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中的妇女和家庭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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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先生的人类学力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余成翻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以下简称《金翼》)作于1940年,该书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南方农村生活的情景,叙述了两个家族在中国变动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各自命运的变化——如何繁荣与衰败。林先生的这部著作在当时发表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中国留美英学习人类学者,远者如李济、费孝通、许烺光、杨懋春,近者如林美容、王铭铭诸人,多以自己的家乡故国为主题在英语世界发表文章 ,毕竟家乡故国是这些人最熟悉不过的。林耀华先生这部著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黄东林和张芬洲两个家族的熟悉,本书为本土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本文拟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探讨一下妇女和家庭的互动关系。
当然,就黄东林和张芬洲家族截然不同的境况,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黄家的男性子嗣远较张家来得多,而且寿命也更长一些。或者,确切一点说仅仅这几十年间,黄家的男性子嗣比张家多一些,因为由于战乱、灾祸、疾病和吸毒等原因,男性死亡率还是挺高的,而相对而言女性的死亡率反而比较低。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显示,作者试图作的是对一个家族制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家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族也叫宗族,是家庭血缘关系的扩大,是社会上与家庭功能相似,但人数及管理范围大于家庭的一种基本社会结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特征是:营建祠堂、篡修家、族谱、经营族田。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理想中的大宗望族实际上已是很少存在,在城镇中,以小宗小族的存在为数较多;在广大农村则一般是一个家族共居一地, 形成了大家族小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它在我国社会倍受人们的重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共祖家庭为理想模式,以直系家庭、主干家庭为普遍的存在形式。家族由家庭所构成,“家庭是一种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制度,由婚姻、血亲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社会生活组织单位” 。又“家庭是有一定范围的亲属(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细胞。他的联结纽带是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又增加了收养关系,从而形成拟制血缘关系)。基于婚姻关系的缔结,形成了最初的家庭成员——夫妻,尔后又产生出其他一系列的家庭成员。自古迄今,家庭毫无例外都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但他的职能远不止此,比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教育中,等等,都有其特殊的功能。 ” 近代以来,人们随着观念的逐步转变,以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为主的存在形式成了主流。然而,本书所记述的年代和社会毕竟不同于闭关时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近代化历程的逐渐开始,使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刻的影响到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选择。
在本书中,黄张两户人家都是大家庭,也就是家族。但是小家庭在两户人家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从黄家搬到新居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东林一家列队沿着下面穿过黄村的交通要道——西路绕了以大圈,才向新屋走去,这不仅是为了向乡里人炫耀,也是因为这条大道被认为是举行这类盛大喜庆仪式的最合适的场所。东林作为一家之主走在最前面。接下来是祖母潘氏、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和小哥,再接下来是,背着叫珠妹的小女儿的黄太太,和林氏。再后来是大哥的妻子大嫂,他背着儿子少台。家里的长工南明走在队尾。 这当然显示出了一个蒸蒸日上而且井然有序的大家庭,从排队的先后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家庭中男子的重要地位。而在具体安排居住房间时,小家庭的趋向占了上风。“从道理上讲,这座房屋被认为是分属于东林和她死去的兄长东明。按照惯例,兄长位于座、弟弟在右,因此,当黄家搬入新居时,东明的长子大哥占了左边最上方的厢房,同妻子、子女住在那里,第二套厢房以后要归二哥,现在是他和母亲林氏住。东林一家住正厅右边的厢房。祖母潘氏住在后面一间厢房,同他疼爱的儿媳黄太太共用” 由此可见,小家庭的划分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啊。书中所涉及的一个流离在外的核心家庭,是三哥和陈素珍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和大家庭的关系极为密切。三哥这个家庭也需要回家参加一些重要的仪式。开始一段时期,看起来似乎是因为三哥家里入不敷出,需要家里的接济。但是后来的事实越发表明,三哥这个小家庭和黄家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是互补的。婚后一段时期以后,三哥就请小哥和素珍的小弟弟陈溪湖参加他们这个小家庭。 随着三哥的家庭和三哥的逐渐成长,三哥的家庭有一段时期也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到后来三哥成为了黄家东林一支的领袖人物,特别是从书中最后提到的三哥给自己父亲在福州举办寿筵的事情可见一斑。
大家庭对小家庭的组成有一定的影响,首要的便是择偶的过程。东林是自主择妻的,但他的婚姻“还必须征得叔父黄玉衡的同意,他现在是这房长辈中仅存的男性。他还要征求母亲和兄长的同意。他们均没有不满,于是两家订亲了。” 在王惠兰和茂德的婚事中,芬洲的态度很关键。他收下红帖,放在堂屋里的一张大桌上,供奉祖先牌位的香炉下,他这是为了征求祖上对前来提亲的女孩子和茂德之间婚事的“意见”。后来所有发生的那些迹象都使芬洲认为祖上会同意结下这姻缘的。算过八字以后,就是商定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金。此后,便是选定吉日举行订婚仪式,直到订婚这一天,才通知茂德,把他从学校叫回家。 五哥的几次婚姻,都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干预。五哥在结婚前和一个名字叫红花的姑娘有过一段美好的恋爱,但是这位姑娘从辈分上来算是五哥的甥女,东林为了怕儿子会破坏亲戚间同辈内婚的传统,就给自己的儿子找了第一个老婆。 五哥的第二个妻子去世以后,留下了一个女儿,五哥一直希望有个儿子,便决意再娶,他认识一个女孩,产生了爱情,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他父亲的反对。他希望五哥与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因为它拥有一笔财富,五哥最后只好很不情愿的再次牺牲自己的爱情以遵从父命。
关于当时的婚姻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和情况,如果农户家里过于贫穷,常常娶不上媳妇,父母就会买一个或者收养一个同样是穷人家的女孩子,以便长大后和自己的儿子成婚。当东明英年早逝后,家中的负担异常沉重,东林是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三个女人,六个孩子,整整一大家人要靠他供养。为了消减家务开支,伯母林氏按照当地的一种旧俗将最小的女孩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黄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就立刻被送掉做了童养媳,年轻的母亲便可以节省下力气去干活了。当然,家里也是不忍心送她们去做童养媳的。当东林六岁的小侄女,因为他的公公婆婆接连去世,而被孤零零的留在了世上,东林便派人把他接了回来。 后来家境好一点以后出生的珠妹,就摆脱了做童养媳的命运。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东林得知由于三哥的妻子娶回家里后,不适应干农活,也没有按照惯例烧三年早饭后,便买了一个农村出身的老婆给四哥,来解决这个问题。
婚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接纳新的家庭成员的过程。新婚夫妇需要参拜祖先和家中的长辈,同样他们也需要回到新娘家中去进行类似的仪式,但是不能也不必参拜新娘家中的祖先。家中长辈在新婚夫妇参拜时故意缺位,会给新婚夫妇带来难堪。东林在二哥婚礼上的故意缺席,就很不给二哥面子了。当时已经有不少接受教育的女性,如陈素珍、张月英,尽管后者所接受的教育可能是初级的,学校是女生和男生接触的一个主要场所,自由恋爱现象也已经出现了。三哥和陈素珍的婚姻,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从订婚到结婚,都遵循着古老的仪式和风俗。
婚后也有一系列步骤来接纳新成员,这当然主要指的是新娘。新娘可以将头发盘在头上,而不用再梳辫子了, 这或许是为了方便新娘参加家里的一些很繁重的劳动。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和男子在家庭的经济体制中能起到同样大的作用”。 而事实上,在有些负担重的家庭中小孩子都有劳动的义务。而五哥出生以后,家里条件好了许多,五哥就没有必要去参加劳动了,便养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坏毛病。
婚后最主要的一个新成员确定他在家庭中地位的主要指标就是生育。确切地说,是否有儿子,意味着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新五嫂生产出一个死男婴后,便遭到了全家人的敌视,公婆对他很生气,五哥也恨他。 没有子嗣的寡妇处境很差,她或许会因家中公婆的要求抱养一个儿子,茂魁的妻子就抱养了一个儿子。也有回到娘家的,茂德死后,王惠兰的公婆也要求她抱养一个儿子,然后安分守己过着寡妇的日子,惠兰没有答应,而且他还寻死觅活,后来还是回到了娘家。 也有改嫁的,茂衡死后,他年轻的妻子在父母的敦促下立刻改嫁了,他比惠兰好一些,家中没有可以阻止她的人了。
娘家并不会就结婚而和女儿断绝关系,娘家人往往会和女儿家发生一些往来。清妈是大嫂大哥的妻子,他作为客人在金翼之家住着。 前面也曾提到过,陈素珍的小弟也被邀请参与到了三哥和陈素珍的小家庭。两家儿女相婚配结成的亲戚关系,即“亲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般社会礼仪和事务中多有往来,比方说,婚丧嫁娶和祝寿之类,有些亲家也是生意上的伙伴。芬洲的妻子死后,她的亲家们就送来了三个纸宝塔,被挂在了门上。 值得一提的还有,老祖母潘氏去世以后,潘家来了十一个人,七女四男,他们全部都是祖母潘氏父亲家的后裔,每一个人都代表与潘家有关的各个支派。十一人中有六个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潘氏并且与皇家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由于血亲关系他们必须来参加丧礼履行自己的义务。
娘家很有可能成为婚姻失败以及和婆家发生矛盾的媳妇的庇护所。王惠兰在茂德死后,就争取回到了娘家。东林的小侄女儿虽然是童养媳,但是在她的公公婆婆死后,就被东林派人接了回家。少台的媳妇齐妹,在闯祸之后也跑回了她的外祖父家,以寻求庇护。
不可否认,在一户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很可能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有矛盾了。但是,一切矛盾在分家的时候,变得格外的尖锐。分家是一个漫长而又反复的斗争和谈判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以至于不能分辨要分家的兄弟谁对谁错,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有时候出嫁在外的女儿都想回来分得一点家产。东林的二姐在潘氏去世后,回来奔丧。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分家和财产的情况,他直截了当的问东林为什么他没有分得一份家产?与东林的姐姐一样,东明的大女儿来到之后便在伯母林氏跟前抱怨,说在他弟弟大哥二哥分家时为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分家的斗争史很激烈,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女儿被训练成侦察兵,侄儿忤逆的对待自己的亲叔叔,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兄弟相互打斗,妯娌之间的斗嘴也逐渐升温,演化成了身体的相残。
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他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也不顾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丈夫和子女格外关心。黄太太会因为小哥失手打死了邻居的一只鸭子,而低声下气的为儿子道歉,而这样做会被善意的人们认为是比较公道的。 黄太太的几个儿子痴迷于赌博,晚上没有回家,他就和自己的女儿摸黑外出寻找。 当东林运米的船只失事的消息为祖母潘氏和黄太太得知后,他们马上派四哥去湖口探听详情。 但是对子女的关心总是会发生偏爱。黄太太早年可能比较喜欢小哥,因为他是幼子,后来又逐渐偏向五哥,因为他时常回家探望母亲。五哥童年时代的厄运以及三次结婚均无后嗣使得老母亲的印象中他是最可怜的人。 祖母潘氏也有一段时间偏向二哥,她把她的私房钱给了二哥,使得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伯母林氏的态度也摇摆不定,起先她对儿子们的不断争执是站在完全公平的立场上,有时候长子欺人太甚,她的同情却是完全倒向了幼子一边。但是自从和东林的大家庭分家以后,伯母林氏变得特别偏爱大哥,尤其是她表现出有办法为自己的这个家支捞取更多的财产份额。 伯母林氏的这种态度给她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总之,在女性长辈的关心中总是有偏爱,但是这个偏爱涉及财产及其分割时,就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
婆媳关系似乎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婆婆在家庭中有着无上的权威,但事实上由于丈夫的庇护,在婆媳发生矛盾时,媳妇也常常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有些娘家比较厉害的媳妇,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婆媳关系往往是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婆婆总是竭力维护大家庭的利益,祖母潘氏在黄家处于困境时,因为怀疑媳妇藏有私房钱,无理地责打了两个媳妇。 当然,婆婆对待媳妇,也是有一些偏心的,细心的我们不难发现,婆婆对待媳妇如何,很大程度上和对儿子是否有偏心密切相关。
本书中还提到了不少特殊的女性,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遭受了家庭的破裂,为了生活或者其他的目标,他们中有许多与家族之外的男子进行各式各样的交往。有不少沦为妓女,如齐上校的姨太太早先是一个妓女,现在却是各长于军事筹划的女参谋。 张茂恒被土匪枪杀以后,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张月英,她逃到县市里找义父吾云寻求帮助。事实上,张月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她的命运如何,本书再也没有提到。她一心为了给父亲报仇,还冤枉了茂绪。 如前文所提到的,当时已有不少女性进入新式教育机构,如前文所提到的陈素珍和张月英等人。这可能和城里或者说集市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密切相关。文中特意提到了,在东林寿筵场所,席位是男女都混在一起的,这被认为是象征着城里男女地位的平等。 而在当时乡下举行的仪式中,妇女的餐桌是放在厨房里的。也有一些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子产生了感情,有的甚至发生了不合常理的乱伦行为。如茂衡和在他第二次结婚前试图改姓要嫁给她的姓张的女人,并发生了乱伦行为。 妇女的再婚却比较随便,也比较追求实际。五哥的第三任妻子娶进家门时就没有举行婚礼。
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描述的是七八十年前中国乡土社会的情景,可能限于身份,他所观察到的景象免不了有着一定的偏差。比方说,社区生活对于一个妇女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而文章在这方面着墨不多。当然这些缺憾不可能影响到整本书作为家族制度社会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作为一种视角和研究方法,运用社会性别来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社会。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下这几点:首先,妇女在家庭中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从事生产和再生产,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培养。家庭对妇女也有着一些要求和约束,当然,妇女也会由于她在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的努力而获得一定的汇报,拥有一些权威和经济利益。其次,小家庭在整个大家庭或者说家族中是基本的利益单位,妇女或者服从小家庭的利益,或者竭力维护大家庭的完整性,这全然依据该妇女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再者,嫁出去的女儿,也会竭力维护她所在夫家的利益,但也有可能因为在夫家境遇不佳或者犯了过失而去寻求娘家的庇护。最后,由于婚姻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亲属关系,他会影响到个人的选择和命运。本书中两户主要的大家庭的两个户主,黄东林和张芬洲就是姻亲关系,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他俩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相互信任,在湖口镇上一起开店,开始了两户家庭的不平凡的经历。此外,还可能因为战乱、匪灾、瘟疫等种种不同的原因,出现许多单身的女子,他们的境遇一般都会比较差。因为,这些游离在家族体制之外的女子,得不到家族体制的庇护,这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是很危险的。(二零零五年元月一日于京城待漏舍)
当然,就黄东林和张芬洲家族截然不同的境况,最直截了当的解释就是黄家的男性子嗣远较张家来得多,而且寿命也更长一些。或者,确切一点说仅仅这几十年间,黄家的男性子嗣比张家多一些,因为由于战乱、灾祸、疾病和吸毒等原因,男性死亡率还是挺高的,而相对而言女性的死亡率反而比较低。
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显示,作者试图作的是对一个家族制度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家族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族也叫宗族,是家庭血缘关系的扩大,是社会上与家庭功能相似,但人数及管理范围大于家庭的一种基本社会结构。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主要特征是:营建祠堂、篡修家、族谱、经营族田。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理想中的大宗望族实际上已是很少存在,在城镇中,以小宗小族的存在为数较多;在广大农村则一般是一个家族共居一地, 形成了大家族小家庭结构。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它在我国社会倍受人们的重视。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共祖家庭为理想模式,以直系家庭、主干家庭为普遍的存在形式。家族由家庭所构成,“家庭是一种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制度,由婚姻、血亲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社会生活组织单位” 。又“家庭是有一定范围的亲属(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姊妹)所构成的社会生活细胞。他的联结纽带是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又增加了收养关系,从而形成拟制血缘关系)。基于婚姻关系的缔结,形成了最初的家庭成员——夫妻,尔后又产生出其他一系列的家庭成员。自古迄今,家庭毫无例外都是人类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但他的职能远不止此,比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传统文化和道德风尚教育中,等等,都有其特殊的功能。 ” 近代以来,人们随着观念的逐步转变,以主干家庭、核心家庭为主的存在形式成了主流。然而,本书所记述的年代和社会毕竟不同于闭关时代,西方文化的传播,近代化历程的逐渐开始,使社会生活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深刻的影响到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选择。
在本书中,黄张两户人家都是大家庭,也就是家族。但是小家庭在两户人家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从黄家搬到新居这件事情中可见一斑。东林一家列队沿着下面穿过黄村的交通要道——西路绕了以大圈,才向新屋走去,这不仅是为了向乡里人炫耀,也是因为这条大道被认为是举行这类盛大喜庆仪式的最合适的场所。东林作为一家之主走在最前面。接下来是祖母潘氏、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和小哥,再接下来是,背着叫珠妹的小女儿的黄太太,和林氏。再后来是大哥的妻子大嫂,他背着儿子少台。家里的长工南明走在队尾。 这当然显示出了一个蒸蒸日上而且井然有序的大家庭,从排队的先后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在家庭中男子的重要地位。而在具体安排居住房间时,小家庭的趋向占了上风。“从道理上讲,这座房屋被认为是分属于东林和她死去的兄长东明。按照惯例,兄长位于座、弟弟在右,因此,当黄家搬入新居时,东明的长子大哥占了左边最上方的厢房,同妻子、子女住在那里,第二套厢房以后要归二哥,现在是他和母亲林氏住。东林一家住正厅右边的厢房。祖母潘氏住在后面一间厢房,同他疼爱的儿媳黄太太共用” 由此可见,小家庭的划分有着多么大的影响啊。书中所涉及的一个流离在外的核心家庭,是三哥和陈素珍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和大家庭的关系极为密切。三哥这个家庭也需要回家参加一些重要的仪式。开始一段时期,看起来似乎是因为三哥家里入不敷出,需要家里的接济。但是后来的事实越发表明,三哥这个小家庭和黄家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是互补的。婚后一段时期以后,三哥就请小哥和素珍的小弟弟陈溪湖参加他们这个小家庭。 随着三哥的家庭和三哥的逐渐成长,三哥的家庭有一段时期也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到后来三哥成为了黄家东林一支的领袖人物,特别是从书中最后提到的三哥给自己父亲在福州举办寿筵的事情可见一斑。
大家庭对小家庭的组成有一定的影响,首要的便是择偶的过程。东林是自主择妻的,但他的婚姻“还必须征得叔父黄玉衡的同意,他现在是这房长辈中仅存的男性。他还要征求母亲和兄长的同意。他们均没有不满,于是两家订亲了。” 在王惠兰和茂德的婚事中,芬洲的态度很关键。他收下红帖,放在堂屋里的一张大桌上,供奉祖先牌位的香炉下,他这是为了征求祖上对前来提亲的女孩子和茂德之间婚事的“意见”。后来所有发生的那些迹象都使芬洲认为祖上会同意结下这姻缘的。算过八字以后,就是商定女方的嫁妆和男方的聘金。此后,便是选定吉日举行订婚仪式,直到订婚这一天,才通知茂德,把他从学校叫回家。 五哥的几次婚姻,都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干预。五哥在结婚前和一个名字叫红花的姑娘有过一段美好的恋爱,但是这位姑娘从辈分上来算是五哥的甥女,东林为了怕儿子会破坏亲戚间同辈内婚的传统,就给自己的儿子找了第一个老婆。 五哥的第二个妻子去世以后,留下了一个女儿,五哥一直希望有个儿子,便决意再娶,他认识一个女孩,产生了爱情,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却遭到了来自他父亲的反对。他希望五哥与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因为它拥有一笔财富,五哥最后只好很不情愿的再次牺牲自己的爱情以遵从父命。
关于当时的婚姻也有一些特殊的例子和情况,如果农户家里过于贫穷,常常娶不上媳妇,父母就会买一个或者收养一个同样是穷人家的女孩子,以便长大后和自己的儿子成婚。当东明英年早逝后,家中的负担异常沉重,东林是家中唯一的成年男子,三个女人,六个孩子,整整一大家人要靠他供养。为了消减家务开支,伯母林氏按照当地的一种旧俗将最小的女孩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黄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就立刻被送掉做了童养媳,年轻的母亲便可以节省下力气去干活了。当然,家里也是不忍心送她们去做童养媳的。当东林六岁的小侄女,因为他的公公婆婆接连去世,而被孤零零的留在了世上,东林便派人把他接了回来。 后来家境好一点以后出生的珠妹,就摆脱了做童养媳的命运。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东林得知由于三哥的妻子娶回家里后,不适应干农活,也没有按照惯例烧三年早饭后,便买了一个农村出身的老婆给四哥,来解决这个问题。
婚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接纳新的家庭成员的过程。新婚夫妇需要参拜祖先和家中的长辈,同样他们也需要回到新娘家中去进行类似的仪式,但是不能也不必参拜新娘家中的祖先。家中长辈在新婚夫妇参拜时故意缺位,会给新婚夫妇带来难堪。东林在二哥婚礼上的故意缺席,就很不给二哥面子了。当时已经有不少接受教育的女性,如陈素珍、张月英,尽管后者所接受的教育可能是初级的,学校是女生和男生接触的一个主要场所,自由恋爱现象也已经出现了。三哥和陈素珍的婚姻,虽然是自由恋爱,但是从订婚到结婚,都遵循着古老的仪式和风俗。
婚后也有一系列步骤来接纳新成员,这当然主要指的是新娘。新娘可以将头发盘在头上,而不用再梳辫子了, 这或许是为了方便新娘参加家里的一些很繁重的劳动。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和男子在家庭的经济体制中能起到同样大的作用”。 而事实上,在有些负担重的家庭中小孩子都有劳动的义务。而五哥出生以后,家里条件好了许多,五哥就没有必要去参加劳动了,便养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坏毛病。
婚后最主要的一个新成员确定他在家庭中地位的主要指标就是生育。确切地说,是否有儿子,意味着妻子在家庭的地位。新五嫂生产出一个死男婴后,便遭到了全家人的敌视,公婆对他很生气,五哥也恨他。 没有子嗣的寡妇处境很差,她或许会因家中公婆的要求抱养一个儿子,茂魁的妻子就抱养了一个儿子。也有回到娘家的,茂德死后,王惠兰的公婆也要求她抱养一个儿子,然后安分守己过着寡妇的日子,惠兰没有答应,而且他还寻死觅活,后来还是回到了娘家。 也有改嫁的,茂衡死后,他年轻的妻子在父母的敦促下立刻改嫁了,他比惠兰好一些,家中没有可以阻止她的人了。
娘家并不会就结婚而和女儿断绝关系,娘家人往往会和女儿家发生一些往来。清妈是大嫂大哥的妻子,他作为客人在金翼之家住着。 前面也曾提到过,陈素珍的小弟也被邀请参与到了三哥和陈素珍的小家庭。两家儿女相婚配结成的亲戚关系,即“亲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般社会礼仪和事务中多有往来,比方说,婚丧嫁娶和祝寿之类,有些亲家也是生意上的伙伴。芬洲的妻子死后,她的亲家们就送来了三个纸宝塔,被挂在了门上。 值得一提的还有,老祖母潘氏去世以后,潘家来了十一个人,七女四男,他们全部都是祖母潘氏父亲家的后裔,每一个人都代表与潘家有关的各个支派。十一人中有六个人根本就没有见过潘氏并且与皇家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由于血亲关系他们必须来参加丧礼履行自己的义务。
娘家很有可能成为婚姻失败以及和婆家发生矛盾的媳妇的庇护所。王惠兰在茂德死后,就争取回到了娘家。东林的小侄女儿虽然是童养媳,但是在她的公公婆婆死后,就被东林派人接了回家。少台的媳妇齐妹,在闯祸之后也跑回了她的外祖父家,以寻求庇护。
不可否认,在一户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竞争,他们很可能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有矛盾了。但是,一切矛盾在分家的时候,变得格外的尖锐。分家是一个漫长而又反复的斗争和谈判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以至于不能分辨要分家的兄弟谁对谁错,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有时候出嫁在外的女儿都想回来分得一点家产。东林的二姐在潘氏去世后,回来奔丧。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分家和财产的情况,他直截了当的问东林为什么他没有分得一份家产?与东林的姐姐一样,东明的大女儿来到之后便在伯母林氏跟前抱怨,说在他弟弟大哥二哥分家时为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分家的斗争史很激烈,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被卷入其中,女儿被训练成侦察兵,侄儿忤逆的对待自己的亲叔叔,而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兄弟相互打斗,妯娌之间的斗嘴也逐渐升温,演化成了身体的相残。
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女性,他们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家外,也不顾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丈夫和子女格外关心。黄太太会因为小哥失手打死了邻居的一只鸭子,而低声下气的为儿子道歉,而这样做会被善意的人们认为是比较公道的。 黄太太的几个儿子痴迷于赌博,晚上没有回家,他就和自己的女儿摸黑外出寻找。 当东林运米的船只失事的消息为祖母潘氏和黄太太得知后,他们马上派四哥去湖口探听详情。 但是对子女的关心总是会发生偏爱。黄太太早年可能比较喜欢小哥,因为他是幼子,后来又逐渐偏向五哥,因为他时常回家探望母亲。五哥童年时代的厄运以及三次结婚均无后嗣使得老母亲的印象中他是最可怜的人。 祖母潘氏也有一段时间偏向二哥,她把她的私房钱给了二哥,使得家里发生了很大的不愉快。伯母林氏的态度也摇摆不定,起先她对儿子们的不断争执是站在完全公平的立场上,有时候长子欺人太甚,她的同情却是完全倒向了幼子一边。但是自从和东林的大家庭分家以后,伯母林氏变得特别偏爱大哥,尤其是她表现出有办法为自己的这个家支捞取更多的财产份额。 伯母林氏的这种态度给她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总之,在女性长辈的关心中总是有偏爱,但是这个偏爱涉及财产及其分割时,就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烦恼。
婆媳关系似乎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婆婆在家庭中有着无上的权威,但事实上由于丈夫的庇护,在婆媳发生矛盾时,媳妇也常常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有些娘家比较厉害的媳妇,也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婆媳关系往往是大家庭和小家庭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反映。婆婆总是竭力维护大家庭的利益,祖母潘氏在黄家处于困境时,因为怀疑媳妇藏有私房钱,无理地责打了两个媳妇。 当然,婆婆对待媳妇,也是有一些偏心的,细心的我们不难发现,婆婆对待媳妇如何,很大程度上和对儿子是否有偏心密切相关。
本书中还提到了不少特殊的女性,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遭受了家庭的破裂,为了生活或者其他的目标,他们中有许多与家族之外的男子进行各式各样的交往。有不少沦为妓女,如齐上校的姨太太早先是一个妓女,现在却是各长于军事筹划的女参谋。 张茂恒被土匪枪杀以后,他只有一个女儿,就是张月英,她逃到县市里找义父吾云寻求帮助。事实上,张月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她的命运如何,本书再也没有提到。她一心为了给父亲报仇,还冤枉了茂绪。 如前文所提到的,当时已有不少女性进入新式教育机构,如前文所提到的陈素珍和张月英等人。这可能和城里或者说集市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密切相关。文中特意提到了,在东林寿筵场所,席位是男女都混在一起的,这被认为是象征着城里男女地位的平等。 而在当时乡下举行的仪式中,妇女的餐桌是放在厨房里的。也有一些女性和家族中的男子产生了感情,有的甚至发生了不合常理的乱伦行为。如茂衡和在他第二次结婚前试图改姓要嫁给她的姓张的女人,并发生了乱伦行为。 妇女的再婚却比较随便,也比较追求实际。五哥的第三任妻子娶进家门时就没有举行婚礼。
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描述的是七八十年前中国乡土社会的情景,可能限于身份,他所观察到的景象免不了有着一定的偏差。比方说,社区生活对于一个妇女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而文章在这方面着墨不多。当然这些缺憾不可能影响到整本书作为家族制度社会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社会性别是一个社会把人们组织到男性和女性范畴里去的方式,以及围绕这些范畴产生出意义的方式。作为一种视角和研究方法,运用社会性别来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个社会。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下这几点:首先,妇女在家庭中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从事生产和再生产,对下一代进行教育和培养。家庭对妇女也有着一些要求和约束,当然,妇女也会由于她在生产和再生产等方面的努力而获得一定的汇报,拥有一些权威和经济利益。其次,小家庭在整个大家庭或者说家族中是基本的利益单位,妇女或者服从小家庭的利益,或者竭力维护大家庭的完整性,这全然依据该妇女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再者,嫁出去的女儿,也会竭力维护她所在夫家的利益,但也有可能因为在夫家境遇不佳或者犯了过失而去寻求娘家的庇护。最后,由于婚姻而形成的姻亲关系是一种重要的亲属关系,他会影响到个人的选择和命运。本书中两户主要的大家庭的两个户主,黄东林和张芬洲就是姻亲关系,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他俩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相互信任,在湖口镇上一起开店,开始了两户家庭的不平凡的经历。此外,还可能因为战乱、匪灾、瘟疫等种种不同的原因,出现许多单身的女子,他们的境遇一般都会比较差。因为,这些游离在家族体制之外的女子,得不到家族体制的庇护,这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是很危险的。(二零零五年元月一日于京城待漏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