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武士道

Anjali
2006-02-27 看过
      近日读到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写陈凯歌《无极》的影评,提到眼下的情况可以说是“后理想主义的时代”:“不管这个曾经的‘理想’是什么,但那至少是一种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雄心壮志,类似英雄对于胜利的追求;但是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理想’退位,‘欲望’登场。”我立即想到自己最沉迷于日本文化、尤其是武士道文化的十几岁年华,那时候我流着年轻特有的张狂热血,一字字写道:“现实太琐碎太平庸。想为一个目标去死。不一定是真理或别的什么价值最大化。没有值不值。只想因此勇猛地献出自身。”那时候我显然思考不到现代社会“理想退位、欲望登场”这一层,思考不到由此导致的生活平庸感。令我心潮澎湃的是日本漫画里常常得见的冷静自杀,是战国时代各种义士逸事,甚至是神风敢死队以自身撞向敌军目标。

      那时候我也一气读了《菊与刀》和《武士道》,似懂非懂耳。时隔四五年,大学听到《日本民族研究》的课,重燃对武士道的热情,但多了分理性批判的眼光。现草略记下重读《武士道》的杂感,因联想泛滥,故称“泛武士道”——全无术语的严谨可言。

      《武士道》内容为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武士道的特性及训条、武士道对民众的影响、武士道影响的持续性和永久性几大部分,其中“武士道的特性及信条”最为详细,章节包括《义》、《勇——敢作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仁——恻隐之心》、《礼》、《诚》、《名誉》、《忠义》、《武士的教育和训练》、《克己》、《自杀及复仇的制度》、《刀——武士之魂》,是本书中阐述最为详细的部分。纵观这许多特性训条,我个人认为,武士道的精神内核,宁勿说是本质动力,或许只是一个“耻”字。单就“廉耻心”,作者仅在《名誉》一章展开过论述:“廉耻心是在少年教育中所应培养的最初的德行之一”(p47)。接下来讲“名誉”时则说:“对耻辱的恐惧极大……甚至每每带着病态的性质。在武士道的训条中,一些看不出来有任何值得肯定的行为,却可以名誉之名而做了出来”(p48);“名誉——往往不过是虚荣或世俗的赞赏——则被珍视为人生的至善”(p50);甚至“如果能得到名誉和声望,就连生命本身也被认为没有价值。因此,只要认为比生命更珍贵,就会极其平静而迅速地舍弃生命”(p50)。

      “武士道”,半开玩笑地简单说来,恐怕是:武士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性命随时可化为鸿毛。为名誉,来源无疑是一种无形的社会枷锁,比法律更有力。这或许与日本是岛国有关:一旦遭受社会谴责,便无立锥之地,除非你去跳海。自古以来,日本就有「村八分」:是一种全村都与其断绝交往的制裁,也正是「耻文化」的基石。所谓「村八分」,剩下的「二分」是婚礼与丧礼,表示除了此「二分」外,其它活动均不允许参与。虽说人是社会动物,思想行动离不开多样的社会关系,但特定行为在特定情景下总分得清有多少出于内心独立的原则,多少出于社会的压力,或者已然将其内化,并不能明确感到“这是一种迫使的压力”,而是种莫名的“不得不如此”——但说到底,仍然源于极端在意他人的目光。在这一点上,我对武士道的各种训条、被鼓励的行为究竟多少出自个人内心的原则存有深深的疑问。

      那么,“赖活不如好死”。武士道讲究的死(自杀)的形式,也极端地注重仪式,极端的需要自我控制——剖腹。连细节都预先规定好了的复杂的仪式体系,有助于使死这一现象强烈地社会化,不论自杀者曾做过什么被社会鄙视的事情,如此死去显然能将他再一次编入集团中来:他为维护集团/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而完成了“责任”(一个社会性极强的词汇!),与此同时也强化的这一秩序。如此看来,武士道下生活的人们,活的时候出于(遵循武士道规训)维护、提升自己名誉的动机,义、勇、仁、礼、诚、忠……走到极端则可为这一切去死,并且,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离开武士道社会的时候,也要遵循复杂和痛苦的漫长仪式,甚至面对众多观礼者,求得在“体制内”荣誉地死去(并让体制更坚固)。这样说来,武士道是否算是以“耻文化”为核心呢?我这个疑问需要留到日后更多的阅读里去。

      日本武士的形成是在平安时代后期,尤其是在进入镰仓、室町时代以后,日本封建统治阶级中出现了贵族与武士的身份区别。到11世纪逐渐形成了地区性的庞大的武士集团。此后多少世代,日本历史与民间故事里血扎扎地充满了如此勇猛荣光的生与死,理想被实例塑造得更尖锐,理想之下更多的实例涌起。此外,就像《武士道》第十五章“武士道的熏陶”中所讲,武士阶级的伦理体系,在日本人民大众中吸引了广大的追慕者和追随者,在当今的大众文化里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黑泽明的《七武士》是我最喜欢的日本影片之一,买来珍藏在家,时而温习。《七武士》里塑造的武士个性分明、每人身上都有强烈的武士道精神的体现。他们的言行举止中透着武士的刚毅、自信等种种优秀的品格和能够带给我冲击力的人格力量。最令我感动的——也是我开篇提到、使少年时代的我热沸腾的——是黑泽明在影片中努力塑造的武士人格,所追求的不是行动的结果,而是对行动本身感到有意义的纯粹的禁欲主义。《武士道》在第五章“仁——恻隐之心”写到:“正如经济学家所说到的有效需求与无效需求那样,武士的爱可被称为有效的爱,因为它包含着加给对手以利益或损害的实行力量。(p31)”在第十章“武士的教育和训练”写到:“武士本质上是行动的人”。或许是我困乏厌倦于当代日常生活的功力算计、逡巡不前、患得患失,从而格外折服于行动和决断的魅力。

      不过据我观察,大众文化更多借用的是被《武士道》称作“武士之情”的品质,与行动力也有些关联:“所谓‘武士之情’这句话,立即会打动我国国民的高尚情操。并不是武士的仁爱与他人的仁爱在种类上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武士而言,仁爱并非盲目的冲动,而是适当地考虑到了正义的仁爱,而且并不仅仅是某种心理状态,而是在其背后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仁爱。”——把武士的最残忍的武功,用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加以美化的特点。这样一种极端而唯美的特性,在日本漫画里面可算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圣斗士星矢》、《风魔小次郎》、《浪客剑心》、《幽游白书》等等,都能找出合适的例子。这些漫画,大而观之,我认为不过于两种特质的适度融合:温柔/杀戮的唯美“武士之情”,加上弱者(主人公)精神上的不可战胜——想想数以百计、客观上能力不足的漫画主人公们越弱越战,越战却越强悍,最终在血泊和伤痕里击倒强敌的场面。这两个都是武士道精神被戏剧化表现的经典方面。相信有些同学准备深入论述日本漫画,我就不在这里继续细说了。

      最后,要深入理解本书,则需考察其成书背景,相应书写倾向或意图便可领会。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中,日军暴虐地进行“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西方列强一致将日本视为野蛮国。为了向国际社会解释日军的残忍行为,日本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用英文写成了《武士道》一书,是最早把日本的武士道介绍到西方世界的著作。英文原名为《Bushido,The Soul of Japan》:将武士道称作日本精神。新渡户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一方面或为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而另一方面(我窃以为)通过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精神的相似性,相信赢得了不少来自西方的理解和同感,有力地证明出日本切腹、复仇等武士道极端行为绝不是野蛮,书中感性抒发的溢美之辞也相当地多。《武士道》一书在欧美知识界广为畅销,新渡户也成为日本精神和伦理学的权威。1984年日本银行推出的新版日币,才的面孔出现在5000日元上。

      新渡户个人在仕途步步高升,然而留意他的立场:积极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助威,为“九一八”事变出兵中国东北强加辩解,强调日军侵华战争的正当性。这样的立场其实早在他写《武士道》时就有表露,如在第十六章《武士道还活着吗?》中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认为通过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得以推动,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并且,他巧妙地否认了日本的“内政”成就是建立在“外征”的基础之上的。

      事实上,“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至少在中国学术界)向来是个主流论调。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里关键字“武士道”搜得的大半文章均试图阐述武士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例如在杨绍先的《武士道与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年04期)中,“武士道——日本否认军国主义罪行的劣根”都是重要论点。还有些关于日本企业制度与武士道精神的论文,大体意思是:从明治维新以来,不遗余力地对外侵略、掠夺,获得的巨大赔款和殖民地收益,极大地加快了日本现代化的发展步伐。而现代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来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中的传统模式。这些足可见武士道对日本的影响之深。以上方面相关研究者及学术观点都颇繁杂,我认为在本文细述则成了毫无色彩的文献综述,所以放在了最后面。

      以上即为我今冬重读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得到的杂感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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