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35周年丨读《疯癫与文明》

骍角
2019-06-26 看过

前言:写福柯,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尤其对一个福柯迷来说,更是诚惶诚恐,害怕自己一不小心就对福柯产生误读,虽然被误读是一个文本不可避免的命运。 正如罗兰·巴特所言:任何一个文本,在完成文本的那一刻起,作者就死了,“作为作者的读者”才对文本拥有真正的阐释权,才是权力真正的掌控者。我不确定,在这次奇妙的阅读旅途中,我会读出多少“未被写入的东西”,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期待的。同时,我也真挚的邀请大家,进入福柯,虽然这个过程会很艰辛,但是,这一切也是值得的。无论你对福柯是赞扬还是批判,先进入他,然后再评价他。 被称为“疯子”的人是无辜的 有罪的是社会 人类文明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帕斯卡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福柯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61年,这部著作的出版,为福柯赢得了巨大的名声,使他迅速站在法国学术舞台的中心。虽然这本书没有像福柯期望的那样,拥有足以与《存在与虚无》相媲美的读者群,也没有挑战到萨特的权威,但是从此以后,福柯就有了与萨特对话的资格。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本书的中心论点,那就是: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在这本书中,福柯利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对疯癫的历史加以考察。正如福柯在前言中所说: 我们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即它在真理领域中永久确立起来之前,它被抗议的激情重新激发起来之前的确立时刻。我们有必要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 为了追溯这个起点,福柯回到了中世纪。他将疯癫的历史大致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世纪结束到文艺复兴时期,14、15、16世纪)。这一时期,疯癫具有多重含义,一方面,它取代了麻风病,是社会不安和恐惧的象征。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了舞台中央,用十足愚蠢的傻瓜语言说出了真理,戏谑地引发人们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他是智慧的象征。这个时期,疯癫的形象广泛出现在文学作品和绘画中,人们对于疯癫还是友善很包容,甚至是欢迎的,它带给人们新鲜和喜悦,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第二时期:(古典时期,17、18世纪)。此时,疯癫开始同禁闭联系起来。1656年,颁布了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作为一种治安手段,它必须接纳所有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归宿,漂泊不定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强制他们工作。医院将这些人禁闭起来,维护一种新的社会秩序,防止骚乱。此时,人们从贫穷、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问题。 17、18世纪是启蒙时期,理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扬,所有被禁闭的人,都被勾画出了非理性的轮廓。而此时,疯癫又同其他被禁闭者中拉开距离,疯人开始被展示,成为市民周末娱乐项目之一。疯癫打破了收容所的寂静,成为一种表演。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 18世纪起,人们开始从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研究疯癫,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得到完全确认,医生开始使用强固法、清洗法、浸泡法、运动调节法等多种物理方法治疗疯癫。同时,唤醒法、戏剧表演法、反朴归真法等心理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心理学诞生了,这门学科不是揭示疯癫的真理,而是作为一个象征,表明疯癫脱离了他的非理性真理。 第三阶段:科学的精神病学时期(19世纪以后)。19世纪初,精神病学家、历史学家开始对禁闭疯癫产生愤怒,将精神病人投入监狱是多么可耻。人们开始从人道主义以及经济等多个角度抨击禁闭制度的错误。 在图克的努力下,一种新形式的休养院开始出现,他看似解放了精神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但实际上,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的自由恐怖,休养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而是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使他永远受到自己或者他者的惩罚对象。某种新事物悄然诞生,他不是弹压,而是权威,理性取得了完全的胜利,疯癫不再代表一种绝对的矛盾,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一种幼稚状态。 在皮内尔等人的主持下,疯人院变成了一个纯碎道德的领域,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疯人院。疯人院开始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他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它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推进某种道德,使之从心灵上支配那些不懂这些道德的人。通过缄默、镜像认识和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是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罪名必须得到承认。 不仅如此,医务人员还不断被神化,凭借着一种包含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的威信,他们戴上了父亲和法官的面具,成为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随着实证主义的观点不断加强给医学和精神病学,精神病专家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在病人眼中,医生变成了一个魔法师,拥有无限权威,重新组合了各种权力,病人则完全变成了一个客体,将自己交给医生。至此,疯癫和理性的对话彻底破裂,疯癫已完全被理性制服,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无形的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福柯精妙绝伦的推理论证,直指问题的核心,即疯癫是一种“虚构”,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生物学事实。同时,福柯又将矛头对准了社会秩序和道德,对疯人院这种“巨大的道德监禁”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疯癫与文明》体现了福柯毕生所研究问题,主体、知识与权力,以及他鲜明的反道德立场。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这本书,但是正如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所说的,他研究的最终极的问题,是主体。人们是如何运用权力进行主体的客体化的,主体是怎样诞生的,又是如何消亡的?(福柯所谓的:人死了)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晰的结构主义的影子,此时的福柯,还是一位结构主义者,遵循的,依然是结构主义的思路:我们从差异中,发现自己。我们通过界定他者从而确定自身的主体地位,我们利用一种排斥性话语,将一部分人定义为疯子,从而界定正常。 疯癫不是一种生物学概念,而是一种人为建构,一种社会的划分,因为“主体”的需要,“权力”的需要,我们定义了“疯子”,将他们划分、隔离,将他们从理性的疆域驱除出去,但是疯子真的有罪吗?那些与“正常”不一样的人,真的就不可接受吗?道德秩序,是在什么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知识与权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主体出发,福柯给我们抛出了一系列问题。 福柯关于主体的论述,与他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不了解他生平的人,恐怕永远不能理解。一方面,福柯是社会最优越的一群人,出生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医生,福柯学业成绩也非常优秀,进入了法国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是法国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但是另一方面,他的生活非常痛苦,多次自杀未果,原因可能就是他的同性恋身份,那个时候同性恋还不被人们接受,处于社会的最边缘。福柯集这两种撕裂的身份于一身,也许这就是促使福柯去思考正常与非正常的区别,反抗那些社会秩序和道德对人的压抑的原因。 今天,讨论福柯成为一件时髦的事情,福柯俨然成为学术区隔的象征,成为学术品味的体现,但是当我们在讨论福柯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呢? 我们都未经思考的接受了这样的结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发扬光大,科学的进步,使得社会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人类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推进。精神病院的诞生,被我们看成了文明的象征,监狱的人性化进步,被我们视为人道主义的胜利,但是,福柯让我们思考的是:人类文明与知识、权力的关系,权力是如何组织话语,如何让自己获得合法性,如何建立社会规范,如何让自己披上真理的面纱。我相信,这才是读福柯的意义:换种方式去思考。 写在最后:这篇文章写得比较匆忙,迟迟不敢下笔,但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把自己所领悟到的分享出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迷上了福柯,他身上仿佛有一种卡里斯马的魅力,一旦接触了,就再也拔不出来了。有些哲学家,你会恨自己读的太早,比如叔本华,但是有些哲学家,却相见恨晚,比如福柯。我难以忘记的是,一年前,我在学校的图书馆,读到德勒兹在福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那段话,眼泪就在一瞬间流了出来,那一刻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对福柯逝世的感伤,但是更多的,也许是一种喜悦,一种激励,仿佛忽然之间找到了方向,一种韦伯所说的calling在我心中也慢慢增长。今天是福柯逝世35周年,我将这段话分享出来,与大家共勉。 “至于说是什么激发着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希望在某些人看来这一简单答案本身就足够了。这个答案就是好奇心,这是指任何情况下都值得我们带一点固执地听从其驱使得好奇心:它不是那种竭力吸收供人认识的东西的好奇心,而是那种能使我们超越自我的好奇心。说穿了,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长,而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尽可能使求知者偏离自我的话,那这种热情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在人生中:如果人们进一步观察和思考,有些时候就绝对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解人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方式思考,能否采取与自己原有的观察方式不同的方式感知。……今天的哲学——我是指哲学活动——如果不是思想对自己的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意义呢?” ——《快感的享用》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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