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小说复仇的“特权”

俞耕耘
2019-07-05 看过

(刊于《经济观察报》第926期,有删节)

文/俞耕耘

《被涂污的鸟》是一部颇为奇怪的作品,至少它带来很多困惑。虽然,作家科辛斯基反复强调作品完全基于真人实事,纪录暴行从来没有“言过其实”。但同时又把作品置于某种“永恒虚构”里,试图用近乎神话传说的叙事处理这种“反犹现实”。“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

科辛斯基的最大分裂正是这种既要指证坐实所受灾难的“具体真实”,又想掌握虚构的“绝对特权”。从而,他是如此拧巴纠结,以至于作品在夸饰性的有意报复与纪实性的揭露控诉之间扑朔迷离,晃来晃去。诸多评论的“讨伐”即是一个侧面佐证。如有认为“这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也有认为他“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和嘲讽”。

当一些评论文章总在称誉科辛斯基揭露暴行,不惧威胁的创作勇气时,都忽略了他其实总在摇摆躲闪与“骑墙”。面对一些关于失实夸大、歪曲抹黑的指责,他会指出每个细节都真实具体,确有其事。那些村庄就是东欧最落后地区――与世隔绝,被忽略了几个世纪。村民仿佛一直处在丛林,遵循野性思维,兽性暴力。然而,当攻击者以“纪实作品”来要求看待,试图找到现实的映射时,他又搬出民间传说的“挡箭牌”,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观念性与抽象性。“我所用的人名和地名根本不能与任何特定的民族群体挂钩”。

我更愿意把这种匪夷所思,模棱两可,理解为作家的“策略”。只不过它并不高明,因为这种“双标”反而容易受到各方攻击,腹背受敌。这位波兰作家的现实遭遇,也说明了此种“代价”。他去往美国,放弃母语,改用英语创作此书。作品出版后,作家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受到恶毒攻击,甚至亲属和自身生命都遭遇威胁。1991年,科辛斯基自杀,一个在大屠杀里的幸存者,最终没能承受作品带来的困厄,不仅令人唏嘘,也是最大反讽。

这种命运似乎早已由小说的主题内容与创作手法所决定。《被涂污的鸟》与大多数“大屠杀文学”、幸存者作品有明显区别。它的故事空间既不在战场、也不在集中营,并没什么毒气室、焚尸炉的集群化、“流水线屠杀”。相反,作家目光“反观祖国”,写下的全是东欧东部乡村里普遍泛发的愚昧残忍、恶行和暴力。换言之,科辛斯基的注意力不在于德国纳粹做了什么(因为纳粹罪行是系统化的、显见的),而是关注暴行的土壤氛围和“群众基础”。这就触及到战后波兰最敏感的身份认知问题――既是二战受害方,同时也是反犹排犹的“前沿”。

小说结构就像“流浪汉小说”与“历险记”一样,单向的线性叙事,从不复杂缠绕。故事以7岁犹太小男孩为叙事者,为了免遭集中营的屠杀,他被父母托人送出,在东欧各个村庄、农户间辗转逃亡,经受各种暴行得以幸存。迫害与避难,虐待与折磨,成了小说反复重演的“单曲循环”。科辛斯基就是这样,写了一个又一个农户“领主”,把犹太男孩当成牲畜杂种,晦气噩运,从而百般凌辱,以虐待取乐。这些“故事群落”集群在一起,形成了规模效应――小男孩很自然生出世间哪里都是暴行,逃亡乡村并不比集中营好出多少的绝望厌世。纳粹士兵和农庄农户,在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并无什么区别,都是“非人的兽性”。

小说的构思经营很有意味,所谓“被涂污的鸟”,其实是“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这也正是科辛斯基追求的某种永恒寓言的“套子”,它可以装进去所有故事内核。也许,你会被书中突如其来、俯拾即是的施虐欲望所震撼:被赤裸吊打、被恶狗威胁、被扔粪坑、活埋啄咬、群鼠吞噬、血腥剜目……你甚至会纳罕这种迫害和虐待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暴行和兽性?

其实作家已经提示给我们了,请注意他的措辞――这是一个最受喜爱的“娱乐活动”。从而,小说揭示了一种“根本恶”,那就是不需要因果的暴力,它没有什么原由,不是什么惩罚,只是为了观看,获得快感。这样的趣味,弥漫在小说里,形成了一种施虐狂症的上瘾快感,肉体折磨本来就是目的。那么被涂成彩色,又有什么隐寓暗示呢?在我看来,这其实就是一种“标记”,区分同类还是异类、种族和国家的标志物。在小男孩身上,他的头发和眼睛就是这种“彩色标记”,时刻提醒他是未经洗礼的“吉普赛杂种”,随时受到攻击和凌辱。

这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比类,是深刻的,因为它没有忽视一个要素,那就是这个“彩色”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被人为“涂上去”的。换言之,所有的区别和罪恶,都是人为挑唆制造出来的,那只鸟原来也是同类,就是鸟群里的一员。所有种族主义也一样,人为虚构出犹太人并非同类的谎言,并将其视为一种“常识”散播,最终形成了“共识”。而人类社会,其实始终就是从同类里标记出异类,然后驱逐排斥,加以迫害消灭,只不过纳粹把这个隐秘过程,变得如此简单粗暴直接。

可以料想,科辛斯基正好戳中了民族众怒,最大痛点。在冷战语境下,一个身在美国的波兰作家写出如此作品,自然会被政治化,上升到意识形态阵营的对抗。“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武器提供了炮弹”,诸如此类评论,从未断绝。令人吊诡的是,即使如此,这部作品的尾声也同样令西方阵营不快――因为作家把小说唯一亮色撒在了苏联红军身上。一个历经折磨苦难的小男孩最终得到红军士兵关怀,并试图“认同”理解他们。甚至,他还在寻找自己的“苦难历险之路”与苏联红军选择之路的象征关联。“这些苏联的大人们生活也不太容易,也许和我那种从一个村子流浪到另一个村子,同时被当成一个吉卜赛人的生活一样艰难”。

小男孩也从苏联士兵那里得到了某种教谕:幸存就是为了能够清算所受冤屈羞辱,对罪行进行审判和复仇。选择自己的方式复仇,或许是科辛斯基与小男孩的最大观念重合。如果说,能有一种新的类型文学,我愿意将《被涂污的鸟》称为“复仇文学”。事实上,在他那里,即使故事情节都确有发生,但他的细节呈现和描述兴趣,都将仇恨作为第一推动。仇恨就像老式的水龙头,当你拧得过于用力粗暴,反而会丝口“滑丝”,失控喷发出来。科辛斯基正是如此,他把原本极好的批判视角与反思维度,活生生地浪费了。他让小说变为一个单向性、浅层化、堆叠而起的“暴行苦难展览馆”。

科辛斯基仿佛把游击的战术放在了小说经营上,在故事推进上就像打一枪换个地儿的流亡者。更关键的是,他的情节也不过是一次次相似性的移植,那种对罪恶与残忍细节,无以复加的解剖兴趣,甚至带有某种沉溺迷恋,快感冲动。在小说里,性、暴力与死亡成了某种天然的联姻,带着各种怪异的观察趣味。犹太姑娘被农户强暴,不料身体却粘合在一起,无法抽出。结果只有把女孩摧残至死,才能分离开来。此外,性与虐待,动物与人的“变态”场景,也造成了不可耐受的感官冲击。你很难说这是一个7岁孩童的关注视角,相反,它更多是作家本人意识的附身其上。

用暴力来渲染铺陈暴行,正如饮鸩止渴,反而把小说搞得像自毁。作家缺乏一种松弛度、调节感,始终发力只会让肌肉紧绷,一直控诉必然让神经疲惫。当残暴成为推土机式的倾倒,小说给读者只会留下“感受器”的疲劳与钝化,因为神经怎么可能接受这种高强度的持续刺激?科辛斯基或许也感到这种写作失控的危险,在窒息的氛围里也稍有一些调剂。在我看来,作家运用了民间传说的思维正是要达成这种“中和”。它提供给小说一种魔法气息,本质上是女巫一样的奇异想象,解释世界,理解暴行的目光。

在作者那里,魔幻现实似乎应该是现实的魔幻。村民相信,犹太小男孩只要看到对方眼睛就会招致厄运,只要数清对方牙齿就会早早殒命。甚至,偶尔的黑色幽默,还有意料不到的效果:小男孩用蝴蝶的魔法诅咒家中最年长者死于非命,结果发现可恶的农户安然无恙,乌龟却死了(原来最老的是乌龟,并非农户)。魔咒、迷信和神神叨叨的驱魔,反而成为被欺凌、被折磨者的心理寄托,灵魂慰藉。如果把一些片段,视为暗黑邪恶的童话,也未尝不可。

小男孩的被救与自赎就是重要转折。书中他被好心的神父救出,被苏联红军救治就是两次隐喻。神父让他走出了魔法,转向了神学,寄希望于天国,靠背诵祷告词,积攒免罪日来获得安慰。甚至,就像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他也出现了成为圣人的美好幻觉。红军士兵的意义,又让他感受到生活的陷阱迷途中,党或许能指出正确方向。只不过,科辛斯基的复仇与控诉,也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谬里,这甚至是他自己亲手挖就的圈套。

那就是长期被压抑、折磨和凌辱的受害者,反而会全面否定自己,出现迎合迫害者的情结。小男孩会憎恶自己的犹太体征,向往迷恋纳粹军官的俊美“威仪”。“这是一张绝对俊美、引人爱恋的脸,皮肤几乎像蜡一样细腻”,“他整个人都好像有一种完全是超人的东西……与这个肮脏丑陋的世界对比,这军官好像是整洁完美的典范,处污浊而不染:瞧,一张皮肤光洁的脸,大盖军帽下的头发金黄可爱,一双眼睛像纯金属一般锃亮……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嫉妒感刺痛了我,我羡慕他高帽上那个由骷髅和交叉的大腿骨构成的闪闪发光的帽徽。我想,要是我也有这么一个没有头发的闪亮的头颅骨该多好,那我就不至于因长有一张吉卜赛人的脸而被体面人士惧怕和厌恶了”。“面对这样一个用所有力量与尊严的象征武装起来的显赫人物,我实在自惭形秽”。

这正是作家观念的错乱,他刻意强调了种族的特征,优劣的对比,就像出于纳粹宣传片的手笔。这种反复暗示,是否也说明,犹太男孩也潜藏成为迫害者、施虐者的冲动幻想?在我看来,《被涂污的鸟》并算不上真正的勇气之作。在批判力度上,作家的个人愤恨远远压过了历史反思;不知节制的暴力趣味,将原本或许是真实的细节,搞得也像“变形的夸张”。作品的可信度并不是靠作家的追加序言,来强制阐释,附加辩解。《被涂污的鸟》被称为有争议的作品,虽有政治原因,但科辛斯基自己的艺术处理,描写趣味和意识观念也确有缺憾。从某种意义看,那只“被涂污的鸟”也像是作家写照:他激怒了祖国,也并没有取悦美国;在虚构和纪实之间,也从来没有鲜明立场。显然,他被全面“排异”了,这才是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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