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说”历史有何妨?——读《帝国的惆怅》随感

黄敏兰
2006-03-11 看过
学者的著作销量总是有限的,通常仅印行三五千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易中天撰写的《帝国的惆怅》,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印了6次,印数多达几十万册,仅最近的这次(2006年1月)印数即为42000册。据《南方周末》2005年12月8日的一篇报道说,易中天也有“粉丝”(fans)。他们有的自称“意粉”,有的自称“乙醚”。一位学者居然能有近似于影视明星那样的社会效应,实属罕见。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著作是通俗性作品而非学术著作,所以读者多,销量大,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人们习惯于将通俗性、趣味性与非学术性划等号,实际上学术作品未必不能通俗和富有趣味性。据笔者所见,这部作品不但有相当的学术性,而且有些学术见解颇具独到之处。它不仅提供历史知识,而且进行较深入的研究;不仅回答“是什么?”,也解决“为什么”。

高明的写作技巧
诚然,该书能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作者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密不可分。这本书是在那一系列演讲基础上写成的。但是,能够引起畅销,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它本身的魅力。不好看谁愿意买呢?笔者就是因其“好看”才买下它的。书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激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它是这样说的:“晁错是穿着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杀死在刑场的。”好一个开头,让人惊心动魄并回味无穷!按照常规,罪犯应当穿囚衣赴刑场,因为他是从监牢中被押解出来的。身为朝廷高官(据书中解释,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的晁错,却是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押赴刑场的,该书说这是“草菅人命”。朝廷为什么如此迫不及待地要置晁错于死地?作者设置了一个悬念,然后笔锋一转,切入问题的要害,引出当时(西汉景帝时)的一大政治事件,也是对其后漫长中国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事件,即“削藩”。书中说:“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是他说服汉景帝下削藩令,试图削减或取消藩国的辖地,由此触怒了那些藩国的主人们,即刘姓的藩王。诸侯王不甘心权力和领地被剥夺,便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身边的“小人”晁错。汉景帝急于退叛军,遂将忠臣晁错当作替罪羊杀死,但是吴楚七国之乱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平息(“清君侧”实际上只是起兵反叛的一个借口),朝廷在用武力平叛之后才终于实现了晁错削藩的意愿。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要削藩?这就牵涉到秦汉以来的一项制度。秦灭六国后,取消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汉初,刘邦采取“一个王朝,两种制度”的方针,即郡县制与郡国制(也就是封建制)并行。但是分封的刘姓藩国尾大不掉,严重威胁到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到了景帝时朝廷痛下决心削藩,这是历史的必然。削藩的结果是其后的国家制度基本上以郡县制为主,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按照通行的教科书或学术著作的写法,这件事的叙述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先交待制度的背景,说明朝廷为什么要削藩,然后引出“削藩”以及“七国之乱”这两大事件,它们的过程及其结果。晁错之死只是这两大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不会单独将它提出来大做文章。这样的写法恐怕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通常人们关心人及其命运要胜过关心制度。因为人是活的,制度相对来说则是死板的。易中天不这样写。他先写晁错之死,由人物的命运引出事件,继而引出制度。这种写法不仅大大增强了可读性,也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制度是人制定的,也会因人的努力而改变。事件也是人造成的。一切从“人”说起,恰符合历史的逻辑。正如作者在“跋”中所说: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人学。“没有人,就不会有历史,也不会有文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好,讲述历史也好,都必须以人为本,以民族的文化心理为核心。以人为本,历史才是有意义的。”
这本书由10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有的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对象,例如第1、2、6、7章,分别讲述汉代的“削藩”和由此引起的“七国之乱”、宋代的变法运动、清代的鸦片战争以及清代一个涉及官场腐败的事件。其中既有大事,也有小事。有的以论述人物为主,例如第4章《荒唐的正义》就是以严嵩和嘉靖为主线,纵论中国历史上的奸臣与昏君。还有专门对制度的探究,即第8章《好制度,坏制度》。除历史题材外,又有文学题材。第3章专门论述《水浒》,第10章则是以文史结合的方式,分析武侠以及武侠理想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各个章节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各有千秋。第1章的写法在上面已经介绍过了,的确十分赢人。论述北宋变法的第2章,也是从人物入手,先介绍变法和反变法的三个主要人物:宋神宗、王安石以及司马光。将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能力和人文及道德修养等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结合,多方面分析变法成败的原因。第6章对鸦片战争的论述则是另辟蹊径。它紧紧抓住在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将领造假,向朝廷谎报军情这一奇特现象,从中探究战争失败的原因。该书不仅在写法(结构安排)上引人入胜,而且语言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例如说“七国之乱”时这样描述:“事实上,吴王造反,事前并无证据。‘七国之乱’平定后,政府军在他们那里也没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里套用了目前国际问题上常用的一句话。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领略到历史知识的趣味性,从而增强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热爱。

“隔行者”趣说历史
该书的成功是作者多年来刻意追求的结果。在“跋”中作者说:“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也不能不让人惦记。”他认为历史是有用的,也是有趣的。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多种说法。最常规的是“正说”,最流行的是“戏说”。“正说”难懂而且乏味。“戏说”好看又有趣。“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这就产生了矛盾。他认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文学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经过趣说后,“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我们面前才可能变得鲜活起来。这些鲜活的故事和生命将促使我们反省历史,反省社会,反省人生,反省自己,于是趣味之中就有了智慧。”这种积极探索和追求恰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的责任心。在该书第9章《从“出入两难”到“进退自如”》中,作者提出对知识分子的要求,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而不仅仅是脑力劳动者或“文字操作工”,甚至是“文字篓”或“传声筒”。可见,正是为了社会上广大读者能感受到学术的魅力,才有这样的成功作品问世。
除易中天外,还有一些学者力图让学术走向社会,例如写了《太平杂说》的潘旭澜,发现“潜规则”的吴思等。他们多是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这一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一直强调历史学应该面向社会,充分发挥历史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些主张大多停留在口头上,真正付诸实践的很少。易中天、潘旭澜等人却以“隔行者”的身份(有人讥讽潘旭澜“隔行论史”,因他是文学教授。所以潘旭澜索性称自己是“隔行者”)做到了历史学者没能做到的事。社会上有不少有文化的人喜爱历史并关心历史学,但是,长期以来,历史学者只顾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较少念及史学圈外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历史学的成果在圈内循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有点像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一样。再重要的突破与发现也只限于学术界这个狭小的范围里。潘旭澜说,历史学的功能正在萎缩,的确击中了要害。公众是有不同层次和不同需求的,有人需要普通的历史知识,有人需要高层次的学术成果;他们不满足于仅仅接受专业人士的结论,还希望有所参与。他们关爱历史,也关注历史学,希望能促进历史学的发展,这完全符合历史学的性质。因为,历史学本来就是属于全民族和全社会的,不是少数专业学者所专有。
希望我们历史学工作者像易中天、潘旭澜那样,心里装着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写出大家喜欢看的学术著作来。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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