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绅士

王中玉
2006-05-15 看过
一提起政治寓言,乔治•奥威尔无疑站在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峰。然而,对于他这样一位极其特殊的作家而言,《一九八四》所引发的过多关注与评论也许并非幸事。在通常的文学印象里,奥威尔短暂的写作生涯几乎都与所谓的“政治讽刺小说”联系在一起,《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占据了作家所能言说的全部寓意,这种在公众注意力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作品本身静态的艺术能量,毋宁说是由于它怪诞的内容涉及到了二十世纪最阴郁的政治核心。奥威尔在人们心中投下的悠长余味并非来自文学,而是通过文学的语言加以阐释的其他东西。

此类观点构成了对奥威尔最大的误解。因此,当这本自传体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面世时,它几乎成为对另一个奥威尔的补充: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讽刺大师,那个郁郁不得志的语言天才,早年却扮演了一个类似兰波的角色:宁可放弃优越的,体面的布尔乔亚生活,去过贫困潦倒的流浪汉日子。只不过前者追逐着“风一样的脚步”,在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不断艰难跋涉,而后者则混迹于大都市的破败公寓里,在底层的昏暗海洋中小心翼翼地摸索。我们热衷于讨论《一九八四》对集权政治的讽喻,但是我们没有找到构成的龙骨,在奥威尔身上,

小说开篇就给我们展示了巴黎贫民窟的真实场景:在那里,人类所有正常和美好的感情全都被难以忍受的肮脏和赤贫所榨干,扭曲,变形。一次意外的偷窃使作者失去了大部分赖以生存的现金,由此便开始了他的“地狱”之旅。从一个尚且体面的外国人,到被迫一件件典当自己的随身之物,再到后来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差点沦落街头。这样的贫穷并不陌生,例如狄更斯,这位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就非常擅长描写贫穷。当然,他更擅长贫穷在“情感的屠戮”上达到的震惊效果,让我们淋漓尽致地享受道德仲裁所带来的快感。而半个世纪之后,相类似的主题却完全沦为奥威尔的自动摄像机下的对象,这部新“双城记”叙述客观冷静,语言朴实无华。在对贫穷进行细密分析的背后,他的面容时隐时现,模糊不清。我们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在和一位帝国时代的新闻记者打交道?还是一位面对不可避免的道德堕落,却依然坚定地承担起自我责任的绅士?抑或一位社会良心的冷酷观察者?奥威尔游离于同时代大英帝国学院知识分子的视野,但他却在欧洲心脏最龌龊的角落里找到了某种类似唐•吉诃德的精神力量,只是由于年轻,他还缺少唐•吉诃德的魔力。在以后的那两部成名作里,他已经充分地掌握了这种变形的魔法。

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短暂而辉煌。和欧洲大陆一样,英国在战争中也受创甚深。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在青年一代中迅速蔓延的精神危机促使不同阶层的有识之士积极寻找良方。帝国时代已经终结,绅士阶层已经衰颓,人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并迅速构建新的行之有效的国家组织,尽管整个二十年代不断在迷茫和盲目中走过,但这仍旧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传记作为塑造神话和英雄的最有效方式,受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的青睐。年轻的坎托罗维奇埋头创作他的伟大日耳曼史腓特烈二世》; 法国渐渐成为一批表现主义画家的大本营;在伦敦,意识流和弗洛伊德,伯格森哲学混杂在一起被广泛地讨论。在经历了筋疲力尽的战争洗礼之后,知识分子、投机客和激进主义者都努力使自己成为局内人圈子的一员。而奥威尔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自我的英雄。无论是守在帝国的殖民地边疆,还是回到帝国心脏的隐蔽之处,他的目光始终炯炯如炬,他的批判毫不留情。我们难以分辨,这种对个人原则如此自觉,如此坚定不移的实践,究竟是出自艺术家本能的嗅觉,还是凌驾于激情之上的自制与冷静。

奥威尔也在寻找,也许他更为深入地认识到了“美丽新世界”下隐藏的冷酷,以及对二十年代末悄悄逼近的末日的恐惧。奥威尔的焦虑唤醒了我们意识深处,对帝国,对业已衰落的那个阶层的某些回忆:一种混杂着精英的失落感,试图重新把握世界的责任感以及深刻反省的优雅魅力。作为诞生于帝国边缘的疏离分子,奥威尔的艺术以一种怪诞的方式(在小说和现实中皆是如此),实现了个人与日不落帝国的黄昏时代难以言说的微妙关系。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他体现了最后的绅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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