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部卡波蒂的短篇想不起篇名

雪深蓝
2019-07-28 看过

Truman Capote (1924—1984)

跟不少一辈子困守文学圈的同行不同,杜鲁门·卡波蒂自带流量,长相有特色,性格有槽点,作品有风格,属于那种看一眼就可以被读者牢牢记住的作家。上海译文的卡波蒂作品集,每一本的封面都是本人照片,放眼望去少年感满满,让人情愿忘记岁月是把杀猪刀。

可惜的是,这把刀后来也没放过卡波蒂,尽管此君长期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堪称20世纪美国最具明星效应的作家。一部《冷血》把他早早送上了文坛巅峰,《蒂凡尼的早餐》又令他永留影史。虽然在卡波蒂看来,这部电影改编得过了头,而且玛丽莲·梦露而非奥黛丽·赫本才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女主角。

放在今天,卡波蒂当个KOL一点问题没有。年少成名,纵情声色,欲说还休的童年创伤、屡被攻击的性取向、个性张扬的装扮、加上一堆交际圈里的轶事……足以给一大批写家庭教育、心灵鸡汤加男性穿搭的公众号提供素材。

素以毒舌出名的纽约评论家戈尔·维达尔说,卡波蒂是个“来自堪萨斯的羽毛丰满的主妇”,短短一句话,连性取向带衣品一块儿打击了。

不过论言语机锋,卡波蒂同样是大V的料。如果用羽毛指代作品修饰风格,那无论《冷血》还是《蒂凡尼的早餐》,卡波蒂都无比珍惜羽毛,像一只眼神机警的猫,一遍一遍给自己舔毛,恨不得把标点符号的重量都精确到克,力求达到一字不可改一句不可删:这一点倒是很像福楼拜。对于克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派作家,相当注重修饰的卡波蒂一针见血:那不是写作,是打字。

卡波蒂小时候曾因行为异常被老妈送去做智商检测,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家伙是个天才。自带金童光环的卡波蒂,开启写作生涯后的自视甚高也是出了名的,这里说的“高”当然也和他的身高有关系,一米六,娃娃脸,嗓音像女孩,可算是反向海明威了。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这样调侃自己的矮个儿女婿多拉贝拉:“谁把我的女婿绑在剑上啦?!”

卡波蒂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把自嘲直接变成了强悍的自信。

——我和猎枪一样高,但我和猎枪一样响!

说回作品本身,如果说《冷血》是卡波蒂文学华厦上不遑多让的一颗明珠,那他的短篇则是建筑的血肉。虽然算不上篇篇精品(尤其前期作品充斥着对麦卡勒斯甚至福克纳的笨拙模仿),但个人特色依旧鲜明统一,这让卡波蒂有了被长久记住且不易混淆的资本。

前几年读完卡波蒂的短篇集,印象最深的一篇反而记不住名字,于是有了最近的重读。

那是《过生日的小孩》,温情伤感的风格大概率来源于卡波蒂破碎的童年:父母离婚,缺少玩伴,跟继父那一支的年轻表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正所谓缺什么就补什么,作为一个闯入者,10岁的博比特小姐带着成人/城市世界的从容、优雅与亲和闯入南方小镇孩子的生活,其意义超越了“十三岁的年龄和狂热的爱情”。如果能给这一篇重新取名,应该可以叫——《一个夏天的奇迹》。

如果没有悲剧性的结尾,这个故事或许会流于甜腻。“六点钟的巴士从她的身上碾了过去”,致命的开头与结尾形成了一个残忍的循环,读者不得不从第一句起就接受女主人公已死的事实,本已近乎完美的形象因此多了一重早夭天使的神圣弧光。整个故事在死亡的阴影下绕圈发展,读者如同在围观圆形花圃里只能绽放一季的花朵。故事开头是无尽的闷热,结尾是太阳雨、彩虹与玫瑰,所有之前铺垫的柔和情绪戛然而止,徒留无言的沉重。

《过生日的小孩》算不上代表作,但仍能反映卡波蒂南方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爱与孤独,悲剧与宿命。卡波蒂本人不愿被归为师承福克纳的南方小说家群体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身上没有战争、宗教、血缘的历史重负,随着境遇的变化,中后期作品的兴趣也渐渐转向了城市生活。

如果说《过生日的小孩》算是白昼小说,同样写小女孩的著名的《米丽亚姆》,则完全属于黑夜一极。博比特与米丽亚姆都作为闯入者的形象出现,却分别象征着天使与幽灵。后者的诡异程度虽然远不及经典哥特小说,但同样能让人后背发凉。漫天大雪,白色丝裙,一种如同潜水员上浮的潮涌,伴随着老太太意识坍塌的房屋,还有结尾那句无比轻松又令人毛骨悚然的“哈啰”……

与《过生日的小孩》同样的循环叙事,同样的举重若轻,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死亡,只有无尽的压抑。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纯粹的鬼故事,但更可能的一种解读是,米丽亚姆即女主人公米勒太太混乱意识与孤独生活的产物,这个鬼是长在心里的,因此无法根除。

卡波蒂对黑夜意象与循环叙事的执着,还体现在如下主人公身上——《夜树》里一次次试图逃离又被抓回座位的女孩凯,《灾星》结尾即将遭遇再一次行窃的西尔维亚,《关上最后一道门》里摆脱不掉神秘电话铃声的沃尔特……要么活得如同幽灵,要么正在/即将遭遇幽灵,内心尚有探寻的渴望与随之而来的焦虑,但迟早会转化为精疲力竭和听天由命,就像走在雪中的西尔维亚:“我不怕了,反正没什么可偷”。

如果不曾近距离窥视五花八门的上流社会生活,卡波蒂很难将人的异化与孤独写得具象而精微,然而早期习作中的轻盈和明亮是越来越少了。十三岁的他可以被博比特小姐这样的小天使拯救,但中年卡波蒂显然选错了天使,酒精和药物掏空了他本已江河日下的创造力。打着挑战普鲁斯特的旗号,那本指名道姓且大胆直接的《应许的祈祷》只写了几个章节,就足以让上流社会震怒,浮华生活的大门从此彻底对他关闭。

说自作孽不可活也好,说不懂人情世故也罢,不再年轻的卡波蒂,身体里确实一直住着个未成熟的男孩,因受伤而敏感,因自信而放纵,否则他的死亡——无论是创作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上的——便无从解释。他的作品声部里缠绕两种无法和谐的声音,一个趋向光明,一个趋向黑夜,而这最终成了一条绞索。

对于卡波蒂雄心勃勃的《追忆逝水年华》2.0版归于失败,雷诺兹•普莱斯在卡波蒂作品的导言里是这样说的——“卡波蒂的那个社会只是摇摇欲坠地建立在金融财富这个脆弱而且归根结底无关紧要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炫耀的唯有时髦的衣着、房屋和游艇,以及偶尔的肉体之美。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所进行的任何长篇的虚构式研究,都极有可能会因其主题根本性的琐碎无聊而终于导致内部的崩塌”。

那么,假设卡波蒂生在普鲁斯特的时代,观察的是基于血缘和权力的上流贵族社会,结果真的就会有所不同吗?

可以这样认为,卡波蒂的触角尽管伸得很远,很广,但他无意于对社会与时代作出更深刻的探究与更强力的批判,他无法抱起自己体察到的孤独,狠狠砸进生活以溅起更大的浪花,而是情愿以自己最喜欢的写作姿势——躺着——打水漂,然后看着石子沉底,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恶趣味。

卡波蒂经历过噤若寒蝉的麦卡锡时代,也经历过风起云涌的六十年代,其文字即便包含了让人气恼的消极颓唐和玩世不恭,仍然算得上一份漂亮的时代底稿,堪称承上启下之功。在他之前,麦卡勒斯的南方声音即将后继无人;在他之后,索尔·贝娄交出了《赫索格》。

或许可以套用一句烂俗的话评价卡波蒂: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而在世俗意义上,这个怪胎和浪子同样赢得了严肃文学作家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1966年冬天,写完了《冷血》的卡波蒂在纽约办了一场号称“史上最佳”的化装舞会,一众欧美社会名流把酒言欢。那时的卡波蒂不会想到,他作品里经常出现的漫天大雪,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像火山灰一样飘落,炽热从此归于冷寂。

盛宴易散啊,盛宴易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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