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的观察家

在翻开《人行道王国》之前，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在2019年的现在，阅读一本美国学者写的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纽约格林尼治村人行道上黑人摊贩的书？除了异域或者说异族的景观，这本书对我们又有多少启迪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简·雅各布斯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至今仍被人们反复阅读、引用和讨论，关于城市及其中生活的居民构成的有机体系，如果不考虑时代变化带来的变迁，有许多本质的问题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人行道王国》的作者米切尔·邓奈尔也对雅各布斯的书做了大量引用，并对其观点做了部分的驳斥。由于米切尔的写作方式的特殊性，他的这本民族志不是浮光掠影的问题描述——就像为了写作《深渊居民》的杰克·伦敦一样，他去到感兴趣的人们的中间——更像是一部好看的纸面上的纪录片。由四条街构成的两个路口，二十余名人物，仿佛就在读者的眼前。

一开始，米切尔的重心放在书贩哈基姆的身上。在格林尼治村，同样是摆摊，卖书和卖杂志以及“破烂”的摊贩之间有层级之分。前者通常有固定的住所，有进货渠道；后者的货品是捡来的，以及，他们没有一个房间和一张床，睡在街上或其他凑合的歇脚处。偶然的闲谈让米切尔发现，哈基姆不是他以为的流浪汉，居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曾有一份正式的职业。他意识到，可以就人行道上的生活写一本书。为此，他对哈基姆做了多次的访谈，写了书的初稿，并谈妥了出版事宜。

如果当时的书稿获得出版，那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作品。总之，哈基姆看了书稿，对米切尔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米切尔的视野过于狭窄，没有反映“街上的事实”。米切尔把失业多年的哈基姆请到大学校园，共同主持了一学期的课程。在和学生们的讨论碰撞中，新的想法逐渐成形。米切尔回到了街上，这一次，是作为临时摊贩。身为白人男子、大学教授的米切尔，开始帮这个或那个杂志摊贩守摊，用便携录音机录下发生的一切，有时当他不在现场，也请他们留着录音机。刚开始，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人们或敌视、或不信任、或想从他这里捞一笔。他经常被以各种理由讨钱，自费投入这项研究的米切尔感到，自己很快就要连录音带也买不起了。几乎是凭借着意志和运气，他终于获得了街头人群的认可。他听了每个人的故事，并向周边的人进一步核查事实，最后发现，有些听起来像谎言的故事，其实是真的。

摊贩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摊贩的，也不是从最初就无家可归。他们有的惹上了酗酒或吸毒的问题，有的仍有愿意接纳自己的家人。有时，促成长期流浪的，仅仅是某个有工作、有正常生活的人在某个瞬间的自暴自弃。一旦逸出常轨，扔下租屋和工作跑掉，就再也难以回到稳固的社会位置。像哈基姆这样失业后自行来到街上，希望提供书籍给他人，借此给他人以好的影响的人，毕竟不多。

米切尔的叙述由近及远。这是些怎样的人，他们有怎样的故事，政府为何允许这里摆摊，市政管理部门和大公司的“净化”决心又是如何影响这片区域的生态。他还写到不远处另一条街，一户每年冬天来卖圣诞树的白人家庭，和黑人摊贩们受到的待遇又有多少不同。例如有厕所可借或不得不随地小便这种细节，要不是和他们厮混过一个又一个白昼，他很可能看到了却视而不见。除了热心的研究者，又有谁会关心这些摊贩怎么解决如厕问题？米切尔有真正融入其间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心，他在书稿完成后把写到的人们一个个喊到宾馆，念给他们听，说服他们在文件签字，那份文件将保证他们共享版税。没有人认真听。不止一个摊贩愉快地喝了酒，和他称兄道弟。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出现在一本书里就足够吹嘘很久了。

作为学者，米切尔关心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更是政策及其施行方式会怎样影响到市民的日常。他忠实记录了摊贩伊什梅尔在圣诞节遭到警察清退的遭遇，作为测试，他在那个位置摆了自己的摊子，和警察及其上司有一场微妙的较量。另一方面，他和那些制订新规、让摆摊者的可用区域越来越少的人们做了谈话。当雅各布斯的“破窗”理论被执政者当作手段，他试图以这本书证明，任何人关于怎样才是安全的论调，都要落到具体情节中去。

“我们能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可以尽力地捕捉那些个人生活与宏观力量交错的时刻，并且在不能明确那些力量究竟是如何渗透进个体生活时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米切尔的坦诚贯穿全书。他后来终于学会了对三不五时来要钱的黑哥们说不，并给出另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手续上的法律上的。书出版后，他还试图和一名设计师合作，为摊贩设计可以当作拖车的桌子。该设计最终被厂商拒绝制造，理由是，市里的头头们都在努力清理摊贩呢，可不能在风口浪尖上冒险。