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

无尽藏
2006-02-10 看过
很久以前看老塔的《Solaris》时,真是震撼,神秘却毫不做作的故事,生机勃勃的自然和冷漠的空间站的对比,人心中纤细的感情和雨丝、水滴的相映成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交织,让一个初级影迷深感绝望——居然还有这样的电影。后来追着老塔的片子一部一部的看,看了更加好的《潜行者》、《安德烈·鲁勃廖夫》以及最后看到的《牺牲》,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Solaris反而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去年底,幸运地(本书译者,似乎是兰州大学的一个人,在造作的译后记中说:“在当今中国读书界,译这种书实属不幸,读这种书则是万幸的。”哈哈)发现商务译出了老塔Solaris的原著小说,波兰科幻小说家莱姆的《Solaris》,虽然薄薄的一本书定价却有点昂贵,但还是买来看了。可能是因为很少接触科幻小说,所以当然又被震撼了,尤其是其中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于人类造神的论述,让我眼界大开。然后又追着看了《完美的真空》,对这个作家在形式上的探索大为佩服,而其中的《宇宙起源新论》,则又一次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可笑的是,昨天看见新华社发了条新闻,说是美国科学家提出最新论断,地球不过是地外文明的“动物园”和“实验室”,不禁哑然,看这副“人类中心主义”的面孔啊!

紧接着,就像我经常干的那样,翻出了老塔的《Solaris》,重新看了一次,而且找出乔治·克鲁尼主演不知道谁导演(感觉还停留在明星制的时代呢)的美国翻拍版《Solaris》看了。觉得有些失望——难道一流的电影还抵不上二流的小说吗?而且,美国版《Solaris》暂且不论,就是老塔的《Solaris》,也不像重看《潜行者》和《安德烈·鲁勃廖夫》时有的历久弥新的感觉,竟觉得有点厌倦和失望。电影没有小说的奇幻瑰丽,也没有小说的纵深感,并且变换了小说的主题,从挑战人到探索人,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品了。不过,这样的观感让我更加纳闷,小说和电影,这两种载体,真的能差这么远吗?难道一定会像那谁(特吕弗?戈达尔?)说的一样,好小说改编的必然是烂电影,而烂小说倒是能产生出好片来吗?

小说Solaris是一本小书,内容却相当丰富。其中最大量的篇幅花在介绍大洋表面各种神奇的形态,介绍种种人类以自身为参照物则不可想像的“生命存在”,以及Solaris学的前前后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凯文和斯诺讨论科学伦理和哲学、神学的问题,凯文和大洋制造的海若的情感纠葛上,倒是变成了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得以展开的契机,以及一个人类重新认识自己内在的过程。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言,对Solaris的介绍及其探讨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是用文字展示了一个不可能的世界,是对阅读者的一种挑衅,甚至是对作者读者/作者关系的一种颠覆。

再看老塔的电影。电影中,Solaris学史的交待,全部被省略了,这也是必然的,因为电影中如果叠床架物地来这么一段,一定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并且,在小说中,对Solaris学史的交待是相当有必要的,也就是说,比较土点地说,他是服务于整个小说的表达需要的。但在电影中,焦点放在了人自身的探索和交流上,这个宏大的纵向背景就有些多余了。小说以足够的篇幅,让人明白了Solaris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性,而电影中由于缺少这方面的交待,让人不免有些怀疑整个事情的必然性。

然后,老塔避免了电影的“奇观化”,只用了不多几个钱来表现神奇的大洋,让这个“神”看起来有点稀松平常。当然,这也跟意图有关系。小说中的大洋,是一个残缺的神,带着孩子式的天真,莱姆曲尽笔墨,模状了大洋上的种种奇观,既科学精确,又有极强的观赏性,并且最终由此推衍了一段关于神的讨论。但是电影的神并不是大洋,电影里也有深,那是帖在凯文卧室里面的那张安德烈·鲁勃廖夫画的《三圣像》,是海若翻看的书本上丢勒的铜版画《启示录武士》,是两人深深浸润其中的荷兰画家的那张充满世俗气息的《冬猎》。奇观并不是壮丽的大洋,而是平凡的生活中孕育的火焰。就电影的影像表达而言,《冬猎》的作用与《潜行者》的最后一个晦涩的镜头有着难以言表的一致。在《潜行者》的最后,导游满身疲惫地又一次回到妻子和女儿身边,疲倦地睡去,这时候,响起来火车的声音,其中夹杂着刺耳的巴赫,残疾的女儿看着桌上的玻璃杯,玻璃杯在毫无外力地情况下,慢慢向桌边移动。老塔的奇迹从来就不在奇观之中,而是在最普通的日常影像里。

在电影的第二部分(空间站部分)中,有一部分对科学伦理的探讨,但仅仅是几句话,未能给人留下印象,而对于大洋制造的海若是否是人,我们有没有权力把她消灭的问题,在电影中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在小说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关于海若的身份认定问题,也就是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确认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的问题。小说中有海若血检、自杀又复活以及对凯文不可思议地依赖,都是在挑战人的定义。甚至最后,凯文有意把海若带回地球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了应该如何让海若通过重重关卡,得到人的“社会”的身份。电影中也有这些细节,尤其是海若的自杀和复活,老塔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和技巧来表现。但是,他不是在挑战“人”的定义,而是在重申对人的定义,并不是说能奇怪地复活,她就不是人了,反而,她的自杀,她对生命的放弃,更加说明了她是人,因为她有了除依赖之外的感情。在海若自杀又复活后,电影就彻底地走入了一个和小说完全不同的轨道。在机械而单调的太空站,他们举行了一次小型的生日宴会,在那个奇妙的有着地球的温暖的小厅里(整个太空站的镜头,都是用的一种冰冷的银灰色调,只有那个房间,才有厚重的黄色和棕色的暖色调),凯文和海若感受了《冬猎》中的世俗生活,感受了凯文心灵中对父亲、母亲以及女人温暖的感情,她们甚至一起达到了性的愉悦的高潮——就是著名的“失重30秒”。在失去重力的状态中,两人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和谐,也是海若在情感上复活后的最高峰。

相对于小说,电影也有自己独有的内容,这又是小说的文字所不能涵盖的。最重要的,就是电影的第一部分,一个小时中,大概有一半的内容是凯文面对现实世界的深深的绝望。这一部分中,老塔极尽表达之能事,用了在他所有片中都不断出现的各种意象,比如说水中漂浮的水草(《潜行者》和《镜子》中都一再出现)、突如其来的大雨(《镜子》和《牺牲》中的常客),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尤其让人过目不忘的是高速公路一节(据说是在日本取的景),深深地传达了信仰崩溃的绝望,是体验过Solaris真相的伯而顿对存在基础的拷问。

说到这儿,我想是又涉及到了经常让我困惑的问题。到底,判定一个作品的好坏,是以能指还是以所指?以能指为判定标准,就是以他表达的方式来判定,这样,老塔的电影似乎要高出莱姆的小说。但如果以所指为标准,就是以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为标准,莱姆的小说让我思考的空间却要更大于老塔的电影。这真是一个鸡蛋相生的难题啊。

而美国版《Solaris》,则给人一个观察电影作为娱乐业的一部分的好机会,因为美国版Solaris基本上放弃了所有让这个片子有点深度的机会,并且是一个相当“政治正确”的电影,还加进了一些可能会吸引观众的元素,相关的内容,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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