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商品市场交易化了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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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实在经典,理论课程上曾经交的一份读书报告就是以它为题目,本来想找出读书报告分享,可惜放在过去的电脑里了,有一份很长的关于各章逻辑及精彩见地的摘录笔记。实在是好书,所以笔记再怎么也精简不下来。
第一章中作者用否定的形式界定了爱是一门艺术,指出了人们关于爱情的错觉——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心荡神怡的感受且只有幸运儿才能堕入爱的情网。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错误的认识有三种原因:其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由此人们为了“值得被人爱”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是尽可能获取社会地位和名利,女子则是尽力保持相貌身段;
其二是人们认为爱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这一原因的根源有二,一是基于现代人的婚姻不在如传统婚姻一般是通过家庭或介绍人以合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后再产生爱情,而是基于“浪漫式”爱情的概念大大提高了爱情对象的重要性而非爱情本身的作用意义。二是当代文化的特点是以购买欲和互利交换的观念为基础的,现代人的幸福就是欣赏橱窗,用现金或分期付款购买他力所能及的物品,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人,归根结底爱情的产生往往是衡量对方和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我想做一笔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基于我一目了然的实力以及有发展前途的潜在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就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其三是人们误将“堕入情网”与“持久的爱”混淆。男女间突如其发的亲密往往是由性的吸引力和性结合引起的,人们往往把这种如痴如醉的疯狂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
在分析人们关于爱的错误认识后弗罗姆提出爱是一门艺术,需要人们通过理论和实践加以掌握,而更重要的是全身心地去投入去努力。现代人之所以得不到爱情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渴望爱情,另一方面却把成就地位名利和权利看得重于爱情,因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努力达到上述目的而非学习爱的艺术。
接着在第二章中弗罗姆阐述了爱的理论。首先,他认为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基本回答。他确认人的根本需求是克服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存在而来的孤独感。
对个人而言,出生后就从一个确定的环境被推倒一个不确定完全开放的环境之中,除了了解过去,对未来——除了知道要以死亡告终外一无所知。人拥有理智;人是生命,一种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要先于所爱的人死去或者所爱的人要先于自己死去,人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经历过孤寂的人必然会有恐惧感。实际上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世界把我淹没,而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同时估计还会引起羞愧和负罪感。因此对人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以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人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完全失败就会导致人的疯狂,因为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因为他与之隔绝的世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的根本点是超越了动物世界,超越了本能的适应性,脱离了自然(人类把自身独立于生物进化链之外),而人一旦失去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只能继续前行不断发展人类的理智以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和谐去取代永不复返的类人猿时代的和谐。通过何种方式克服孤独感就成为生活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人类的各种回答的方式就构成了一部人类的历史,人类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者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活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纷繁复杂而又数量有限的答案组成的历史。
在肯定了人的这种根本需求以后,佛洛姆开始探讨达到这一目的的各种途径。
首先是不同形式的纵欲,例如性纵欲、借助毒品、酗酒,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随之消失。而通过纵欲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的所有方式都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这些方式都很激烈,其次全要整个人身心全部投入,第三就是需要不断重复——因为纵欲的效果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但无论是现代人还是过去的人克服孤独感的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同一组人保持一致,通过同一组人的习惯、风格和看法保持一致来到达同其他人的结合。这一方法本身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一个低级社会中一组人为数甚少,往往是由血缘关系相近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组成。随着文化的发展,一组人的人数也随之增长,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体、国家或一个教派。佛洛姆在这里还特意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个性的机器性的人的平等和整整的人之间的结合统一的区别。在谈及这一方法时还必须考虑我们现代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和恢复疲劳的循环作用。
达到统一和和谐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对象合二为一,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同世界一致。但这一点只适用于自己计划、进行并看到成果的劳动。而在一个职员、一个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的现代化工作程序中几乎已经不存在劳动的这种特性。劳动者除了适应社会外,再没有与社会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爱情的不成熟形式也就是共生有机体的结合,其消极形式是服从——医学名词就是被虐癖,犯病的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把自己成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工具;从而使他不用对生存问题作出独立的和自由的回答。其积极形式是控制另一个人——施虐癖。成熟的爱情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
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应该把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和别人分享快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爱的基本要素还有: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爱的本质是创造和培养,爱情和劳动是不可分割的。责任心是完全自觉的行动,是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不包含尊重的责任心就容易变成控制和奴役他人。尊重就是有能力实事求是地正视对方和他独有的个性,要努力地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我希望一个被我爱的人应该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为了自己去成长发展而不是服务于我。接受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以便使我能把他当作使用的对象。只有当我自己达到独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即不想去控制和利用别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才成为可能。只有认识对方了解对方才能尊重对方,只有用他人的眼光看待他人,而把自己的兴趣退居二位才能真正了解对方。在爱情中我深入对方了解对方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我们双方发现了人,认识“人的秘密”甚至是人类残暴破坏的深层动机。
母爱的体验是一种消极的体验,因为母爱是无条件的,我不需要去做什么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赢得它,其缺陷的一面是根本不武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幼稚的不成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欢乐,也许会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人们害怕这种爱会消失。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会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蒂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父亲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有条件的爱。父亲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与母爱不同,父爱可以受我的控制和努力的支配。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殊的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对需要帮助的人,对穷人和陌生人的爱是博爱的基础。爱自己的骨肉不足为奇。每个动物都爱自己的后代并照料他们。软弱的人爱自己的主子,因为他靠主子为生;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需要他们。只有当我爱那些与我个人利益无关的人时,我的爱情才开始发展。在《旧约》中,穷人是人爱的中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仅是穷人,还有陌生人、寡妇、孤儿、民族的敌人、埃及人和伊多姆人。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的过程中,人开始发展他的博爱。在爱自己的同时,他也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那些虚弱和惶恐不安的生命。同情包含着了解和认识的因素。在《旧约》里这么写道:“因为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当过异乡人……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博爱和性爱是同等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两个不平等人之间的关系。母亲对孩子的爱和痴情很可能是满足自恋的一种途径。另外一个根源也许是母亲的权力欲和占有欲。一个软弱无能,完全服从母亲的孩子不言而喻是一个专制并有占有欲的母亲的自然对象。
虽然对母亲的动机各有解释,但最重要的动机是我们称之为“超越自己”的追求。这一追求属于人的最基本要求,并以人的觉悟和下列事实为基础:即人对自己的纯生物作用不满,他不能忍受自己仅仅是被扔进这一世界的小卒。他一定要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能超越处于被创造者消极地位的生命。满足这一要求有许多可能性,最自然和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母亲对自己创造物的关怀和爱。在孩子身上母亲超越了自我,她对孩子的爱使她的生活产生新的意义。(正因为男子不能通过生育来满足超越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只能通过用双手创造物体和创造思想来证明他的创造能力。)但是孩子必须长大,必须脱离母体和母亲的乳房,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母亲的真正本质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也关心母亲和孩子的分离。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母爱和性爱的区别。在性爱中两个迄今为止分开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在母亲中过去是一体的两个人分开了。母爱不仅应该允许这一分离,而且还应该希望并促成这一分离。
另外,对许多人来说还有一系列克服人与人隔离的方法。讲述自己的生活,叙述自己的希望和恐惧,谈出自己幼稚的或者不成熟的梦想,以及找到面对世界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克服人与人之间隔离的途径。甚至表露自己的愤怒和仇恨,毫无顾忌地交心也都被看出是亲密的表现。
人们拒绝认识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于利己本质的理论符合精神分析学家在治疗“忘我”症时所获得的经验。“忘我”是神经病的一种症兆,在为数不少的患者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症兆,只是这些人一般来说不是受这种症兆,而是受到与这一症兆有关的其他的病兆,如厌世、虚弱、失去工作能力和处理不好爱情问题等的折磨。但是“忘我”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被看作是一种病兆,在大多数情况下“忘我”被看作是值得自豪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性格特点。“忘我”的人一无所求,他只为“别人活着”,而且因为不重视自己而感到自豪。但一旦他发现,尽管他那么忘我可还是感到不幸,他同别人的关系仍然不令人满意,他就会感到吃惊。精神分析表明,这种“忘我”是一种病兆,而且常常会是主要病兆之一。患者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快活,他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在他的忘我后面隐藏着一种很强的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自私性,我们只有把他的“忘我看作是一种病兆,使他克服缺乏创造力的缺点,也就是克服造成”忘我“以及其他病兆的根源,他才会得到痊愈。
我们首先来谈谈宗教是如何从以母亲为中心的阶段发展到以父亲为神的阶段的。
东方(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一个根本区别,也就是逻辑概念的区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遵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概念。这一逻辑的基础是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和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亚里士多德用下面一句话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论点,他说:“同一个宾语不可能既属于这一主语,又不属于这一主语……这是所有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这一公理对我们的思维习惯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一公理天经地义,而“X既是A,又不是A”的论调则是荒谬的。
同亚里士多德逻辑对立的是人们称为悖论逻辑的理论,也就是A和非A都为X的宾语,但不相互排斥的假设。在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中这种逻辑占主导地位,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亦是如此—最后这一逻辑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被称作“辩证法”。老子十分精辟地表达了悖论逻辑的普遍原则:“明道若非”⒅。而庄子说:“一亦为一,非一亦为一。”悖论逻辑的这些提法都是肯定的:既是又不是。还有另一种否定的提法,那就是既不是这又不是那。前者可以在道家、赫拉克利特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而后者则经常出现在印度哲学中。
我上面谈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同悖论逻辑之间的区别,这样就为我下面阐明这两种逻辑对神爱概念理解的区别打下了基础。悖论逻辑的导师认为人只有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感觉现实,人永远无法在思想上把握最终实体,把握宇宙。这一理论的结论就是人们不应该把从思想上找到答案看作最终目的。思想只能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不能使我们作出最终回答,思想的世界囿于悖理之中。最终把握世界的唯一可能性不在思想,而在体验统一。这样悖论逻辑就导致下列结论:对神的爱既不是从思想上了解神,也不是指自己爱神的思想,而是在爱的体验中体验自己同神的一致。
这样就又得出了人要重视正确生活道路的结论。人的全部生活,每一件微不足道和每一件事关重大的行动都取决于对神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不是通过正确的思考,而是通过正确的行动得来的。这一点在东方宗教中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婆罗门教,佛教还是道教,宗教的最终目的不是正确的信仰,而是正确的行动。在犹太教中也可以找到这一点。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由信仰引起的教会分裂。(大的例外—如法利赛人和撒都人之间的争吵—主要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犹太教的信仰中,重点(特别从公元开始以来)是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也就是“Halacha”。(这个词的意义同“道”相似。)
在现代思想中,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提出同样的原则。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重点已从正确的信仰转移到正确的生活道路。马克思也提出这一原则,这表现在他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改造世界。”弗洛伊德的悖论逻辑使他发现了心理分析疗法的过程,也就是更加深入体验自己的过程。
悖论逻辑不是把重点放在思想上,而把重点放在体验上。这一态度引起了一系列其他的后果。首先引起宽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印度和中国的宗教发展中看到。如果正确的思想不是最终真理,不是导致拯救的道路,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由于不同思想得出不同结论的人。几个男子在黑暗中摸一头象的故事十分优美地体现了这一宽容:那个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这头动物像一个水烟筒。”另一个摸到大象耳朵的人说:“这头动物象一把扇子”。第三个摸到大象的腿,他把大象说成是一根柱子。
悖论逻辑引起的第二个变化是应该重视改造人,而不是一方面发展教义,另一方面发展科学。从印度、中国和神秘主义的宗教立场出发,人的宗教任务不在于正确思考,而是要得到体验并且要在聚精会神的禅坐过程中同一结成一体。
但是西方思想的主流完全不同。正因为人们相信在正确的思想中会找到最终真理,所以就把主要重点放在思想上,当然也没有把正确行动看得不重要。在宗教的发展中,这一点就导致了产生教义,产生解释教义的各种观点和对“不信教者和教派人员”的不耐心。另外还导致了把信仰神看作是宗教态度的主要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不存在正确生活道路的概念,但尽管如此信仰神的人即使他并没有体验神—也觉得自己比那些虽然体验到神,但却不“相信”神的人要高一等。
强调思考还造成了另一个历史上看来是极其重要的后果。认为在思考中能找到真理的观点不仅导致教义的出现,而且也导致科学的发展。在科学的思维中,只有准确的思想是成立的,这一点既体现在要认真思考,也体现在把科学的思考运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使用到技术中去。
因此东方的思想导致宽容和努力改造人自身(但不导致技术),与此相反,西方的立场导致不宽容、教义和科学、天主教和原子能的发现。
第三章 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作为调整一切经济活动,因此也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为基础的。货物市场决定进行货物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精力和技巧都变成价值,这些价值根据市场的条件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吧,一旦市场上没人问津,即使鞋本身是有用和必需的,也会失去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人的力气和技巧亦是如此。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资本的有利投资而劳动。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条件出售其劳动力,才不至于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价值的高低级别上。资本统治劳动力,无生命的物体要比劳动力,要比人的才能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价值要高。占有要高于存在。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有一些因素起了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不断地扩大,而小企业越来越受排挤。在大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权分开。几十万股票持有者是企业的“占有者”。管理企业的则是管理官僚阶层,他们虽然薪俸甚高,但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不仅对获取大量利润感兴趣,而且也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从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也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工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得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孤军作战。工人成为大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大工会也同样被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个人的主动性被官僚阶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劳动组织的特殊形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失去了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
那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器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她的帮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日子里起作用的是另一种爱情公式。那时性的相互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许多书上都提供各种正确的性态度和性技巧,这完全符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幻想,即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的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爱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性现象。“性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而且给人一种幸福的样板。这种经验可以用来说明,应该继续在性关系方面寻找人对幸福的满足,并要把性作为生活的重点。”博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要求的结果,但是在这种要求上性本能变成了一种“无目的性的激动”。“这种无目的性的爱情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纯性感的爱情,并且一直还保留在人的潜意识里”。
下面还将介绍几种经常出现的非理性的爱情形式,但不再分析原因——即童年时代发展的一些特殊因素。
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是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的人被当作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收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从长远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然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和伟大的爱情。
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想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
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现时推移到过去或将来。例如一对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代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担不是现时。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把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精神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这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自己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
正如自动机器不能相爱一样,自动机器也不可能爱神,因此神爱所达到的衰亡程度与人爱的衰亡程度相等。现代人已经变成一种商品,他体验到的生命力是一笔资本,他可以根据他在人口市场的地位用这笔资本去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他同他自己、同他同时代的人和大自然产生异化。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他的技能、知识和人格同他人进行有利的交换,而那些人则与他一样的行事。在这一情况下神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意义而变得能适应以成功为中心的异化了的文化的要求。当代正在进行的宗教“更新”是要把神的信箱变成一种心理学的手段,用以武装人们更好地竞争。这体现在一系列甚至是由牧师写的畅销书中。“把上帝当作你的伙伴”这句口号意味着把上帝当作你商业上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正义和真理中同上帝合二为一。正如博爱被非个性的公正代替一样,上帝也变成了高不可攀的宇宙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佛洛姆在最后一章《爱的实践》中提出行使任何艺术的前提条件,包括纪律、集中、耐心和极大的兴趣,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这些特质的方法,还提出爱的艺术的特殊的要求,包括克服自恋和拥有合理的信仰,只有克服自恋从而才能理智客观地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人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实际面目之间的区别;而合理的信仰是以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判断力的坚信不移为基础的,是产生于一种独立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创造性的观察和思考的,不同于只相信权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不合理的信仰。而信仰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相信自己,从而相信他人,顶峰就是相信人类。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社会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生产多消费。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要事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排斥爱情发展的每一个社会最终要因对抗人的本性的基本要求而衰亡。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判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
第一章中作者用否定的形式界定了爱是一门艺术,指出了人们关于爱情的错觉——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心荡神怡的感受且只有幸运儿才能堕入爱的情网。
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错误的认识有三种原因:其一是大多数人认为爱情首先是自己能否被人爱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爱的问题,由此人们为了“值得被人爱”采取了各种途径,男子通常是尽可能获取社会地位和名利,女子则是尽力保持相貌身段;
其二是人们认为爱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这一原因的根源有二,一是基于现代人的婚姻不在如传统婚姻一般是通过家庭或介绍人以合约的方式确定下来后再产生爱情,而是基于“浪漫式”爱情的概念大大提高了爱情对象的重要性而非爱情本身的作用意义。二是当代文化的特点是以购买欲和互利交换的观念为基础的,现代人的幸福就是欣赏橱窗,用现金或分期付款购买他力所能及的物品,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人,归根结底爱情的产生往往是衡量对方和本人的交换价值为前提——我想做一笔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基于我一目了然的实力以及有发展前途的潜在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就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也遵循同控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一样的基本原则;
其三是人们误将“堕入情网”与“持久的爱”混淆。男女间突如其发的亲密往往是由性的吸引力和性结合引起的,人们往往把这种如痴如醉的疯狂爱恋看作是强烈爱情的表现。
在分析人们关于爱的错误认识后弗罗姆提出爱是一门艺术,需要人们通过理论和实践加以掌握,而更重要的是全身心地去投入去努力。现代人之所以得不到爱情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渴望爱情,另一方面却把成就地位名利和权利看得重于爱情,因而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努力达到上述目的而非学习爱的艺术。
接着在第二章中弗罗姆阐述了爱的理论。首先,他认为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基本回答。他确认人的根本需求是克服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存在而来的孤独感。
对个人而言,出生后就从一个确定的环境被推倒一个不确定完全开放的环境之中,除了了解过去,对未来——除了知道要以死亡告终外一无所知。人拥有理智;人是生命,一种意识到自我存在的生命。人意识到自己、他人、人的过去和发展前途的可能性。人对他的单一存在的觉悟,对他短暂生命的觉悟,人意识到生不由己,死的必然,人知道自己要先于所爱的人死去或者所爱的人要先于自己死去,人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意识到面对社会和自然的威力自己的无能为力——所有这一切都使他的特殊和孤寂的存在成为无法忍受的监禁。经历过孤寂的人必然会有恐惧感。实际上孤寂感是每种恐惧的根源。孤寂意味着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不能把握世界、事物和人;意味着世界把我淹没,而我只能听之任之。所以孤寂是引起强烈恐惧感的根源,同时估计还会引起羞愧和负罪感。因此对人来说最大的需求就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同他人或周围的世界结合在一起以克服他的孤独感和摆脱孤独的监禁。人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完全失败就会导致人的疯狂,因为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因为他与之隔绝的世界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从人类整体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的根本点是超越了动物世界,超越了本能的适应性,脱离了自然(人类把自身独立于生物进化链之外),而人一旦失去了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只能继续前行不断发展人类的理智以一种新的充满人性的和谐去取代永不复返的类人猿时代的和谐。通过何种方式克服孤独感就成为生活在不同时代和文化中面临的共同问题,而人类的各种回答的方式就构成了一部人类的历史,人类可以通过信拜动物、祭人或者军事掠夺、奢侈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狂热的工作、艺术活动和创造性活动,通过对上帝和他人的爱情作出自己的回答,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就是这些纷繁复杂而又数量有限的答案组成的历史。
在肯定了人的这种根本需求以后,佛洛姆开始探讨达到这一目的的各种途径。
首先是不同形式的纵欲,例如性纵欲、借助毒品、酗酒,在短暂的极度兴奋中世界消失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也随之消失。而通过纵欲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的所有方式都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这些方式都很激烈,其次全要整个人身心全部投入,第三就是需要不断重复——因为纵欲的效果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但无论是现代人还是过去的人克服孤独感的最常用的方式是通过同一组人保持一致,通过同一组人的习惯、风格和看法保持一致来到达同其他人的结合。这一方法本身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一个低级社会中一组人为数甚少,往往是由血缘关系相近或者生活在一起的人组成。随着文化的发展,一组人的人数也随之增长,它变成了一个政治体、国家或一个教派。佛洛姆在这里还特意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个性的机器性的人的平等和整整的人之间的结合统一的区别。在谈及这一方法时还必须考虑我们现代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和恢复疲劳的循环作用。
达到统一和和谐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创造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对象合二为一,人在创造的过程中同世界一致。但这一点只适用于自己计划、进行并看到成果的劳动。而在一个职员、一个流水作业线上的工人的现代化工作程序中几乎已经不存在劳动的这种特性。劳动者除了适应社会外,再没有与社会达成一致的可能性。
爱情的不成熟形式也就是共生有机体的结合,其消极形式是服从——医学名词就是被虐癖,犯病的人失去了他的完整性,把自己成为一个人或一件事物的工具;从而使他不用对生存问题作出独立的和自由的回答。其积极形式是控制另一个人——施虐癖。成熟的爱情就是在保留自己完整性和独立性的条件下,也就是保持自己个性的条件下与他人合二为一。
爱情首先是给而不是得。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要为别人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应该把内心有生命力的东西给予别人,和别人分享快乐、兴趣、理解力、知识、幽默和悲伤。爱的基本要素还有:关心、责任心、尊重和了解。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爱的本质是创造和培养,爱情和劳动是不可分割的。责任心是完全自觉的行动,是对另一个生命表达出来或尚未表达出来的愿望的答复。不包含尊重的责任心就容易变成控制和奴役他人。尊重就是有能力实事求是地正视对方和他独有的个性,要努力地使对方能成长和发展自己。我希望一个被我爱的人应该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为了自己去成长发展而不是服务于我。接受他本来的面目而不是要求他成为我希望的样子,以便使我能把他当作使用的对象。只有当我自己达到独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即不想去控制和利用别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尊重对方才成为可能。只有认识对方了解对方才能尊重对方,只有用他人的眼光看待他人,而把自己的兴趣退居二位才能真正了解对方。在爱情中我深入对方了解对方找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发现了我们双方发现了人,认识“人的秘密”甚至是人类残暴破坏的深层动机。
母爱的体验是一种消极的体验,因为母爱是无条件的,我不需要去做什么付出什么努力就可以赢得它,其缺陷的一面是根本不武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幼稚的不成熟的、孩童式的爱情遵循下列原则:“我爱,因为我被人爱;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成熟的爱的原则是:“我被人爱,因为我爱人;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努力换取的爱往往会使人生疑。人们会想:也许我并没有给那个应该爱我的人带来欢乐,也许会节外生枝——总而言之人们害怕这种爱会消失。此外靠努力换取的爱常常会使人痛苦地感到:我之所以被人爱是因为我使对方快乐,而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归根结蒂我不是被人爱,而是被人需要而已。父亲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有条件的爱。父亲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符合我的要求,因为你履行你的职责,因为你同我相像。”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与母爱不同,父爱可以受我的控制和努力的支配。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的高度。他发展了一个母亲的良知,又发展了一个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使你失去我的爱和我对你的生命、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不得不承担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得到我的爱。”成熟的人使自己同母亲和父亲的外部形象脱离,却在内心建立起这两个形象。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筑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把父亲的良知建筑在自己的理智和判断力上。成熟的人既同母亲的良知,又同父亲的良知生活在一起,尽管两者看上去互为矛盾。如果一个人只发展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严厉和没有人性;如果他只有母亲的良知,那他就有失去自我判断力的危险,就会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爱首先不是同一个特殊的人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性格上的一种倾向.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对需要帮助的人,对穷人和陌生人的爱是博爱的基础。爱自己的骨肉不足为奇。每个动物都爱自己的后代并照料他们。软弱的人爱自己的主子,因为他靠主子为生;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需要他们。只有当我爱那些与我个人利益无关的人时,我的爱情才开始发展。在《旧约》中,穷人是人爱的中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仅是穷人,还有陌生人、寡妇、孤儿、民族的敌人、埃及人和伊多姆人。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的过程中,人开始发展他的博爱。在爱自己的同时,他也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那些虚弱和惶恐不安的生命。同情包含着了解和认识的因素。在《旧约》里这么写道:“因为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当过异乡人……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博爱和性爱是同等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反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两个不平等人之间的关系。母亲对孩子的爱和痴情很可能是满足自恋的一种途径。另外一个根源也许是母亲的权力欲和占有欲。一个软弱无能,完全服从母亲的孩子不言而喻是一个专制并有占有欲的母亲的自然对象。
虽然对母亲的动机各有解释,但最重要的动机是我们称之为“超越自己”的追求。这一追求属于人的最基本要求,并以人的觉悟和下列事实为基础:即人对自己的纯生物作用不满,他不能忍受自己仅仅是被扔进这一世界的小卒。他一定要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能超越处于被创造者消极地位的生命。满足这一要求有许多可能性,最自然和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母亲对自己创造物的关怀和爱。在孩子身上母亲超越了自我,她对孩子的爱使她的生活产生新的意义。(正因为男子不能通过生育来满足超越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只能通过用双手创造物体和创造思想来证明他的创造能力。)但是孩子必须长大,必须脱离母体和母亲的乳房,必须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生命。母亲的真正本质在于关心孩子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也关心母亲和孩子的分离。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母爱和性爱的区别。在性爱中两个迄今为止分开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在母亲中过去是一体的两个人分开了。母爱不仅应该允许这一分离,而且还应该希望并促成这一分离。
另外,对许多人来说还有一系列克服人与人隔离的方法。讲述自己的生活,叙述自己的希望和恐惧,谈出自己幼稚的或者不成熟的梦想,以及找到面对世界的共同利益—所有这一切都是克服人与人之间隔离的途径。甚至表露自己的愤怒和仇恨,毫无顾忌地交心也都被看出是亲密的表现。
人们拒绝认识性爱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意志的因素。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而且也是一项决定,一种判断,一个诺言。如果爱情仅仅是一种感情,那爱一辈子的诺言就没有基础。一种感情容易产生,但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我的爱光是感情,而不同时又是一种判断和一项决定的话,我如何才能肯定我们会永远保持相爱呢?
于利己本质的理论符合精神分析学家在治疗“忘我”症时所获得的经验。“忘我”是神经病的一种症兆,在为数不少的患者身上可以看到这种症兆,只是这些人一般来说不是受这种症兆,而是受到与这一症兆有关的其他的病兆,如厌世、虚弱、失去工作能力和处理不好爱情问题等的折磨。但是“忘我”不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被看作是一种病兆,在大多数情况下“忘我”被看作是值得自豪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性格特点。“忘我”的人一无所求,他只为“别人活着”,而且因为不重视自己而感到自豪。但一旦他发现,尽管他那么忘我可还是感到不幸,他同别人的关系仍然不令人满意,他就会感到吃惊。精神分析表明,这种“忘我”是一种病兆,而且常常会是主要病兆之一。患者没有能力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快活,他对生活充满了敌意,在他的忘我后面隐藏着一种很强的常常是自己意识不到的自私性,我们只有把他的“忘我看作是一种病兆,使他克服缺乏创造力的缺点,也就是克服造成”忘我“以及其他病兆的根源,他才会得到痊愈。
我们首先来谈谈宗教是如何从以母亲为中心的阶段发展到以父亲为神的阶段的。
东方(中国,印度)和西方的一个根本区别,也就是逻辑概念的区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遵循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逻辑概念。这一逻辑的基础是同一律—A是A,矛盾律(A不是非A)和排中律(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亚里士多德用下面一句话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论点,他说:“同一个宾语不可能既属于这一主语,又不属于这一主语……这是所有原则中最基本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这一公理对我们的思维习惯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觉得这一公理天经地义,而“X既是A,又不是A”的论调则是荒谬的。
同亚里士多德逻辑对立的是人们称为悖论逻辑的理论,也就是A和非A都为X的宾语,但不相互排斥的假设。在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中这种逻辑占主导地位,在赫拉克利特哲学中亦是如此—最后这一逻辑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被称作“辩证法”。老子十分精辟地表达了悖论逻辑的普遍原则:“明道若非”⒅。而庄子说:“一亦为一,非一亦为一。”悖论逻辑的这些提法都是肯定的:既是又不是。还有另一种否定的提法,那就是既不是这又不是那。前者可以在道家、赫拉克利特哲学以及黑格尔哲学中找到,而后者则经常出现在印度哲学中。
我上面谈到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同悖论逻辑之间的区别,这样就为我下面阐明这两种逻辑对神爱概念理解的区别打下了基础。悖论逻辑的导师认为人只有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感觉现实,人永远无法在思想上把握最终实体,把握宇宙。这一理论的结论就是人们不应该把从思想上找到答案看作最终目的。思想只能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不能使我们作出最终回答,思想的世界囿于悖理之中。最终把握世界的唯一可能性不在思想,而在体验统一。这样悖论逻辑就导致下列结论:对神的爱既不是从思想上了解神,也不是指自己爱神的思想,而是在爱的体验中体验自己同神的一致。
这样就又得出了人要重视正确生活道路的结论。人的全部生活,每一件微不足道和每一件事关重大的行动都取决于对神的了解,但这种了解不是通过正确的思考,而是通过正确的行动得来的。这一点在东方宗教中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婆罗门教,佛教还是道教,宗教的最终目的不是正确的信仰,而是正确的行动。在犹太教中也可以找到这一点。在犹太教的传统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由信仰引起的教会分裂。(大的例外—如法利赛人和撒都人之间的争吵—主要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犹太教的信仰中,重点(特别从公元开始以来)是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也就是“Halacha”。(这个词的意义同“道”相似。)
在现代思想中,斯宾诺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提出同样的原则。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重点已从正确的信仰转移到正确的生活道路。马克思也提出这一原则,这表现在他说:“哲学家们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却在改造世界。”弗洛伊德的悖论逻辑使他发现了心理分析疗法的过程,也就是更加深入体验自己的过程。
悖论逻辑不是把重点放在思想上,而把重点放在体验上。这一态度引起了一系列其他的后果。首先引起宽容,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印度和中国的宗教发展中看到。如果正确的思想不是最终真理,不是导致拯救的道路,那么就没有理由反对由于不同思想得出不同结论的人。几个男子在黑暗中摸一头象的故事十分优美地体现了这一宽容:那个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这头动物像一个水烟筒。”另一个摸到大象耳朵的人说:“这头动物象一把扇子”。第三个摸到大象的腿,他把大象说成是一根柱子。
悖论逻辑引起的第二个变化是应该重视改造人,而不是一方面发展教义,另一方面发展科学。从印度、中国和神秘主义的宗教立场出发,人的宗教任务不在于正确思考,而是要得到体验并且要在聚精会神的禅坐过程中同一结成一体。
但是西方思想的主流完全不同。正因为人们相信在正确的思想中会找到最终真理,所以就把主要重点放在思想上,当然也没有把正确行动看得不重要。在宗教的发展中,这一点就导致了产生教义,产生解释教义的各种观点和对“不信教者和教派人员”的不耐心。另外还导致了把信仰神看作是宗教态度的主要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西方不存在正确生活道路的概念,但尽管如此信仰神的人即使他并没有体验神—也觉得自己比那些虽然体验到神,但却不“相信”神的人要高一等。
强调思考还造成了另一个历史上看来是极其重要的后果。认为在思考中能找到真理的观点不仅导致教义的出现,而且也导致科学的发展。在科学的思维中,只有准确的思想是成立的,这一点既体现在要认真思考,也体现在把科学的思考运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使用到技术中去。
因此东方的思想导致宽容和努力改造人自身(但不导致技术),与此相反,西方的立场导致不宽容、教义和科学、天主教和原子能的发现。
第三章 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以政治上的自由原则,另一方面是以市场作为调整一切经济活动,因此也是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为基础的。货物市场决定进行货物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和有用的人的精力和技巧都变成价值,这些价值根据市场的条件自愿公平地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吧,一旦市场上没人问津,即使鞋本身是有用和必需的,也会失去任何经济价值(交换价值)。人的力气和技巧亦是如此。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资本的有利投资而劳动。劳动力的拥有者必须根据当时的市场条件出售其劳动力,才不至于挨饿。这种经济结构反映在价值的高低级别上。资本统治劳动力,无生命的物体要比劳动力,要比人的才能和一切有生命的物体价值要高。占有要高于存在。
这一结构从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有一些因素起了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新的特点,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不断集中。大企业不断地扩大,而小企业越来越受排挤。在大企业中,资本的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权分开。几十万股票持有者是企业的“占有者”。管理企业的则是管理官僚阶层,他们虽然薪俸甚高,但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不仅对获取大量利润感兴趣,而且也热衷于不断扩大企业,从而不断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也表现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工会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使得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孤军作战。工人成为大工会的成员,而这些大工会也同样被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个人的主动性被官僚阶层所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独立性,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是劳动组织的特殊形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一种新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失去了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随时调换的齿轮。
那结果是什么呢?如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同代人和对大自然产生异化。他变成一种商品,体验到自己的生命力实际是一笔资本,这笔资本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要给他带来最大的利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是互为陌生的,是自动机器之间的关系,其安全感的基础就是要想方设法靠拢一群人,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中同这一群人保持一致。虽然每个人都努力同别人接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不安全感、恐惧感和负罪感。只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这种感觉就会不断出现。但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可能性,使人们感觉不到这种孤独。这首先就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僵化的机械性工作,这种工作秩序使他们不再自觉地感到人追求超越和统一的基本要求。但是光靠这个还不行,因此人就通过享受,通过娱乐工业提供的音乐、画片,以及通过不断地购买新的物品去减少这种尚未意识到的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休克斯勒尔(休克斯勒尔(1894-1963),美国作家,深受佛教的影响。—译者注)在他的《美丽的新世界》一书中描绘的那付样子:“营养充分,穿戴讲究,性欲得到满足,但却没有自我,同他同时代的人也只有表面的接触。”现代人的宗旨正如休克斯勒尔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今日,人人幸福”的颂词。现代人的幸福就是享受,就是满足消费和同一群人同化的要求。他们消费商品、图片、食品、饮料、香烟、人、杂志、书籍、电影,真是无其不有。世界只是为了填饱他们的肚子,就象一个巨大的苹果,一个巨大的酒瓶和一个巨大的乳房,而我们是婴儿,永远在期待,在希望,却永远是个失意者。我们的性格努力地适应进行交换、接受和消费的要求。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自动机器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揽子特性”,想做一笔好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人在爱情上的基本要求是“结伴”思想,这在婚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无数宣传美满婚姻的文章中,一对毫无摩擦的伴侣被奉为是理想的结合。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职员应得心应手的标准毫无两样。这个职员必须“相应独立”,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宽容,同时又具有进取心,对生活的要求又很高。正像婚姻顾问对我们介绍的那样,一个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是她的帮手。他应该赞赏她妻子的新衣服,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而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家来时,妻子则应该体谅他,当丈夫谈到职业上的麻烦事时,妻子应该注意听他讲。如果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该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表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如上了油一样毫无摩擦,但这两个人一辈子都会互不了解,永远达不到“中心关系”,而是敬如宾客,只是尽力使对方舒适而已。这样的爱情和婚姻概念实际上是强调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在“爱情”中人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两个人结成用以反对全世界的同盟,却把这种两个人的自私看作是爱情和信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日子里起作用的是另一种爱情公式。那时性的相互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许多书上都提供各种正确的性态度和性技巧,这完全符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幻想,即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也能解决人的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爱情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性现象。“性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而且给人一种幸福的样板。这种经验可以用来说明,应该继续在性关系方面寻找人对幸福的满足,并要把性作为生活的重点。”博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要求的结果,但是在这种要求上性本能变成了一种“无目的性的激动”。“这种无目的性的爱情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纯性感的爱情,并且一直还保留在人的潜意识里”。
下面还将介绍几种经常出现的非理性的爱情形式,但不再分析原因——即童年时代发展的一些特殊因素。
不乏少见的假爱情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又常常被人们称为是伟大的爱情(经常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是偶像化的爱情。一个没有达到产生自我感觉高度的人(这种自我感觉的基础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力量)倾向于把自己所爱的人“神化”。他同自己的力量异化并把自己的力量反射到他所爱之人身上,他所爱的人被当作一切爱情、光明和祝福的源泉而收到他的崇拜。在这一过程中,人失去了对他自己力量的觉悟,在被爱者身上失去自己,而不是找到自己。但从长远看,由于没有一个人能符合崇拜者的心愿,当然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失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新的偶像——有时候会出现恶性循环。这种偶像化爱情形式开始时的特征是爱情体验的强烈性和突然性。这种形式的爱情常常被看作是真正的和伟大的爱情。
另一种假爱情的形式就是人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本质就是它只能存在想象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另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结合之中。这类爱情最广泛的形式是用代用品使自己满足,那就是消费爱情电影、爱情小说和爱情歌曲。通过消费这些东西可以使一切没有实现的对爱情、人与人结合和亲近的向往得到满足。
多愁善感的爱情的另一种表现是把现时推移到过去或将来。例如一对夫妇可以通过回忆过去的爱情而受到深深的感动,虽然当时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爱。这种倾向符合作为现代人标志的一般态度。现代人不是生活在过去就是生活在未来,担不是现时。不管是通过参与别人的非真正的爱情经历来体验爱情,还是通过把现时推移到过去和未来的方法来躲避爱情的现实,这些抽象的和异化的爱情形式其作用就和鸦片一样,都是为了减轻现实、人的孤独和与世隔绝所带来的痛苦。
精神病态爱情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套投射做法。这种投射做法能导致回避自己的问题,从而把注意力放到“所爱者”的错误和缺点上。投射的另一种形式是把自己的问题投射到孩子身上。这些人之所以要孩子是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生存问题反射到孩子身上。如果当一个人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赋予自己的生活一种意义时,他就会试图在自己孩子的生活里找到生活的意义。
正如自动机器不能相爱一样,自动机器也不可能爱神,因此神爱所达到的衰亡程度与人爱的衰亡程度相等。现代人已经变成一种商品,他体验到的生命力是一笔资本,他可以根据他在人口市场的地位用这笔资本去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他同他自己、同他同时代的人和大自然产生异化。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他的技能、知识和人格同他人进行有利的交换,而那些人则与他一样的行事。在这一情况下神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宗教意义而变得能适应以成功为中心的异化了的文化的要求。当代正在进行的宗教“更新”是要把神的信箱变成一种心理学的手段,用以武装人们更好地竞争。这体现在一系列甚至是由牧师写的畅销书中。“把上帝当作你的伙伴”这句口号意味着把上帝当作你商业上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正义和真理中同上帝合二为一。正如博爱被非个性的公正代替一样,上帝也变成了高不可攀的宇宙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佛洛姆在最后一章《爱的实践》中提出行使任何艺术的前提条件,包括纪律、集中、耐心和极大的兴趣,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训练这些特质的方法,还提出爱的艺术的特殊的要求,包括克服自恋和拥有合理的信仰,只有克服自恋从而才能理智客观地认识一个被我的自恋歪曲了的人的形象同这个人的实际面目也就是同我的利益、困难和恐惧无关的实际面目之间的区别;而合理的信仰是以自己的经历、对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判断力的坚信不移为基础的,是产生于一种独立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创造性的观察和思考的,不同于只相信权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不合理的信仰。而信仰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相信自己,从而相信他人,顶峰就是相信人类。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被工业官僚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所控制。人们被社会影响所左右,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生产多消费。一切活动都从属于经济目标,手段变成了目标。人变成了物,成为自动机器。要事人具备爱的能力,就一定要把人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最高目标。经济机器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应该使得人不再同自己的力量产生异化并且不再通过崇拜新偶像——国家、生产、消费——的方式去体验自己的力量。只有在这样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个人的全面的发展成为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条件时,爱情才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态度。如果正如我上面所企图揭示的那样——爱情确实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回答的话,那么排斥爱情发展的每一个社会最终要因对抗人的本性的基本要求而衰亡。分析爱情的本质就是确认今天已经很少能体验到爱情,但同时又要批判造成此种现象的社会条件,相信爱情能从一种零星出现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普遍的现象,是一种合理的信仰,这一信仰是以认识人的本质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