅是为了帮助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了解一些西方政治观点，需要译介这本书，就是为了让一般阅读英语报刊书籍的读者增加一些文学典故和语言知识，这本书也有译介的价值。”但是董先生对《一九八四》的局限也看很清楚：“但是应该指出，《一九八四》作为文学作品，在写作上并不怎么出色。它虽是一部tour de force (力作)，但结构简单，性格刻画浮浅，政治议论过多，读来令人枯燥乏味，文学形式只是一层薄薄的外衣而已。因此它在文学界的影响远远不如思想界那么大。”
抄到最后，再来一则有关《一九八四》的八卦，据说前不久某出版社的经典系列在送某市新闻出版局送审时，硬是被抽掉了《一九八四》，看来，我们这里还是有视奥威尔、视此书为眼中钉的人啊。
抒情完毕。来说说这本书。书里分为三辑，“译后漫笔”，“翻译甘苦”，“译余废墨”。一、三两辑，以前看单行本书或在《读书》杂志光盘里看过，“翻译甘苦”这一辑读得很喜欢。董先生是个翻译上的实践家，没有许多玄乎的理论，倒是有不少颇有用的经验之见。董先生的翻译风格大约可以以“天然去雕饰”来形容，既忠实原文，又是漂亮的中文。
文集本册读后随便抄几点：
1．董先生以前对那种翻译中“发挥汉语优势”的说法是深不以为然的，看这段：“但是提高中文表达能力应该以准确表达原文含意为前提，否则就是不必要地卖弄辞藻文采，甚至添油加醋，弄得不好反而有损原著。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P82）
2．董先生向来认为译不好是对原文理解的问题：“其实如果真正理解透彻了，没有找不到中文表达的道理，因为你毕竟是中国人呀。中文是你的母语，你懂了原文，说明你已有了思维，所谓理解，就是用你的母语对原文的思想进行了思维，而思维是靠语言思维，怎么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呢？”然而紧接着又补充道：“当然，我这里所指的，仅是两种语言的可译性范围之内的问题。两种语言之间由于不同文化等原因，尚有一部分属于不可译性范畴，不在此列。”别处也有几次提到的确有“不可译”问题，再抄一段：
“我原来以为凡是在理解上能吃透的原文，没有一句话是不能译成地道的中文的。译文若有生硬不顺的地方，多半不是像有的人所自谦的那样中文修养不好，所谓‘意思是理解了，然而找不到适当的中文表达。’没有那么一回事儿。至少从我自己来说，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吃透原文。但是实践证明，我对自己信奉的这个可译原则越来越动摇了。由于两种文化的不同，恐怕的确存在着不可译性（比如诗歌和相声），这不可译性在具体的人身上视其功力之深浅而有大小，但不论如何小，总是存在的。而在我身上却越来越大，以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使我不止一次有从此搁笔之想。”（P130）
3．董先生对美国某翻译家的经验谈有两点颇有共鸣：“一是为人校订译稿，不如自译，因所花精力和时间常两倍于自译。你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照顾不尽理想的译文，能用则用，实在不能用才改，这就多费了一道周折和堪酌。你如放手改去，那不是成了推倒重译吗？二是翻译是中年人的工作，太年轻，人生经验和语言修养都不足。太年老，则往往不把原著放在眼里，甚至认为文理不通：“我可以写得比这垃圾更好。”据作者称，这种想法常常是有道理的。我想大概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同感。”（P121）
4．董先生也许是介绍奥威尔的第一人，这一本文集的第一辑“译后漫笔”中有六篇文章是写奥威尔的，都是持肯定态度，但是1978年所作的一文《当代英语中的借喻》中，董先生谈到语言所反映的阶级内容时，在讨论“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时，用了奥威尔的例子：“这方面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近年来当代英语借喻大量应用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一九八四》中的一些材料，这本书，几乎成了引用最多的一部文学作品。乔治·奥威尔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同情共和方面。但是由于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因此他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格格不入，把它攻击为极权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谓个人自由的丧失极端恐惧。他的两本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就集中表现了他的这种反动政治思想和态度，成了当代英语文学中的反共“经典”作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英、美资本主义本身却出现在他在《一九八四》中不详地预言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在前几年美国出现水门窃听事件时，许多英、美报刊大量引用了他的作品作为借喻。”
1978年，也正是董先生开始翻译《一九八四》的时候，董先生写这篇文章中用了“反动”这样的词，是不得不这样写呢，还是他对奥威尔的确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可惜董先生已经仙逝，存疑。无论如何，董先生对中国读者阅读奥威尔功莫大焉，而如果不是因为读到奥威尔，我应该不会坚持翻译到今天。
另外，董先生在翻译《一九八四》时，首先应该是欣赏其对于极权主义统治的警示作用，然后还有一个语言学的原因：“因此，不仅是为了帮助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了解一些西方政治观点，需要译介这本书，就是为了让一般阅读英语报刊书籍的读者增加一些文学典故和语言知识，这本书也有译介的价值。”但是董先生对《一九八四》的局限也看很清楚：“但是应该指出，《一九八四》作为文学作品，在写作上并不怎么出色。它虽是一部tour de force (力作)，但结构简单，性格刻画浮浅，政治议论过多，读来令人枯燥乏味，文学形式只是一层薄薄的外衣而已。因此它在文学界的影响远远不如思想界那么大。”
抄到最后，再来一则有关《一九八四》的八卦，据说前不久某出版社的经典系列在送某市新闻出版局送审时，硬是被抽掉了《一九八四》，看来，我们这里还是有视奥威尔、视此书为眼中钉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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