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偏见,唐代藩镇的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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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8 看过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前后八年的叛乱被平定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却持续到唐朝灭亡也没有结束,藩镇结局与唐代中央的衰弱同时存在的状况,习惯性的被认为是藩镇是中晚唐核心的政治问题。唐代被藩镇灭亡,随之而来的是五代十国并立,五代诸朝廷也多亡于藩镇,后梁被另一藩镇李存勖灭亡,后唐因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灭亡凡此种种,至于藩镇叛乱的事件更是数不胜数。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与赵普有一段知名的对话: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

太祖的疑问与赵普的回答,也显现出宋人对于藩镇问题的担忧。在此背景之下,藩镇一直被认为是唐代中央衰败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唐代藩镇研究》更加全面的审视了唐代的藩镇问题,通过对不同藩镇的行为模式的梳理,勾勒出唐代藩镇的基本面貌。

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欧阳修在《五代伶官传序》对李存勖人生经验的总结,让我一直以来对于唐代的盛衰产生疑问:为什么隋末李渊能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取得关中夺得天下,但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依旧掌控关中、河东、四川、江南却不能消灭河北的几个藩镇?

之前(今年6月14日以前)对于唐代藩镇的认识非常的简略,甚至多数是曲解的,诸如认为自安史之乱后藩镇不受控制、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强弱态势是唐亡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在看到牛李党争文宗说“去河北贼非难,去朝廷朋党实难”时,会产生一派胡言的错觉。6月份听政大王德权老师讲唐代政治时,对藩镇问题的认识全面了一些,前天去图书馆借《东晋门阀政治》时偶然看见旁边有一本《唐代藩镇研究》就顺手借走,翻看后觉得与德权老师所述基本一致但更加详实。

作者在书中的前几章梳理了藩镇割据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现实原因,如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府兵制的破坏、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导致长期驻军的需求等,不过个人觉得对于藩镇类型的划分最能够直接的展示出藩镇问题的实质。书中将《元和郡县志》所载的9世纪初的44个藩镇分为4个类型: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长期以来被广为关注,并成为唐代藩镇的刻板印象的河朔割据型藩镇事实上只有魏博、成德、卢龙、易定、沧景、淮西、淄青七镇,而割据状况最为严重的更只是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中原防遏型藩镇主要是为了防御这些割据的藩镇而设立的,起作用是为了压制河朔藩镇叛乱。边疆御边型藩镇顾名思义,主要是保卫边境安全抵御外敌,这也是玄宗前期藩镇的全部类型,当时的藩镇多位于东北、西北以及西南,都是军委繁剧之地,在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回鹘势力的扩张,使得西北西南的军事压力依然严重,因而设立藩镇防御也是被迫之举。东南财源型藩镇的设立核心目标则是住维持财赋重地的东南诸道,与前三类藩镇都是拥有重兵强调军事不同,东南藩镇不仅兵员数量少,藩帅也多用儒臣。

东南藩镇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西北藩镇从武力上安定关中,中原藩镇从军事上镇遏叛镇。

在对藩镇的类型进行分类后,作者进一步讨论了藩镇动乱的4种类型,其中三种都是藩镇内部的动乱,如士兵哗变、将校作乱、藩帅杀部下等,此类动乱占比高达87%(其中,藩帅杀部下的占比7%),而反叛中央的动乱占比只有13%。仅就河朔割据型藩镇的65次动乱而言,反叛中央的行为只有13次,占比20%,而内部动乱的比例也高达80%,如果说唐中央不能驾驭河朔藩镇,河朔的藩帅们何尝不是无力约束自己的下属们呢?五代骄兵悍将的乱象与藩镇内部问题的关联似乎更加密切。内部的动乱遍布于四种类型的藩镇,而无论割据与否,这些动乱具有封闭性、凌上性、反暴性、嗜利性的特点。简而言之,朝廷受制于藩镇有待商榷,藩帅受制于骄兵却是实情。

至于唐代藩镇割据为什么长期存续,作者主要从河朔藩镇、唐王朝自身以及边境形势三个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从藩镇的类型也可以了解一二了。

河朔藩镇得以割据在于其自身经济物质条件比较优渥,军事上武力强大,藩镇之间的政治军事同盟也很巩固,也在于河朔藩镇并不否定唐王朝的正统地位从而避免了势不两立的状况,其中河朔藩镇武力强大的原因具体包括兵员众多、河北产马骑兵构成高。但是相较而言,河朔藩镇的自身条件可能只是次要原因。

对于唐王朝而言,长期容忍河朔割据首先是因为中央缺乏强大的武装力量,其次又没有雄厚的财政力量,最后还被牛李党争、南衙北司之争困扰。从武则天时期府兵制被破坏,唐代开国初的“居重驭轻,举关中之重以临四方”的状况不复存在,安史乱后,玄代肃德四个皇帝都有被迫离京的教训,直到德宗推行两税法、扩充神策军后中央的形势才逐步稳定,但是神策军多负责守卫西北、被宦官控制、又与中原藩镇不和。财政方面,两税法以前中央财政一直是紧张的,最大的支出项主要是中原、西北军事的开销,两税三分制确立后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压力,使得神策军得以扩充并稳定关中,但是正是在德宗朝宦官得以掌控神策军,皇帝与宦官、朝臣与宦官、朝臣内部的党争在此之后越演越烈。历史不能被假设,但是如果德宗朝没有让宦官掌握神策军,后面的政局会大不同。稍微离开作者的观点,唐初之所以能够在占据关中后迅速统一,跟关中的府兵制发达也有关系,西魏北周以来关陇的力量一直是朝廷的核心统治区域,李渊因而能在整合关陇集团的力量后迅速削平四方,但是关陇集团在高宗朝已经被削弱殆尽,之后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在叛乱与平叛过程中关中地区受到严重摧残,唐王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因而衰微。

边疆形势严峻也严重影响藩镇割据的状况,这种影响包括政策方针方面也包括军力财力方面。安史之乱时期,西北藩镇军队大量回援导致河西陇右的缓冲地带全部丢失,长安直接面临着吐蕃的压力。在有限的军力与财力的状况下,放在西北的力量多了放在东北的自然就会减少,因而只能采取设立防遏型藩镇的保守策略。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玄宗前期的藩镇军力主要集中于西北、东北,这也是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叛乱的军事基础,但在之后东北的外敌入侵的压力就不再被提及了,这也说明河朔藩镇的武力事实上也起到了阻止游牧民族南侵、屏障东北的正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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