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冰与火，死亡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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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时候，参加了激进的年轻贵族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政治小团体。结果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刻才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
后来他根据自己在西伯利亚监狱中的经历写成了半自传体小说《死屋手记》。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在所有现代文学中，包括普希金作品在内，我不知道哪本书胜过它。”
英国作家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是一部批判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著作。书名正是向《死屋手记》这部著作的致敬。
《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讲述了从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加冕，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的116年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形成、腐烂、崩溃的历史类著作。作者运用大量19世纪的新闻报道、官方报告和俄国小说的史料，为读者生动呈现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矛盾性和自我毁灭性。
黑暗之心
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西伯利亚流放制度也被称为死亡之屋制度。西伯利亚就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巨大的监狱、死亡之屋。
这个死亡之屋有多大呢？能容纳100万人。在1801年至1917年沙皇俄国最后的一百年统治时间里，有超过100万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相比之下，19世纪1787年到1868年80年间，英国人只运送了16万罪犯到澳大利亚。
这是由于当时俄国社会动荡，同时西伯利亚缺乏劳动力，沙皇政权为了控制社会各阶层，把犯罪行为扩大。许多以前的无罪行为都变成了犯罪行为，比如欠债者、妓女、流浪汉、窃贼、酒鬼、乞讨者。同时，将那些犯了可判处死刑的罪犯，宣判为“公民权死亡”，流放到西伯利亚终生服苦役。
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俄国实行了行政流放制度。政府可以规避法律和传统惯例，直接逮捕和驱逐所谓的有害于公共利益和政权稳定的公民。甚至还授权社会机构和公共机构行政流放的权利。比如授权工厂、矿山的私人所有者以及国有工厂经理申请流放表现不当的工人，还允许农奴主将那些不顺从、不中用、不喜欢的农奴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种制度被无限的滥用，使得被流放者的人数在19世纪上半叶激增。有超过半数的流放者，从来没有见过法庭或者听过法官的裁决。
这个死亡之屋有多黑暗呢？
最痛苦、最危险的事情发生在前往西伯利亚的或泥泞、或积雪覆盖的路上。19世纪初期，流放者几乎都是步行前往西伯利亚，面临着极冷的气温、肆虐的暴风雪，以及发热、风湿、肺炎、肺痨等疾病的致命考验。押送军官则唯利是图，贪污本来应发给流放者的物质，公开虐待并受贿，更加重了流放者的苦难。
大多数罪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走到指定地点，要花费两年时间。但如果在途中生病，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三年时间，甚至四五年时间。而服刑期是从到达之日起才开始计算。
到了流放地，苦难并不会减轻多少，除非流放者出生贵族，舍得破财消灾。西伯利亚行政官员仗着山高皇帝远，操纵流放制度来谋取私利，肆无忌惮地剥削和劫夺由他们负责的罪犯，却极少收到惩处。
监督官员最喜欢使用的肉刑是皮鞭、桦树条和“夹道鞭笞”，会找各种借口惩罚罪犯。有一个典型的案件，1894年《纽约时报》刊登“奥诺尔恐怖食人事件”的报道：“调查委员会关于萨哈林岛奥诺尔罪犯站点的调查，揭露出了多起无情鞭打的事例以及手指和手臂被刀砍下的事例。饥饿引起的嗜食同类是常见事件。经常有人实施谋杀，然后嗜食同类，他们仅仅是带着一种招致处决、结束凄惨生活的想法……”
丹尼尔·比尔引用大量的史料，揭露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残酷性。西伯利亚成为了沙皇专制政权的代名词，暴力、流放、压迫的同义词，被称为俄国“黑暗之心”。
狂野东部
丹尼尔·比尔还花费很大的笔墨介绍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起源、改革、崩溃的历史，指出沙皇政权在西伯利亚推行惩罚殖民政策的重重矛盾和必然的崩溃结局。
十七世纪俄国占领了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劳工、农民和商人的长期短缺。因此，沙皇政府试图实施集合惩罚与殖民功能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改革的任务落在了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身上。
1822年，斯佩兰斯基实行流放制度改革。他大力鼓吹刑罚改造的观念，认为国家为罪犯提供改过和重新融入公民社会的机会，苦役犯有机会转变为流放定居者，继而转变为农民，从而再次成为社会的一员。
然而，惩罚与殖民之间矛盾重重，惩罚是足够沉重，但改过自新却没有如期而至。以涅尔琴斯克矿山为例。按照斯佩兰斯基的设想，矿山和冶炼厂应该不仅生产铁、银和金，还应该生产一大批改造过、充满活力且吃苦耐劳的罪犯。
然而涅尔琴斯克矿山的工作条件暴露了惩罚殖民计划的一个根本性缺陷。苦役犯住在狭窄、肮脏的营房里，从事着最艰苦的井下劳动，拿到的工资却不足以维持生计。
于是，许多罪犯用一些极端的方法来避免劳动。比如声称自己杀了人，把尸体抛在了某个偏远的地方，以此拖延办案时间，自己就不必马上返回矿山。还有就是自残，以此躲避辛苦劳作。正所谓“苛政猛于虎”。
唯一能让苦役犯发挥精力和智慧积极努力去做的事，就是盗窃金银。结果，苦役犯服役的矿山、工厂锻造出一无所有且十分危险的罪犯。他们不断地成批逃跑，然后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打劫沿着西伯利亚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
即使罪犯没有逃跑，刑满走出了监狱，也没有准备好开启农业劳动生活，却把他们在监狱学到的走私、偷窃和伪造技艺带到流放者定居点。
而且西伯利亚流放制度有一个漏洞，通过逃跑并隐瞒身份，即使被抓住，也只会被当做流浪者而受到较轻的惩罚。再加上西伯利亚当局混乱、低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从而不断地刺激着流放者或被捕的流浪者再次逃跑。这些人没有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建设者，而是成为了破坏者和寄生虫。
同时，由于国家监管鞭长莫及，地方政府腐化纵容，西伯利亚反而有一种比在俄国西部更加宽容的气氛，改革和革命思想广泛传播。
革命试验场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还探讨了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近现代俄罗斯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影响。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了一大批俄国青年，他们开始讨论改革，主张制定宪法、废除农奴制。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发动了一场仓促的、不专业的、注定失败的政变。大部分政变军官被褫夺公民权并发配东西伯利亚服苦役。
在服役地点，“十二月党人”进行了一场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政治实验。他们成立了一个罪犯协会，每年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一个统治者和一个管理者，制定和执行了一套自己的预算、特别委员会、选民和代表的制度。
每个“十二月党人”都要向这个团体投入与他的所得相称的钱款，确保每个人每年都可以拿到不少于500卢布。所有人从家里寄来的物品都被放在一张公共桌子上，大家共同使用。总而言之，他们在遥远的西伯利亚模拟出了一个小型“共和国”，仿佛是对自己破灭的政治梦想的一种纪念。
然而因为牺牲和苦难，“十二月党人”成为了共和主义的殉道者和道德权威，成为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改革者和革命者的偶像。
到了20世纪初，流放已经成为一个革命仪式。在十月革命的一百位主要人物中，有六十多人曾遭流放，包括了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等人还被流放了四五次。这些革命党人被流放后，并没有悲观痛苦、顾影自怜，相反他们认为自己跟随着“不可战胜的巨人”的脚步，成为了贯通整个19世纪的俄国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继承者和主人公。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伯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革命试验室，暴力革命的力量在这里聚集、膨胀、爆炸，最终摧毁了数百年的沙俄罗曼诺夫王朝。
历史的幽灵
丹尼尔·比尔在书中运用了许多隐喻写法，恰当巧妙，令人深思。比如他在序言中写到乌格利奇的铜钟。1591年俄国乌格利奇人敲响铜钟，起义反抗。被残酷镇压后，铜钟也被判处鞭刑，并作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被流放西伯利亚。300年后的1892年，经沙皇批准，铜钟回归故土。这时，距离十月革命只有26年。
铜钟被流放象征着君主的权威，铜钟的回归又象征着专制政权的失败。300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似乎不可逆转，仿佛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即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
然而，历史总是如此的诡异。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的政治流放犯，如今的新政权掌权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出于“净化社会”的需要，把沙皇时代遥远的流放定居地和监狱改造成了劳改中心。
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遍西方。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段历史》中叙述，“古拉格”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最多时有476座独立的劳改营，关押数百万人。
“古拉格”一词在西方指前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政治迫害。而在前苏联，“古拉格”被称颂为“新公民的车间”、“有疗效的劳改营”。
或许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或许是因为欧洲人对俄罗斯民族野蛮、落后的固有偏见，作者丹尼尔·比尔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评价并不高。比如，他这样描述列宁在西伯利亚的三年流放生活：“列宁是个世袭贵族，而且他还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为人坚决自信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坐火车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在那里，他在一个同情“政治人物”的妇女家中租了一个舒适的房间……列宁一再请求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给他寄来令生活舒适的物品，如温暖的袜子、狩猎时穿的防水披肩。”
他还写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派别主义多是在这些流放殖民地的封闭环境中形成的。不信任、怨恨和个人对抗，都被流放期间共同的孤立状态放大，给那些日后将统治俄国的人留下了心理印记。”直指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残酷的党内“大清洗”。
正如诗人雪莱的诗句所诅咒的，“你和你的奉承者、宫廷艺伎都将像风中的稻草一样消失；你的宫殿和你的宝座将和那些曾经伟大的帝国一起沦为尘土。”丹尼尔·比尔的《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让我们读出了沙皇俄国最后一百年的动荡和历史诡谲，令人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