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之国的回响

猪头妖怪
2019-08-22 看过

开门见山地说,我喜欢何伟的这部新作,甚于他的“中国三部曲”。

对中国读者而言, “中国三部曲”里的描写对象和环境背景都再熟悉不过,新鲜的是何伟提供的那个局外人的视角;而在这部新作里,何伟带来了更多的东西:他要求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往另一片甚至比中国还要混沌不明的古老国度,去尝试理解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个过程里,作为参照物的中国又屡屡从背景中浮现出来,仿佛一阵绵延自“中国三部曲”的悠长回响。但或许是因为有了时间和距离的隔断,何伟下笔时反而更直接更尖锐。埃及和中国的面貌,就在彼此的照面中展露得愈加清晰可辨。

抛开这些不提,单单在何伟描写他们一家四口出发去埃及前的最后准备时,那寥寥数笔就已经牢牢抓住我了:

我们申请人寿保险却没能通过……我们找了律师立下遗嘱……我们什么都没有寄运,任何能够带上飞机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东西。(We applied for life insurance but couldn’t get it…we visited a lawyer and wrote up wills…we didn’t ship a thing-whatever we took on the plane was whatever we would have.)

冒险开始了。


在全书里,何伟主要通过与垃圾工Sayyid、同性恋翻译Manu以及阿拉伯语老师Rifaat三人的长期互动,实现了对埃及社会文化传统的细致观察;通过对一系列穆兄会首领和地方行政长官的采访,完成了对埃及异常动荡的政治现状的速写;通过反复走访遍布各处的考古现场,展示了埃及那夺人心魄的神秘历史及其与当今现实之间宿命般的暧昧关联。

何伟笔下的埃及,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缺乏体系和结构。没有目的,没有计划,一切都是权宜之计,一切都是对付(People cope) 。对此,在我看来,最生动形象的故事非此莫属:由于政府监管的孱弱,开罗的非法贫民区逐渐蔓延,以至于最后容纳了整个开罗地区3/4的总人口。而当政府要修建城市环路时,又掩耳盗铃般地选择对这些人口高密度地区视而不见。因此,当环路经过所有这些地区时,都没有设置匝道。于是,民众的应对办法就是募资自建。自建的匝道修得又匆忙又倾斜。便宜,但能用。最后,政府重新露面,给这个匝道竖了块路牌了事。皆大欢喜。但这个匝道到底合不合法,将来会不会拆,没人说得清。一切都是对付(People cope)。

体系和结构一旦缺席,对强人的需求便应运而生。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再从穆尔西到塞西,一代代理念和立场不尽相同的强人领袖轮番登台。但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收效甚微,埃及的症结依旧。事实证明,缺乏体系和结构支撑的强人也难免鞭长莫及,历朝历代的雄心壮志终究都沦为一席空谈。到头来,他们中的很多人,不过都是些没什么权威的权威主义者(authoritarian without much authority) 。为此,何伟的阿拉伯语老师Rifaat忿忿不平地问道:“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但事情还是办不成,那又有什么意义呢?(If you’re a dictator, and things still don’t work, then what’s the point?)” 这是一个连埃及人自己也无从回答的问题。但身为旁观者的我,不由深深地怀疑,这或许也是一个从一开始就问错了方向的问题。

体系和结构缺席的表象之下,更深层的原因是一种不连贯(incoherence)。在宗教桎梏、家庭和部落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以及殖民时代后遗症等一系列因素的撕扯下,埃及处处显得淤滞不畅,甚至自相矛盾。其真正的运作机制,着实斑驳难辨。

源自《古兰经》的标准阿拉伯语,本应起到粘合包括埃及在内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作用,却受相对封闭的结构、与日常口语的脱节所累。再加上埃及精英阶层在殖民时期对于英语、法语等强势语言的使用惯性,最终导致埃及深陷底层文盲率奇高、精英阶层又趋于弃用阿拉伯语的奇怪境地。于是,本已固化的阶层疏离便愈显严重。

而作为现代化改革的一大尝试,对西方国家法律的借鉴和引进,又常常与根基深厚的传统宗教律法与社会习俗相抵触。受法律保护和推崇的个人权利一旦要付诸实施,便需一并付出高昂到难以承受的道德代价。因此,诸如本应用来保护埃及妇女离婚权的法律,往往在实践中被女方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反而成为维系一段婚姻的有效武器。在现实的泥潭中,逻辑和理性举步维艰。

“阿拉伯之春”将穆兄会这个在过去几十年中备受打压的组织推上了政治前台。尽管穆兄会确实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他们也极度夸大了自身的力量。长期的地下活动经历,早已将他们塑造得多疑而自闭,以至于无力吸纳人才与盟友,来帮助他们在握得权柄后有所作为。更由于缺乏实际的执政经验,在他们那精密的组织和空洞的口号底下,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内容和目标。他们只是一个全力开动的空架子。于是,喧嚣散尽,剩下的仍是一片荒芜。

然而吊诡的是,埃及就这么看似摇摇欲坠,却又始终牢牢地粘合在一起。面对一个满是瑕疵的体系,那种身为埃及人的强烈的情感认同,最终超越了一切结构和理性,将所有互不兼容甚至自相矛盾的元素整合进了同一个容器之中。这种难以替代的向心力,既是埃及的力量源泉,也成了它更进一步的障碍所在。

此时,同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与埃及的对比就显得尤为明显。当中国经历激烈的文化变革将历史的积弊断然舍弃、通过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将个人从家庭和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时,埃及却依然陷在这些错综复杂、连“阿拉伯之春”也无法撼动分毫的困局中难以自拔。在全书的后半段,何伟似乎是借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家之口,得出了他最终的结论:

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穆兄会、军方或总统,而是家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年长者与年轻人。在埃及,这些关系都还完全没有被“阿拉伯之春”改变过。在这些改变发生之前,空谈革命根本毫无意义。(the fundamental issu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Muslim Brotherhood, or the army, or the president-it was family. Husbands and wives, parents and children, elders and youths: in Egypt, those relationships hadn’t been changed at all by the Arab Spring, and until that happened there was no point in talking about a revolution.)

在所有中国和埃及并肩出现的场景里,有两处最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处,是何伟在埃及前总统穆尔西的庭审现场的经历。在这一部分内容里,中国只是在短短的四个段落里一闪而过。但就在后两个段落里,通过无结构的威权主义(unstructured authoritarianism)和结构化的威权主义(structured authoritarianism)之间的比较,何伟以“中国三部曲”里也鲜见的犀利措辞,表达了他对中国微妙难言的态度与评价,同时也对埃及的政治现状施以毫不掩饰的批评。

第二处,则是占据了整整一个章节篇幅的中国内衣商人们的故事,这也是全书少有的几个未曾采用何伟他那标志性的多线叙事结构的章节。这个章节色彩明艳,活力满溢,与全书其他部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何伟给予这些看似最不起眼的中国商人毫无保留的善意和赞誉。甚至在何伟的观察里,连他们在生意之外对别国文化和传统的冷漠态度(they knew little about Egyptian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they cared even less.)都成为了在他们这个特殊领域中的商业优势。我几乎可以确信,对大部分的中国读者而言,这个章节将会提供一段最亲切、最富愉悦感的阅读体验。

同样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不得不承认,在读完以上章节后,即便对何伟几乎所有的观察都深表赞同,但我的内心感受也是异常复杂,远非“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或“一山还有一山低”所能简单概括。此外,有心的读者理应不会忽略,在这两处令人过目难忘的场景里,在何伟对前者庞大而晦暗不明的轮廓的勾勒,与对后者饱含情感的近景写生之间,存在着一种饶有趣味却也极富深意的反差。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不出意外的话,为了能让他的两个女儿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环境,何伟很快就要举家搬回中国定居了。那很可能也意味着,他的下一本书又会重新将视线投向中国。虽然我为错失另一场异域之行而深感遗憾,但能够再度透过何伟的视角,来一睹中国在这许多年中发生的变化,想必也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奇妙旅程。

唯有激动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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