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废墟之上建起自由之塔:大革命后的法国知识分子

書蠹
2019-08-09 看过

文/王绍贝

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恐怖政治之后的法国是什么样的?1802年,曾经有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却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尽管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虽然公共建筑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君王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观察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威廉•多伊尔《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大革命摧毁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残余和各种封建特权,大革命高潮的恐怖主义政治是打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法国式“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互相告密、迫害、残杀、断头台……其对宗教、社会、经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和破坏,这也是历史上一切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标志:攻占巴士底狱

经济上,大革命时代至少让法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而且没有构建一个更具活力的经济结构。在整个18世纪,法国是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即便大革命没有爆发,法国也不可能在经济上追赶英国,但大革命将两国差距拉大到不可弥补的程度,同时英国还控制了法国人失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大革命的结果是,法国从此丢失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确立的欧洲霸权,并在下一个世纪败给了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

废墟之上,雅典娜女神的猫头鹰

大革命结束之后的19世纪的法国,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不安,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之后,法国又经历了2次复辟(波旁王朝复辟和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和3次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1871巴黎公社起义),政治体制上经历了保皇主义下的君主立宪制、第二共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第三共和,可以说是各派势力轮番上台,类似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我国的民国时代,法国成为各种政体的实验室。国家、社会尽管如此动荡不安,19世纪的法国却产生了一批卓越的知识分子,他们依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坚持奋力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继承大革命的遗产。那个时代写出史学名著《法国文明史》的历史学家基佐,依旧自豪地声称法国是欧洲的心脏,引领着欧洲文化潮流的趋向,而事实上尽管大革命让法国失去了欧洲经济、军事的霸主地位,但在文化上法国依旧是欧洲文化的核心,而法国知识分子无疑又是法国文化的核心。19世纪的法国在大革命的废墟上,依旧产生了夏多布里昂、贡斯当、基佐、雨果、托克维尔、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勒南、乔治·桑、左拉等诸多照耀世界思想、文化领域的群星,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表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与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都容易让人联想起我国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真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米歇尔·维诺克的《自由的声音》是一部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杰作,作品以19世纪法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刻画了19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群像,作者带着我们穿越到一个紧张、矛盾,有时甚至是绝望的世纪——这多么酷似民国!米歇尔·维诺克将19世纪的知识分子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拿破仑“百日”到1848革命,第二个时期是从1848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终结,第三个时期是从普法战争到雨果去世。作者将历史发展的脉络、背景与知识分子的列传紧密结合起来,点面结合,这既是一幅宏观的法国19世纪历史画卷,又是知识分子的群像,对他们跌宕起伏人生、情感经历都有细腻的描写和分析,文笔绚烂,可读性强。

“自由、平等、博爱”遗产的继承者们

尽管经历了拿破仑短暂的“百日”复辟,波旁王朝的复辟体制最终还是尘埃落定了,复辟面临革命的倒退,但各派知识分子依然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而继续奋斗。

贡斯当具有毫不妥协的自由精神,但对于台上的统治者却是能屈能伸,拿破仑雾月政变上台,他以自由的名义申请职务,得到职务后他冒着法国新主人及其奉承者敌视他的危险,捍卫他真视的自由事业——反对权与请愿权、新闻自由、司法形式的必要性,这种独立性最终导致拿破仑对这名忘恩负义者勃然大怒。

邦雅曼·贡斯当

夏多布里昂是著名的极端保皇派,曾经在国外流亡七年,在复辟王朝统治下,夏多布里昂却坚持认为自由和正统一体的必要性,抵制“世纪精神”纯属徒劳,大革命的遗产已成为事实,人们不可能梦想倒退回去。他认为这种自由只可能通过正统的君主制才能存续,这种君主制在面对派别对立时确保了国家的延续性。当国王决定解散无双议会时,夏多布里昂不惜得罪国王路易十八,写了一篇反对国王滥用宪章第14条的文章,国王立即予以从国务大臣名单除名的惩罚,夏多布里昂因此失去每年2000法郎的薪俸,却赢得了额外的荣誉和无数的崇拜者!

历史学者出身、年仅27岁就当上内政大臣的基佐,可谓少年得志的精英,他不反对君主制,但是坚持不能恢复任何旧制度的“贵族特权”,他认为复辟王朝不仅必须消除一切复仇精神,而且若想长治久安,还必须建立“国民的”和“现代的”王朝,政治制度的稳定有赖于中间阶层的支持,确认大革命遗产,是立宪君主政体的责任。基佐的言论和著作引起了轰动,左翼拍手叫好,右翼怒火中烧。贡斯当、夏多布里昂、基佐,这三位分属自由派、极端保皇派和宪政派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在整个复辟王朝期间均受命为捍卫自由做出贡献,捍卫自由是他们的激情或合理信念的关键词。

夏多布里昂

在继承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平等”方面,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蒲鲁东,他们用行动在19世纪的法国不断摸索人类平等的方向,为消除社会不平等,改善无产阶级生存状况,引领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

《自由的声音》除了介绍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外,还介绍了比他们影响更大的其他我们不太熟悉的知识分子。19世纪的法国报纸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这时候报纸连载小说成为大众娱乐的新宠,1842年,当巴尔扎克现实主义小说《人间喜剧》首次出版时,它的风头完全被刚开始在《论战报》上新发表的连载小说掩盖掉,这个小说的作者是欧仁·苏,小说的名称是《巴黎的秘密》。欧仁·苏当过外科医师助手,后来因为名医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使他得以献身文学。小说采用了通俗小说一整套已经经过检验的技艺,描述底层贫民窟、巴黎平民、工人的生活状况。随着连载的获得成功,他每天收到读者们雪片般的来信,他们给欧仁·苏指定了一项社会使命:揭露民众的苦难。这使得不久前还是花花公子的欧仁·苏突然被逼没有退路;他不再是一个逗大家开心的普通人,他成了悲惨者的代言人。城市的失业问题,贫困与治安关系的社会问题,都写入了小说里面,他还在小说里面引入傅立叶主义者和其他社会改革家的教导。尽管马克思痛斥欧仁·苏是“伤感的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也决不可能看得上琼瑶这样的小说家一样,但客观上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欧仁·苏的小说影响巨大,使得全社会开始重视解决贫困、失业、童工、社会救助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家作为人民的代言人,拥有一种质询权,可以与社会统治阶层唱反调的“对抗势力”,尽管是情势所逼,但欧仁·苏终于成为符合民众要求的代言人和社会活动家,为实践法国大革命的平等理念而不停奔波。

除了知识分子群像,米歇尔·维诺克也在书中写了一位贯穿19世纪终始的知识分子典型,他就是维克多·雨果,作者为雨果开辟了不同时期共计4个章节,全书最终章正是雨果的逝世。

维克多·雨果

在作者看来,雨果可以说获得了19世纪知识分子的至高荣誉。同时,雨果也代表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集中体现者。1848年,由于创作出《克伦威尔序言》《艾那尼》而成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的雨果,他是显贵中一员,并且颇为富有。他在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制宪议会代表,拥护立宪君主制的他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感到恐惧,尽管如此他仍然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在革命的浪潮中也加速了他的转变,他努力为新闻自由、废除政治死刑犯进行努力,他总是坐在右派的席位上去投左派的票。除了提倡自由、反对压迫,雨果也非常具有关心弱者的博爱精神:“社会主义实际上反映了当代以及一切时代的部分悲惨现实”,因而,应当从社会主义中提取其真实的东西,消除其具有危险性的东西:“消除贫困!是的,这一切是可能的。”

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第二帝国,雨果想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3天时间里,他四处奔波,跑到大街上向人们呼吁,印制传单,和左派代表以及不愿意接受政变的右派代表商议。然而,他不得不屈服于这个事实:巴黎人民没有起义。雨果开始了在国外被通缉、流亡的生涯。1859年,尽管获得大赦,但雨果拒绝回到法国,1862年,雨果发表了奠定他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悲惨世界》,作品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精神感动了大量读者。1876年雨果当选参议院议员后,他努力为巴黎公社成员争取大赦、维护妇女权利等,推动社会和解、进步。共和派向他表达了感谢:“对于具有知识和道德的法国来说,你永远是伟大的诗人,充满勇气的公民、雄辩的思想家、那些最伟大的人道且神圣法则的代言人,你同时也是当代堪与伏尔泰和莫里哀媲美的最杰出的天才。”雨果还在民主派的代表大会提出,要有共和国的纪念日,以下就是打碎枷锁和链条的法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意识自由;生活方面的自由,面对死亡的解脱;自由的人,自由的灵魂。”1885年5月22日,雨果去世,6月1日,法国为雨果举行国葬,葬礼非常隆重和壮观,遗体安放在先贤祠。

米歇尔·维诺克认为,雨果并非只在文学方面不朽,同样不朽的是他赋予作品的政治意义和为争取自由的不懈斗争。自从他在1848年转而赞成共和制后,他就为他的信条——自由、平等、博爱——而不断奋斗。他自愿被放逐达19年之久,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拒绝接受专制主义。今天再看19世纪法国的文学和政治,觉得那些浮夸的言辞,还有浪漫主义、乌托邦主义之类的词汇,总是容易嘲笑他们的天真烂漫,但米歇尔·维诺克认为法国人依然要感谢他们留下的遗产——法国人还需要自由的原则来奠定未来,某种自由的激情也将继续引领法国人。

原文刊于2019年8月8日 经济观察报书评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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