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万历十五年看历史的必然和精英们的无奈

Captain J
2019-07-25 看过

大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历史上稀松平常的一年。在采用“大历史观”的黄仁宇笔下,这一年似乎又意义非凡。此时大明王朝的衰败迹象已经有所体现,但由于制度层面和社会思想的僵化,加上整个社会自我革新的能力又弱,即使像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样的杰出人物,能够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历史的必然

明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如同一个汉堡,上下两片面包就是以文官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和以农民阶级为代表的民间,中间的肉块则是一整套社会管理制度和道德礼教,将官僚统治集团和民间连接起来,官僚统治集团这套的社会管理制度和道德礼教对民间进行统治。

在古代农耕社会中,一套全面高效且深入基层的社会管理制度难以长期维持。任何一个朝代成立之初,建立者们都会励精图治,勤政爱民。但承平日久,由于人事的逐渐懈怠和客观情况的变化,各项政策制度的执行情况会逐渐打折扣,政府对于社会的管理也越发低效。以明朝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为例!明朝成立之初,朱元璋建立起了严密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但随着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变为流民,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和富人则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势巧妙避税,导致政府征税难度增加,财政收入减少。于是,为了避免财政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政府又会另行征收大量苛捐杂税,并自然而然又落到广大农民头上。不堪重负的农民进一步大量逃亡,导致政府可征调的财力、物力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法律如果以保护产权和人权为基础,相关诉讼必然对于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提出极高的要求,而由此产生的人力、财力消耗则是农耕社会的政府所难以承受的。更何况,大明王朝以农业立国,相关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而不是处理商业纠纷。故当时的政府更多关注农民们是否安分守己,对于其他方面的争端如土地产权等并不在乎。于是,礼仪和道德就代替了法律的作用,成为日常评判是非对错的主要标准,法律只作为一种行政工具而存在。但使用礼仪和道德评判具体事务,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抽象的善恶之分或是否合乎圣人的教诲,而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土地兼并、农民失地等,则难以在细节上获得技术性的处理。长此以往下去,相关问题只会积重难返,造成诸如农民流离失所等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引发农民起义之类的大乱子。

精英们的无奈

面对僵化的体制机制,帝国的精英们表现各不相同。但无论采取积极或消极的应对策略,最后依然逃脱不了成为制度牺牲品的命运。

万历皇帝尽管贵为九五之尊,但终其一生受到各种成例和教条的限制,个性和创造力无法充分发挥。早年的万历皇帝也曾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但在练兵、出巡、立储等诸多事项受到朝臣们的横加干涉后心灰意冷,并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态度,30多年不理朝政。在他死后,甚至未能和挚爱的郑贵妃葬在一起。

安于现状的申时行接替首辅之职后,一心充当和事佬,想尽办法调和各种矛盾,尽管深得皇帝信任,但他也被很多官员斥责为首鼠两端,最后因为立储风波的影响被迫辞职,回乡养老。

张居正作为历史上少有的能臣,致力于推进帝国的财税制度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以实现富国强兵。但改革尚未完成之前,他便早早死掉。各方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趁机反攻倒算,并引起了皇帝的猜忌和清算,多数改革举措因此戛然而止,大明王朝也就此失去了一次极好的中兴机会。

戚继光则是难得一遇的将才,他潜心钻研战术、改革军备,致力于为帝国打造一支精锐之师。但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他因失去了靠山而被革职,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其建立的戚家军,也在朝鲜战争和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之下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

海瑞以其耿直不阿、秉公办事的行事风格,成为百官楷模,他希望通过道德的感召作用,将社会带回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仅仅依靠每一个体的道德提升,并不能补救整个社会在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不足。

李贽则逃离官场,潜心学问,关注人的思想精神自由,但因其思想行为又与传统的封建礼教格格不入,最终招致保守势力的攻讦,并为政府所不容,只能以死明志。

以帝国精英们的人生经历来看,体制之下的个人都是极其渺小的,即使他们怀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且同时具备独特的能力与才智,均不足以同整个僵化的体制相对抗,更遑论将其逆转。于是,帝国的精英们就被死死束缚在一个看不见的牢笼里,其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无法发挥,僵化的体制一步一步将整个国家带入深渊。

等到农民起义和外族入侵这样的导火索被点燃时,整个国家就会摇摇欲坠甚至趋于崩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同年满清入关,历经276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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