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历史的辉格解释

大纲：科学技术在西方的兴起，科技理性在思想领域的确立，在唯科学主义立场的影响下历史主义的产生，并开始梳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历史的辉格解释模式亦是在这个科技理性高扬的时代出现，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正是由果溯因的叙事模式，而这种解释在当代并没有完全消除，在非连贯的人类文明区域的社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叙事中，都用各种各样的理念性的原点作为族群、社会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叙事模式不仅是伴随科技的爆发而出现，同样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成为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力量，故而，辨析清楚西方科技革命、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的界限，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方法”、“历史的辉格解释”等命题的界限是我们准确认识这段历史的前提条件。最后，辉格解释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上是否也有体现？

首先我们应当明晰：在西方开始的被我们普遍称之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由各种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变动过程，任何在历史上被我们用来作为解释这个进程的支点、角度、依据、结构，最后都被历史发展本身证明了对错。而其中最常见的也是最主要的那几个概念：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自由意志、民主社会等在使用中被我们赋予了远多于其本来含义的多重外衣，它们往往与某种立场、倾向相关，往往仿佛自我带有某种目的性、指向性，这并非是所谓“必然性”的，而是在叙述中担当者“进步性”的东西。它们彼此之间也因为并不那么辩证的“诡辩”处理而变得界限模糊，仿佛是一股捆绑式的多元一体。但我们要清楚：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也不等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从古至今、无论东西都是人类社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之所以产生与之相背的印象只是因为历史叙事中放大了政策的结果而没有从历史全局予以原因分析的结果。市场经济或许同样也是促使工业生产方式产生的因素之一，但那绝不是造成整体变化的那个独特性所在。资本主义的内涵太过庞大，也正是上文中提到的那种混乱的结果，但我们提到它时总是将其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性的存在看待，在一众精神性的、制度性的东西面前我们想抓住它的物质基础这个原点来把握住它，但只是“经济基础”的话，仍然有些抽象，而且留下了很大的注释空白任由后人填充，也就失去了框架本身原有的合理性。

故而我们应当明晰，工业革命在经济基础状况的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它是否通过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整体的对象的影响，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与观察维度，并且，就科学技术这个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对象来说，它在工业革命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虽然我们在追溯历史时往往延展它生命的长度，但变化的原点在于18世纪，在法国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并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工业革命才开始，在此之前的17世纪，西北欧才取得贸易的主导地位，新大陆的农业生产成为它们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在此之前16世纪只是凭借白银与初级产品与旧大路贸易），西欧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开始占据上风，在远东，明清鼎革。科学技术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长足的积累，数学、天文学知识还有集聚在市民群体中的工匠阶层成为了变革的载体，但工业革命和历史上真正的革命一样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经济领域内逐步改良、替代，继而才开始有意识的主动创造的过程。由不自知到自主自为，这个变化也贯穿在资本社会的各项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变化上。

从18世纪开始，西方发生的变化、革命才被人记住，才被人主动的加以创制、宣传，才具备后来人不断认可的“先进性”与“进步性”，才开始作为一种人造的东西被推广，被接受，人们的意识也是在这一个时期，才沾染上了那种仿佛知晓一切的态度，但在此之前，人们都是不自知的。所以，我们应当得出判断：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并不存在着那种因果、发生的联系，它们只是各自凑巧，都诞生在西方这片人群的共同体中罢了。因而也只是因为人，这些所有的被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们架构自身存在合理性的框架，它们被编排出“历史的序列”，本来无序的时间先后性在某种人为的原则的支配下处在逻辑先后的链条中，这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创制，而不是任何“历史的进步”给予，不是工业革命、社会革命这些东西改造人，是人进行了这些事件，也是人，赋予历史以“进步”。

围绕历史的叙事就这样被建立开来，虽然有后人批判这种好像受“科学主义”影响而产生的历史认识，但对于急于给靠想象构建的社会共同体以存在的基石，无论怎样的叙述都只是在编造，反历史主义就像后现代主义一样只破未立，那就只能停留在学术争论的层面，而不能对公众产生普遍的教化作用。但是当我们看看那些“宏大叙事”，不能不说他们都在事实上起着教化群众、增进历史感从而更好的在当前的本就处在工业、科学、资本主义制度文化思想的环境中生活有着很好的作用。只有在既有的秩序动摇、崩塌，社会经济面临重新分配的时候，才站不住脚，才会被批评为谎言。

我们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宏大叙事”，就是英美世界自一战以后通过大学通识教育、政治宣传、舆论时评等方式建立的“自由主义”历史叙事，人类社会的历史被描述为自由意志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直到现代的英美世界所主张的“自由”逐步转移、沉潜、实现并站在世界历史中央的故事，这是一条清晰的谱系，由人类文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为始祖，又有整个西方扩张主导世界的过程为其论证，这个人为建构的历史进程被赋予必然的性质，成为现有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同文明之间的交互不重要，王朝的兴替与人民的悲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度实现程度的线索，即全部为了指向现在、指向现存秩序合理性的线索的隐现，历史的图景被压缩，活生生的过程被剥离，成为为了现在的叙述。

这样的叙述在20世纪并不少见，甚至是20世纪普遍的民族国家与政治实体建构的必然选择。因为这样给予了人民作为联合体的充足的理由，而这样的叙述也同时充斥着分别彼此的对立性思维，不同的叙述、不同的价值谱系、不同的历史选择、以及不同的未来指向，故而也是不同的当代主张。不同的消耗国家组织凝聚力的方式。20世纪对立的潮流因此也可以获得另一种解释：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叙事的冲突，双方都号称着掌握着历史的规律，但实际上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斗争，这样凭空建立起来的仇恨与对立，在对抗本身无法达到最终的结果时，会自然而然的消解，这样的叙述，同样也只是现代的传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