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返于历史与当下的王汎森

Atticus Finch
2019-08-11 看过

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现象》一文中,王汎森介绍了大兴文字狱的清代乾隆皇帝为了查禁反满书刊而大费周章。一位大臣出了个好主意,那就是“传集地保,令其逐户宣谕”。此计策一出,各地官府办差的杂役和小吏一起出动,挨家挨户通知禁书政策和禁书书单。逐户通知的范围所及,竟然囊括了清代中国的所有省份。为了保证上头交办的任务能够完成,除了尽可能动员人力之外,清政府还采取了颇有现代色彩的“承包责任制”:负责宣谕之人负有连带责任,一旦他所负责的区域查出违禁书刊,那么这个人就一并承担责任。对此,王汎森评论道:“对没有现代警察体制的帝制中国而言,是很有创意的一种办法”。相隔两百多年后,事实证明,从逐户通知到挨家搜查,确实只隔了一个现代警察体制,而承包责任制则摇身变为各色的承包责任书责任状。

熟悉历史者,当能体会到王汎森所述的遥远的历史个案中所蕴含的当代意味。《“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一文则将焦点聚集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是如何被个人所主动接纳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直至原本只是救国良方的主义逐步信仰化,统辖最私密的意识深处。与一般的印象不同,广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并不是因“洗脑”而被动接受主义,而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主义。王汎森的这一发现出乎意料。很容易想到的问题是,时过境迁,当年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存,那么主义靠什么来维系吸引力?

我一直好奇,为何一个当代史家笔下的清代史如此有“现代感”?在一篇访谈中,王汎森道出了缘由。“让我投身历史研究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近代集权政体形成的关注。我少年时直接、间接地读到许多关于集权政体的信息,对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荡。”也就是说,个人的困惑驱动他去追溯历史中潜藏的密码。这也就是《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一书的价值之一,学人的自述帮助我们理解严肃的学术论文背后的关怀所在,那就是勾连历史与当下、过去和现在。

通过本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更立体的王汎森。《如果让我重做一次研究生》是王汎森的治学经验谈,多年来我一读再读,受益良多。他还是一名学术组织者,曾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和副院长,多次谈到如何为人文学科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包括反思量化评价体系的弊端、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重视学术专著的价值等等。虽然这些主要针对的是台湾的学术体制,但对目前大陆的学术圈也不无参考价值。对书斋之外的广阔社会,王汎森也发表了一些提倡人文价值和文化发展的公共言论。如何收拾人心是后集权社会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再加上消费主义的冲击,更是雪上加霜。他强调,人文价值和素养是“无用之用”的大用,丰厚多元的文化不仅能影响世道,更能安抚人心。

可以说,王汎森是集学者、学术组织者和知识分子三种角色于一身。《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本小册子,提供了一个小窗口,将学者之外的后两种身份展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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