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白话史观的是是非非

未名
2019-08-13 21:52:48 看过

1927年夏,从欧美游学回来的胡适,忌于北平北洋政府的猜疑,遂卜居上海极司菲尔路49号,与蔡元培为邻。他放下了自己文化官员的身份,重新回到著书立说的学者生活。彼时,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在《国语文学史》的基础上写作《白话文学史》。

1921年冬季,胡适应教育部国语讲习所之邀,讲解“国语文学史”。于是,他用了八个星期的时间,编了十五篇讲义,约八万字,油印成册后发给学员。后来授课时虽有改动,但主体基本不变。在教材奇缺的环境下,这份讲义很快流传开来,作为高校国语文学课的教材。1927年,这份讲义被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即为《国语文学史》。

出版《国语文学史》一事,北京文化学社并未与胡适打过招呼。尚在旅途的胡适听闻此事之后,先是诧异,继之恼恨。原因不在于版权稿费,而是如他与友人的书信中所说的:“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何况这数年来,中国的文学史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胡适决定重新写一部文学史,以此赎罪并挽回颜面。

胡适重新写就的这部文学史便是《白话文学史》,于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国语文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核心观点并没有差异,都是倚重进化史观,但在阶段划分、材料例证和作品分析上更为细致,且吸收了近年来新出的研究成果。譬如从唐朝到白居易,《国语文学史》中的论述不到3万字,而《白话文学史》却有21万字之多。《白话文学史》一经出版,立马取代了书店之前摆放的《国语文学史》,成为文科生的常备书。不幸的是,《白话文学史》只有上卷,胡适至死都未能如愿写出下卷(中下卷)。

“文学”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如《论语》中孔子论门生“文学,子游,子夏”,然而其中的词义,却与现今的词义大为不同,它泛指文章和博学,具有广义的文化含义。之后,“文学”一词虽屡经变迁,逐渐将重点集中在文章方面,但与我们现今通常所说的“文学”仍有差异。近人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尤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起法式,谓之文学。”章太炎所说的“文学”,更像是现今的“写作学”或“修辞学”之类。

既无现代意义的“文学”,自然也不会有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并且南蛮北夷西戎东狄的中心意识也剔除了“中国文学史”。总之,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没有产生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恰如民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在《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的“文学”条目下所说的:“以源流研究文学者曰文学史,或以种族,或以国俗,或以时代,种类甚多,颇有益于文学。而我国则仅有文论、文评与文苑传而已。”

二十世纪以降,在欧风美雨之下,现代的大学建制在国内铺展开来,而一部现代性的“中国文学史”在大学课堂中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在胡适之前,国内已出现了数种用于高校教学的文学史教材,其中声名较著的有以下两版: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史称“南黄北林”。

林传甲是京师大学堂的国文教师,其出版于1904年的《中国文学史》原本是给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上课用的讲义。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包含了文字、音韵、训诂等诸多“语言学”的内容,并将大量的笔墨其中于经史子集,直接排除了小说戏曲等民间文学。他所讲述的文学史完全是士大夫的高雅文学和官方经学。

黄人是东吴大学的国文教师,较之于帝都之下的林传甲,他更具有独立学者的风范,具有更为先进的文学史观。他注意到了文学史的源流变化,其中的量变与质变,以更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各类文学作品,但是先进的理论最终没有先进的实践与之匹配。他的文学史同样包含了文字、音韵、训诂等非文学史的内容;文章收录十分庞杂,包含了大量的应用文体;并且抄录多而分析少。

正是在与林传甲和黄人等所编纂的文学史的比较之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具有了更为突出的意义。胡适对文学史发展趋势的把握,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演绎,对民间文学的大力弘扬,都影响到了后来人的文学史写作。譬如郑振铎在三十年代的《插图本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其实就是对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接力。我们现今常挂在嘴边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文学史框架,都有胡适导夫先路。

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胡适谈及了他写白话文学史的两点缘由: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胡适之所以如此抬高民间的白话文学,甚至颠倒了两千多年来白话与文言文的尊卑秩序,乃是出于当时白话文运动的需要。

晚清之际,国内的有识之士便开始积极地推动白话文运动。当时的中国备受外族凌辱,若要挽救民族于危难,就必须团结和发动全国人民。由于国内民众中有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若要使粗通文字的人能够读书看报,就需要推行粗浅易懂的白话文。为此,大量的白话报纸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里的推行的白话文只是给“下愚”看的,“上智”们仍照旧作着自己的文言文。

较之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则激进得多,彻底得多。它不仅将白话文作为启蒙下愚的工具,也将其作为知识分子的日常话语。它不仅把触角伸入到时事报纸,也深入文学创作领域,尤其是被文人雅士专擅的诗歌。知识分子对白话文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工具论,更深入到它的内在肌理,及其与民族文化的深层关系。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令时人颇为震惊的“八不”主张,其中的“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显然都是在向白话文学靠拢。正是这篇《文学改良刍议》,让这个尚在美国留学且籍籍无名的胡适暴得大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大将,并在白话文运动上用力最勤。

在当时的不少守旧派看来,如此激进地推行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无疑是数典忘祖,割裂传统,成了黄皮肤的美国人。为了堵住这些遗老遗少的嘴,胡适不久又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因而,与人们通常印象中的五四“打倒孔家店”不同,胡适并不像鲁迅那样让青年人不要读古人的书(这是鲁迅矫枉的策略),他仍然正面表示对文化典籍的关注。只不过,这种关注有“托古改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其最终目的仍在推行五四新文化运动。

事实上,胡适最初所写的《国语文学史》以及之后的《白话文学史》都是在“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指导思想下完成的。其中的“国故”,自不待言,就是泱泱中华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而其中的“学理”,正是掀起人类近代社会认知革命的进化论。

进化论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传播,得益于严复于19世纪末翻译的《天演论》。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令处于亡国灭种边缘的国人倍感危机。作为新派人物的必备书目,胡适早在上海读书时便有接触。之后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更是耳濡目染,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

在那篇让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他就已经尝试着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学。如在“不模仿古人”一节中,他谈到:“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同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更是进一步地阐明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进化史观。同样的,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也随处弥漫着这种文学的进化史观。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学之所以能代指整个中国文学史,就因为“白话文学”是文学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然而,现今任何一个对中国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书中的一些言论大感诧异以为荒谬。这是因为这些人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吗?并非如此。事实上,现今那些接受过系统的文学史教育的科班生,会对书中的观点更感诧异,更觉荒谬。我们不必为尊者讳,这部文学史既有成功之处,更有失败之处。其实在当时的不少文学评论者看来,这部书就已经有失胡适学术的水准,更不必说在文学史发展得相当完备细致的当下了。

毫无疑问,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所输入的学理——进化论。

进化论传播至中国之初,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情绪渲染。严复之所以引介进化论,其目的还是在于警醒国人,挽救危亡。因此,他没有选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而是选择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后者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进化论,何况严复在翻译时还增删修改添了不少私货,成了最能表达严复一己之见的《天演论》。

实际上,达尔文本人对于进化论的阐释仅仅限于生物学层面,并不愿意升华到普遍的哲学层面。然而事与愿违,进化论的狂热分子们仍然毫不犹豫地把进化论“进化”了,从生物层面转移到社会层面,出现了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进化论,在此之后进化论家族不断壮大,颇为热闹。胡适的文学进化论即是这一家族中的一份子。

进化论的核心思想确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我们是否能把文学类型等同于生物种类呢?文学类型的更迭是否是优胜劣汰的呢?事实显然不是如此。譬如我们所熟知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其实并不存在宋词淘汰唐诗,元曲淘汰宋词之类的事情存在,宋朝写诗的大有人在,清代写词的也比比皆是。将朝代与文类的联系,是为了突出这一朝代的特征性或原创性的文类,而不代表先进级别。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采取了双线叙述,一条线是死文字——文言文,另一条是活文字——白话文。因为全书的侧重点是白话文学,所以胡适对古文文学论述简略,只是放在二元框架内一味地贬低,怒斥其迂腐僵化。然而,对于接受了多年文言文教育的现代读者来说,胡适的粗暴论断显然难以服人。譬如杜甫的《秋兴八首》,当之无愧的律诗巅峰之作,但只因为它属于古文阵营,便被胡适贬得一文不值。

不过,即便胡适为白话文大唱赞歌,他也始终没有给白话文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它有时是指明白易懂,有时是指来自民间,有时是指真情实感,面目模糊不清。正是借助白话文这种模糊不清的面孔,使胡适得以尽可能地囊括一些他认为的好作品,从而扩充他文学史的队伍。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将他所认为的不好的作品一股脑地踢到古文阵营,殊不知那是一些连古文阵营都啧啧摇头的作品。至此,我们虽不知白话文学的内涵究竟为何,但已经快中了胡适的蛊:凡是白话文学,就一定是好的,凡是古文文学,就一定是坏的。

在写作《白话文学史》时,胡适完全被自己的预先设置的理论所蒙蔽,带着浓重的目的论的色彩,将一切的材料削足适履地塞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中,而不管其变形与否。然而,胡适犯的错并不可笑,这不过是一个人的错罢了,此后还有一整个民族跟着犯类似的错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国内知识界对胡适大加批判时,我们的文学史仅仅是用“阶级斗争论”置换了“文学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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