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粗略的结构与文摘

雅号叙翁
2019-06-17 看过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一、 序言

古代史志叙述关中部族者,以《史记·匈奴传》、《后汉书·西羌传》为最早,其次是《晋书·北狄传》和《江统传》内的《徙戎论》。此外,在各史的四裔传、列传、地理志及若干类书、专书内也可找到一些资料。

从碑铭推测关中部族的分布和关系。

草成《前秦至隋初关中部族的分布和关系》一文,希望从题名的姓氏、官爵、里居和亲属关系,略以阐明关中古部族的名类渊源、地域分布、姓氏变迁、婚姻关系、阶级分化、部族融合以及其它关于北朝官制和地理沿革等问题。

这篇论文所根据的主要碑铭为25种。从时间分配和地理分布而言,上述25种碑铭,属于前秦者二,北魏者六,西魏者二,北周者十二,隋初开皇年间者三。从前秦建元三年(公元367年)-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凡219年,前后包括六个朝代。17块碑在渭河以北,4个碑在渭河以南,尚有4碑所在地不详。

自东汉迄于隋唐,关中的少数部族始终是以羌、氐、匈奴为先为主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的。

有些北族的士大夫如元稹、白居易之流,外人尚能指出其为某某部族的后裔,但他们自己却俨然以汉胄自居,不复承认自己的少数部族成分了。这种情况正可反映鲜卑杂胡的汉化比较更早一些。

二、 前秦《邓太尉祠碑》和《广武将军□产碑》所记的关中部族

卢水即卢水胡。卢水胡起源于张掖郡临松山下的卢水之滨。卢水亦名沮渠川,以沮渠蒙逊的祖先居于此而得名。沮渠蒙逊的祖先原来是匈奴,以居于卢水之滨,亦称为卢水胡。卢水胡的族源,主要的是匈奴,然亦杂有月氏胡和羌族的因素。此族东迁约在东汉末年。

粟特人原居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以东北地区。在锡尔河以北古有康居国,其国人民为康居人(亦称康里人),属阿尔泰语族。后来康居国同意了锡尔河以南诸地,统治的王族为康居人,人民则以粟特人为主,属于伊兰语族。康居王统一此区以后,分为数小国,如康、石诸国是也。各国之人至中国者即以国名为姓,晋代西域胡之石、康诸姓皆出此国。

总上《邓太尉祠碑》和《广武将军□产碑》所述,结合《晋书·载记》等文献记载,前秦时期,关中少数部族的分布:氐族集中屯聚在三原、九□、汗、雍一带,在长安的西北偏,正当泾水以西南的汗水流域。关中羌族的分布主要在冯翊郡,即在长安的东北偏,今渭河以北至洛河中下游之地为羌族分布的中心所在。屠各匈奴在中部县的西北有贰城,贰城的东西为其分部所在,各二万多落,史称之为“东、西曹”。在贰县的西境有彭沛谷堡,彭氏为卢水胡大姓。以此泾河以东北,卢水胡、屠各、西羌皆分堡而居,情况颇为复杂。北地、冯翊二郡间的马兰山,部族种类亦多。有马兰羌,亦称北羌。有屠各胡,亦称“定阳、贰城胡”。

十六国时期关中的少数部族皆集中在渭河以北各地。氐族集中在扶风郡和咸阳郡的西北,羌族集中在冯翊郡,北地、新平二郡和冯翊郡的西部则为屠各、卢水胡、西羌、北羌所杂居。以实力言之,氐、羌人数最多,实力亦最强。其次为屠各和卢水胡。自此而外,都居于少数部族的少数了。

西晋上承汉魏,把民户分作编户和杂户两种。编户包括士籍、民籍等,正式编入一定的郡县城乡,对政府有纳租义务,一般称为正户。杂户普通包括营户(兵家)、杂工户、医寺户等;在有少数部族杂居的地区又包括“杂胡”户。他们一般没有耕地,对政府只有服役的义务,如兵役、工役、差役等。这般人虽然也有户籍,但其身份较低,故以杂户为名。关中的“杂胡”户有羌户、氐户以及鲜卑、卢水、西域胡、苦水等户。同一部族之内,有编户也有杂户。

政治压迫和兵役剥削是使羌民落后并与汉族难于相互融合的主要原因。

三、 北朝前期的李润羌和北魏造像题名的四种方式

在北魏前期,关中没有造像题名之风。首创建寺造像题名之风的,就是出身于冯翊李润羌酋大姓的宦官王庆时(遇)。马长寿认为此风尚是一种佞佛、媚主而又浪费的行为。造像的盛行是由国内阶级矛盾和部族矛盾所爆发的多年战争而发生的。各阶级阶层的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经济生活上得不到满足,因而希望释迦帮助,在来世得到快乐。

研究目的,是想通过造像题名,看出古代部族在某一地区的分布,部族阶级阶层在一定时期的分化,各部族的聚族而居的情况和各部族之间的杂居情况、婚姻关系以及各族姓氏的变化等。上述各种事实如果能够弄得清楚,对于部族迁徙史、部族关系史、部族融合史的理解,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

收集到的造像题名碑文共有八种,可分为四类:1.家属造像,通过此类的题名可以看出各个家庭成员的组成,婚姻的关系和一部分成员的官爵。2.同邑同族同姓人的造像,可以看出同族同姓人聚族而居的情况。3.同邑同族异姓人的造像。4. 同邑异族异姓人的造像。从上述二类,不只可以看到同族和异族各姓的杂居情况,而且可以看出各姓之中和诸姓之间的阶层分化关系。

西羌入关最早,户口分布最广,他们的实力在前秦时仅次于氐人。关中的西羌主要集中在冯翊郡所属诸堡,而冯翊郡的诸羌又以李润羌为中心,故自前秦以来,李润堡的得失往往关系于长安之安危。羌酋对北魏有所不满,起兵反抗。北魏镇压李润的“叛羌”,如何处理,史无明文。王遇的“坐事腐刑”,显然和拓跋焘的征服李润有关。与唐代之征岭南,阉岭南豪族子弟杨思勗、冯潘州、高力士为宦者亦复相同。

同邑同族同姓人的造像以《雷树等五十人造像铭》最为典型。碑上题名者共45人,作50人,皆为雷姓、此碑题名的特点,只有男性,无女性,若婚配的女性参加其间,就不成其为同族同姓的造像题名了。此碑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许多关于北魏官轶和地理的知识。

同族异姓人的造像,唯全部是羌族妇女,无一男性邑子(除僧众沙弥外)参加其间。

关中在此时期的造像人主要是汉人和羌人,没有新从关外来的鲜卑以及其它北镇杂胡参加这种活动。一直到北周时,鲜卑和杂胡的造像之风开始逐渐开展。

四、 北朝后期鲜卑杂胡入关后的聚居和散居

北方鲜卑诸族的大量入关,在东西魏分裂的前后。首先,分裂的前7年,尔朱荣奉命镇压关陇各族人民的起义,率领军团入关,这是北方诸族大量入关的第一次。军团内的部族成分各不相同,鲜卑化的程度很深。后来大部分留居关中。其次,东西魏分裂,魏孝武帝元修带领文武官僚与所谓“六坊之众”的禁卫军来到关内长安,此为北方诸族大量入关的第二次。最后,河西和陇东原来就驻扎有很多的北方镇兵和牧民,大部分参加起义。相继失败后,被官军解散,编入官军之内驻扎在关内各地,这是北方部族进入关内的又一渊源。

西魏和北周的军事政治集中之区,也就是来到关中的北方部族的分布之区。长安为国都,西魏和北周的贵族官僚和禁卫军均集中于此。

生活一旦安定下来,驻军成家立业,并由了一定的文化水平,跟着便有立碑造像的事实发生。

北朝后期北方部族在关中的造像题名大致可分为三类:1.家族造像题名。2.散居在关内的北方诸族随所在村邑的汉族或羌族建立佛像,所以他们的姓名亦随各地的造像记留到现在。3.聚居在一个地区的北方诸族集体造像。

碑铭之中文武官衔如此众多,如此复杂,从此可知北朝的社会阶级阶层已经分化得很森严了。过去对于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民族”,我们认识不够,以为只有皇帝和若干将相是某个少数部族,如何能说某族便是“统治民族”呢?现在从渭南河北造像题名所列官爵看来,北周一朝除了朝廷的皇帝和将相是鲜卑和杂胡的成分外,各州刺史、各县县令以及带领军队的都督、统军、别将,甚而至于宗教的官轶,有许许多多都是由鲜卑和杂胡充当的。因此,我们对于历史,认识了汉族地主阶级与异族的统治阶级的阶级联合仅是历史的一个方面,进一步更认识异族对汉族人们自上而下的统治,从皇帝而下至地方官吏自成一个统治集团,对其他民族进行民族压迫,是历史的一个方面。从华州渭河北岸的造像题名显明可以看出,6世纪中国北方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乃通过民族矛盾而表现出来。

五、 渭河以北各州县的羌民和他们的汉化过程

《雷明香为亡夫同帝乾炽造像记》主要包括了雷明香母家和其亡夫同帝乾炽两个家族。从上述六对夫妇的姓氏,即同帝、雷、夫蒙三姓,彼此之间代代联合婚姻,说明他们行的是同族异姓的内婚制。从题名官衔又可以看到雷明香的母家和夫家都是羌族中的豪族大姓。

《郭羌四面造像铭》最困惑之处,就是郭羌的部族成分问题。一门亲眷,氐、羌、杂胡诸姓皆备,在其它碑记题名内是少见的。以我所知,唐代以前,无论鲜卑西羌大都保持着族内婚制,不与外族通婚。只有上层人物,如贵族、达官则不限在此。郭羌家属亲眷的姓别如此复杂,是否也和他的民望土豪的身份有关呢?

从造像类型可以看到北周时期的关中羌民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具有各种部族成分的人民同邑而居,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又以信仰相同,共同建立佛像,从此自然而然引导各族人民走上了相互融合的道路。第二,唐代以前关中渭河以北各地的羌族和北方部族长期盛行同族异姓的内婚制。族内婚制是唐代以前关中渭北羌族和北方诸族婚姻的主要形态。

关中渭北的羌民在什么时候才跟汉族、北方诸族融合在一起呢?就碑铭所见,关中羌人在隋唐时仍很活跃,稀见的羌人复姓仍不时出现于碑碣和造像题名之内。但隋唐时的关中羌族

与北朝时的不尽相同,大致具有四个特点:1.渭北羌族的上层人物,从前的活动多限于在渭北各地,以“民望土豪”出现于各个朝代。隋唐时,羌族上层人物的活动跟着隋唐政权的统一而亦逐渐扩大,在渭北以外,全国范围内东西南北的许多州县不时有他们的踪迹可寻。2.关中西羌的婚姻,在隋代虽然有些羌民仍然保持着同族相婚之习,但越到后来婚姻的范围逐渐扩大,特别到了中唐以后,就是僻居在渭北各州县的羌民,汉羌通婚已经成为数见不鲜的风俗了。3.关中羌族的稀有复姓,从唐代起逐渐改变为汉式的单姓。到了唐代,各部族的复姓虽然一部分仍然保留着,但有许多复姓,随着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经济合作、婚姻相通以及其它共同生活的交往日密,逐渐简化为汉式的单姓了。4.隋唐渭北州县的农民起义和部族战争很多,使原来定居在渭北羌村内的羌民分崩离散,流落各方,后来这些羌村遂成为外来汉族农民的新居村落。

少数民族复姓简化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最普通的方法就是在原来复姓的基础上,减去一个或几个复音的字,留下一个在汉姓中比较常见的单音字,作为简化的单姓。另一种可能是因为在原来复姓内找不到一单字与当时流行在关中的汉姓相同,于是产生了另一些方法:一种方法是舍弃了复姓中的任何一字,只取其一音与汉姓相同或近似者作为他们的单姓。另一种方法是并无音与义的根据,以某些偶然的理由,取汉姓中的一个单姓作为他们的姓氏。

渭北的羌民在唐代中叶以后总是一天比一天的汉化,最终与汉人融合为一族,彼此之间无所区别。在宋明,关中虽然仍有党、雷、井、屈、和、同、蒙等姓,但他们都是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已经看不到有丝毫羌族的因素了。

附录一、关中北魏北周隋初未著录的羌村十种造像碑铭

附录二、关于关中羌村羌姓的札记

古诗人之咏羌村者,以杜少陵为最著。《彭衙行》内二句云:“小留同家漥,欲出蘆自關”正可证明唐时羌汉杂居是很普遍的了。《羌村三首》叙述与老妻子女悲欢离合之状,三首内许多地方是叙述与村邻往还酬酢之情,丝毫没看出关于羌人的消息。《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对于羌人的衣饰特点是反映很鲜明的,同谷在成州,此地的羌人尚留守许多部族特点,关中之羌自中唐以来便多数汉化了吗?

唐代文人叙述羌姓者亦多,如王维和元稹。

近世记述关中羌村、羌姓的文献,主要是陕西的县志。然近世羌村与古不同。古代的羌村多为羌姓,村名与姓氏大体上是一致的。近世有的羌村只有其名,而无其姓,村名因此而改变者很多。羌姓不一定住在羌村,姓羌姓的人们已经不自知其原为羌族,有的且讳言自己的祖先是羌族。从这些遗迹,可以推测古代羌人在关中分布的面貌。

校后补记

北朝关中民间造像开始于何时的问题。马长寿写稿时采用《关中金石志》之说,以为关中民间造像始于北魏太和十二年(公元488年)的《大代晖福寺碑》。自从在耀县参观以后,便知从前的论断错了。耀县文化馆现存始光元年(公元424年)的《魏文朗等造像铭》,早于《大代晖福寺碑》六十四年,且在魏太武帝灭佛运动以前,这是目前所知北魏民间造像最早的一石了。由此一端,可知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只对未发掘的东西认识不到,就是已经摆在面前的东西也还认识不够。补记于此,以赎前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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