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与权：郭沫若的变与不变

　　在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郭沫若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复杂性和无可替代性。郭沫若生命历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鲜明的特征，值得去挖掘，抗战时期的那段历史更是一脉高含金量的富矿。刘奎选择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作研究，可以说独具只眼。这部《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正是刘奎选拣淘洗得到的一块真金。

　　如郭沫若自己所说：“本来我的生活相当复杂，我有时是干文艺，有时是搞研究，有时也在过问政治……”在抗战时期，郭沫若身份的复杂性突出地显现出来，可谓集诗人、学者、剧作家、革命家、政客乃至传统的士大夫等诸多角色于一身。郭沫若这位“球形天才”在这一时期如何以身份转换来因应抗战与建国等时代问题，是刘奎在本书中重要的研究视角。

　　郭沫若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被视为现代中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代表，诗人身份对郭沫若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刘奎看来，诗人身份对郭沫若主体形态具有基始性作用，且其虽然拥有诸多身份，但对革命未曾背离，因此刘奎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概括为“诗人革命家”。这一称谓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描述，而是以此来探讨情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全面抗战的爆发激荡整个中华大地，在郭沫若看来这是一场现代的“立体战争”。除军事以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其中也需要文艺力量的深度参与。“文艺是诉诸情感的最有效的工具”，以文艺动员群众是郭沫若在抗战初期深度思考并付诸实践。特别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职期间，郭沫若付出很大热情，笼络文艺力量，来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为了更好的动员效果，郭沫若还改变了表达方式，在笔墨书写之外又习得精妙的演讲技巧，进行大量的公众演说。据刘奎不完全统计，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演讲记录，仅时间、地点和主题都明确的就多达195次。在郭沫若看来，“美与艺术是应该跟着社会和时代前进。”郭沫若战时的文艺动员，正是顺应抗战这个时代大潮流。

　　抗战时期，大量文化人聚集陪读重庆，其中不乏以清遗民和革命耆老为主的旧派文人。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如何因应新的文化环境？在本书中，刘奎以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的“诗词唱和”，作为新鲜视角进行研究。从书拓到《沁园春》等一系列的诗词唱和，刘奎进行细致的梳理，让我们看到文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郭沫若内蕴在灵魂深处的士大夫情怀。而从新诗的奠基人到古典诗词的创作者，郭沫若的身份转变，同样是因应新的文化环境的需要，是顺时权变的举动。

　　除此之外，刘奎还动用大量的篇幅，考察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以及历史剧《屈原》的创作情况。刘奎指出，“屈原这一文化传统几乎是郭沫若发明出来的。”挖掘屈原这一古老的精神资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树立“爱国诗人”的文化符号，旨在激发抗战时期人们的爱国热情，而《屈原》的上演也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进入抗战后期，时代主题从“抗战”转变为“建国”，在波诡云谲的政党政治当中，郭沫若也须面临抉择，做出回应。在刘奎看来，重返学术研究是郭沫若回应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从参与墨学论证，进行儒学研究，到写作《甲申三百年祭》，既表现郭沫若以历史研究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也能循迹其于政党政治中转变的痕迹。在最后的章节，刘奎还考察了郭沫若游历苏联、关注解放区文艺等，来探讨郭沫若的文学活动如何成为影响时代的微妙因素，为考察抗战后期的时代嬗变提供了新途径。

　　刘奎的研究功夫细致周圆，全书上千条注释全部来源于原刊和出版本，材料信实，结论扎实。在本书中，刘奎从多重身份视角，解析了郭沫若这个“球状天才”在抗战时期的各个剖面，其意在还原“历史的语境”，让人们更全面整体地认识复杂的郭沫若。郭沫若曾说，经就是“经常的大道”，权则是“一时的权变”。在刘奎看来，“郭沫若在充分发挥他的各项能力时，并未外在于革命之经”，这种经与权正是郭沫若的独特之处。延长历史的语境，在抗战之后的各个时期，这种“经”与“权”依然能够在郭沫若身上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